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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明朝崇祯皇帝 ------励精图治总无期[第1页]

作者:右派大佬1  更新时间:2017-05-20 02:25:32
崇祯7年(1634)甲戌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三月十五日,通过了会试的贡士们照例入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是一次大典礼,文武百官都身着斑斓的礼服跪在丹墀上,黑鸦鸦的一片。崇祯帝庄严地坐在皇极殿(太和殿)的御座上,等着群臣们一拜三叩的仪式完毕,才见到礼部官员引导着300多名贡士们鱼贯而入,按名次排列在大殿外面。
        当年唐太宗策试士人,见到天下学子中的佼佼者们鱼贯而入的时候,曾经极为得意地说过:“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此时的崇祯帝却并没有那样的好心情。朝廷以科举取士,重用科甲人才,是明代的祖制。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差不多被清一色的进士占据着,就连手握重兵,相当于大军区司令(而且兼管地方行政)的各处总督也是清一色的进士出身。但崇祯帝在自己执政的这几年间却深深感到,那些堪称八股文能手的进士们、翰林们,在处理实际军政要务的时候大多是些昏昏聩聩之辈。他很想在自己亲手考选的进士中挑出一批干练的人才,但面对着这一大群神色拘束紧张的书生,他又很怀疑其中是不是真有干城栋梁之才。
        前一天才紧急刊印出来的“策问”考卷下发到每一个贡士手上,考生们连忙浏览一番,全都表现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有的朝同伴们递送着不解的眼神,有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这篇“策问”试题中一连提了9个问题,出语严峭无华,却大多切中时弊,劈头第一问就说:“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复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见《国榷》卷93,第6册,第5633页。】
        从理论上讲,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考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监考,亲自阅卷评定名次,因此进士们都得意地自称是天子门生。但长期以来,明代的皇帝们大多对朝政毫无兴趣,因而所谓主考只是名义上的,有的皇帝仪式性地在考场上露一下面,有的则根本不出席,全部事宜都交给内阁大臣去处理。只有事必躬亲的崇祯帝才每次殿试必到,而且每次都认真地直接过问考试的各个环节。殿试时间较短,通常只考策论一道,就是根据皇帝提出的“策问”回答自己对于一些治国大政的意见。这相当于试题的“策问”通常也是由内阁拟出两三种再由皇帝挑选,大多空泛无实,贡士们也是以空对空,写上些歌功颂德的话交卷,反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全体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得到一个“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是“同进士出身”。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这一次参加殿试的贡士们早就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阁里套出了原拟的两道“策问”,事先写好了两篇洋洋洒洒的空洞文章,准备在殿试的时候誊写一遍就交差过关。谁知道,崇祯帝这一次对内阁所拟的两道“策问”都不满意,于是自己重新作了一篇。
        虽然只是一篇试题,他却实实在在是有感而发,因而这篇“策问”很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和对时事的看法。这篇300多言的“策问”共有9问,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最初的一问表现了他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不满,在他看来,官僚们在整体上已经腐败之极,士风败坏,庸碌无能,对此非彻底整治不可。但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振士风,使得官僚们勤廉兼备,德才并茂,他自己心中却毫无成算。除了端正士风之外,“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还包括抵御外患、消弭内乱、治理财政和破格用人。对于每个方面的问题他都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贡士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外患,他认为满洲本来只是属夷,地域狭窄,人口稀少,但一旦对本朝发起进攻,竟然势不可挡,实在不可思议。对内乱,他以为流贼与天灾互为因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财政他讲得比较具体,说是流寇蔓延,兵事孔急,国库空虚,粮饷不继,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人民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最后他特别提到:唐、宋时代文职武职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国初的时候用人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而现在却成了牢不可破的规制,这种压抑人才的陋规非改不可。
        贡士们常年潜心于八股文,对这些重大国政当然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们在皇帝眼睁睁的监视下才发现,题目同原来打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一时心烦意乱,文思全无,定了好一阵神,才硬着头皮各自应付了一篇,交卷。
        崇祯帝自己对这篇“策问”却是极其郑重其事的。国事日趋艰难,心中毫无成算,他很想通过候补进士们的集思广益找出这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能发现几个人才俊杰,以便让自己的帝国由乱而治,重新昌盛起来。因为有过很高的期望,见到那些言之无物的“策对”答卷就更叫他失望。内阁在初评后按规定把12份最好的考卷标定名次进呈御览,崇祯帝把这些“策对”仔细研读了一遍,觉得竟没有一篇能让他满意。难道天下人才真的枯竭到这种程度了吗?他仍然不甘心,让内阁再选一些比较好的送进宫来。辅臣们只得又选送了12篇。仍然不好,但其中的一份总算针对“策问”中的问题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打开弥封一看,是河南杞县举人刘理顺。崇祯帝只好矮子里拔将军,把这个刘理顺钦定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实这位刘理顺也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关系少没门路,在殿试之前没有探听到内阁原来拟定的试题。因为本来没有特别的准备,见了崇祯帝亲自出的“策问”反而不紧张,从容抒写,竟中头魁。有些时候,老实人并不吃亏。
        这次小小的殿试制度改革,只是崇祯帝在执政期间所进行过的无数次革新尝试中的一次,而且也像他所进行的一切革新项目一样,丝毫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御极已有7年,一直痛切地感到朝中无人才,天下无人才。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们也确实是无用的居多。明朝特重科举,科举考试又只重八股文,引导大批士子终身读经制艺,头脑中除了程朱理学的一套性情义理的教条之外空空如也。这就造成明代各级官僚和士人只会空谈天理,极少政治、经济和军事才能。《明史》上说:“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卷252,第21册,第6542页。】是很公允的评价。空谈之余,在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德”轻才,重义理轻实际的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东林党人总体上比较清廉正派,为了他们自认为的正义也曾轰轰烈烈地流血牺牲,但其中却很少有干练的政治家。而且这个政治派别的最早起源恰恰是同反对干练的政治家张居正有关。在一次讨论京城防御清兵的时候,崇祯赞成使用西洋人汤若望教习的火炮部队,天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左都御史刘宗周竟然说:“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教,蛊惑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技御敌,岂不贻笑天下!”崇祯回答:"火器乃中国长技".而朝野中的士人竟也对刘宗周的凛然正气大为折服。【《山书》卷16,第432页。】(待续)
    
      毕自严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任户部尚书,在六部尚书中资格最老,而且年逾70,多年主持帝国混乱脆弱的财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为了一件说不清楚的小事罢官入狱,许多官员都有些为他不平。御史李若谠、给事中吴甘来等人上疏为他求情,希望至少先让他在家中待罪,听候处理,免得因年老多病,一旦死在狱里,“致皇上不能全其恩”。【《山书》卷6,第137页。】但崇祯帝要严办毕自严,却是有意要给户部和地方官员一点颜色看看。
        几年来,国家的财政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军费开支太大,二是由于各地灾民流离失所,许多地区正额和加派的赋税严重脱欠,根本收不上来。在崇祯帝看来,有额无税,全是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的贪污与无能造成的,因而多次严申要彻底核查“逋赋”(拖欠税收)。他自己也天天抱着账本、拿着算盘,像个账房先生一样地给各部门各地区的官员算细账。只是他这个账房先生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旦算出毛病就会凶相毕露。有关部门根据皇帝的意旨议定:各省巡抚、巡按要负责对所属府、州、县的税收情况严格审核,【《国榷》第5651页。】知府完不成应缴钱粮的不能提升司官、道员,推官、知县完不成应缴钱粮的不能参加考选升迁,而且都要根据情况降级罚俸。几番清核之后,有些逋赋严重的地区,地方官被罚俸累计几十年,降级达80多级,就是作上几辈子官,每年都连升3级,也抵不上所罚之俸,所降之级。
        严格催科的结果却是使户部的办事人员得意起来,地方官员到京奏销钱粮,都先备厚礼贿赂户部书吏,只要贿金够了,书吏们自有办法在账面上把该地的税收结清。如果不送礼,就是已经结清的地方也可能变成没有完成税收计划。因此京中有一句传言,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三垣笔记》第8页。】这种情况会给财政收入造成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崇祯帝对户部作弊的情况也多少有所了解,因而对理财无方,贪污有道的户部官吏更加痛恨。毕自严主管户部多年,既没有想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又不能严格管辖手下的司官书吏,令人切齿,实在应该得到严惩。但仔细想起来,毕自严多年苦撑残局,竟然找不到什么大的罪行。因此在耍了一通威风之后,崇祯帝竟然难得地开恩释放了毕自严,让他出狱在家听候发落。这个案件用了一年功夫也没有查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个时候才匆匆了结,毕自严还比较走运,只是被削籍为民,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在毕自严之前和以后,被崇祯帝处分的大臣,自内阁大学士至尚书、侍郎、都御史,总共有数百人之多。崇祯帝轻于用人,也轻于治人,在他17年的统治中,先后任用过整整50位内阁大学士,人称“崇祯五十相”,这不论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创下了最高纪录。六部、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在整个崇祯时期,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礼部尚书11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人,七卿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在崇祯的17个年头中,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像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交替更换。崇祯帝好像是想在这频繁的更换中最终物色到自己中意的贤臣,但最后还是都不满意。
        更换朝臣常常伴随着严厉的外罚,罢官、削籍、坐牢、流放、杀头,几乎成了崇祯时期各级官员们的必然归宿,多年做官而不受处分的反倒成了不正常的现象,被人当作捣鬼有术的怪物。但惩办主义并没有真的让官僚们振作起来,却使得相互推诿,逃避责任,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风气大为盛行。兵部协理戎政尚书陆完学主管京城卫戍部队的训练,凡事只知唯唯诺诺,居然作满了一任平安司马。在离京的时候他的继任张四知为他饯行,他特地把做官的四字真经传给了继任者,就是“行无所事”。张四知果然照着办了,来了公文就批“照行”,绝不多置一言,后来竟然还入阁当了辅臣。这位张四知又把“行无所事”的四字真经到处宣传,说依照而行,甚为得力。【谈迁《枣林杂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2月《笔记小说大观》本,第32册,和集,第191页。】
        在惩治失误官员的同时,崇祯帝更下了狠心惩治贪污。正如前面讲到的,明代官僚的贪污腐败是结构性、制度化的,为官必贪。而且不但官员贪污受贿,凡属宦官、师爷乃至门房、皂吏,只要职位同国家权力连上点边的,没有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兵部尚书傅宗龙因得罪皇帝被下狱,刑部国家监狱要收入门费,而且每一道门都要收费,傅宗龙走到“天下太平”门前,身上的钱已经告磬,狱卒却死活不让他进去。这位大司马只好先席地坐在监狱的院子里,派家人再回去取银钱,最后才算奉旨入监。甚至御史们到会极门投送奏本,守门太监也要按例收取三钱银子的手续费,没有钱就拒绝接收。天子门前尚且如此,风气可知。
        崇祯帝一向对于官员的贪污贿赂深恶痛绝,但好像一直也没有弄明白造成这种无官不贪局面的内在原因,总是想利用手中至高无尚的权力和强硬的手腕来扭转这种贪污成风的局势。从技术的角度讲,要压下贪污之风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俸禄制度上保证官吏的基本收入符合当时社会公认的官吏生活标准;二是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前面一条由于饷匮粮乏也由于崇祯帝生性吝啬,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而只能从后一方面努力。
        明朝本有一套监察系统,就是都察院及其所辖的100多位御史。但同整个政治系统一样,监察系统也是头重脚轻,效率低下。全部御史名义上都是京官,以中央特派员身分监视地方的巡按御史在一般情况下每个行省只有一人。贪污的渊薮和第一起点却正是在地方上,以一个人的精力监督全省几十个府县的数百名官员,实际上只能以空对空。而且全部监察系统的作业方式都是陈旧的个人负责制,由每个御史根据自己的好恶“风闻奏事”,都察院和御史们本身没有治裁处理的权利,甚至也没有组织调查的权利。在缺乏机制性制约的情况下,即使都察院的全体人员都奋发努力,疾恶如仇,也只能检举少数几起撞到枪口上的恶性案件,对于官场上弥漫的贪贿之风还是莫之奈何。何况普通御史只是七品职衔,俸薪之低几乎为全体官员之最,御史也要生活,也要排场,因而也得受贿。事实上明末御史贪贿大案发生过多起,天启时崔呈秀巡按淮扬,贪赃受贿达数十万两,被都察院自己检举出来,劾疏中说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春明梦余录》卷48,下册,第277页。】这是说过去的巡按贪污程度都没有崔呈秀那样严重,并不是过去的巡按不贪污。崇祯时期也发生过淮扬巡按御史史×(上範下土)贪污案,他在淮扬任上一度代理巡盐御史职务,主管盐税,仅几个月功夫就贪污盐税21万两。由贪官监督贪官,其效果可想而知。
        崇祯帝也知道都察院的监督系统不灵,而且对于朝臣因情面关系通同作弊也一直是疑心重重,所以在他的反贪斗争中更为依重由自己掌握的东厂和锦衣卫特务系统。东厂和锦衣卫是一套集侦察、拘捕、刑讯、判决大权于一身的皇家秘密警察组织,密探遍于天下,常常深入到官僚家中假充奴仆卧底,探听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关于官员士绅们私生活方面的一些消息。崇祯帝对了解官民的隐私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而从来都对这套特务系统非常重视,也很信任。在他的统治时期,厂卫特务组织虽然没有魏忠贤时代那张狂无忌,侦察办案的效率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常让朝臣有谈虎变色之感。
        崇祯帝决心严办的惩贪大案大部分是由厂卫侦察出来密报,全部交由厂卫系统调查审理。崇祯6年(1633)七月,锦衣卫密探侦察到江西彭泽县知县张子廉买通吏科给事中曹履泰谋求升为运同,而且抓获了作为这次交易中间人的监生项珍,还搜到张子廉写给吏部郎中王三重和吏部员外郎弓省矩的请托信件。这本来是明末官场中最常见的事情,但既然被皇帝抓到了,就当成大案处理起来。崇祯帝亲自指示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全部被逮捕。因为案情很简单,又没有涉及到有势力的大官僚,案子很快就了结了,几个官员都被革职,张子廉和曹履泰遣戍充军,弓省矩在狱中自杀。崇祯7年(1634)六月,东厂番役又在南京搜查到原任兰州知州李景时托河西道朱纯给南京左都御史张延登写的信件,希望张想办法给李景时安排在南京任职。事发后,朱纯、李景时等人全被逮捕。【见《国榷》卷92,第6册,第5614页;卷93,第5645页。】
        对于厂卫系统侦查到的地方官员横征暴敛肆行贪污的案件,崇祯帝也一律严处。在崇祯7年(1634)先后抓获的地方官员有四川安县知县钟士章、巴州(今巴中)知州杨文明、南直隶和州(今安徽和县)同知邝毓秀、六安州同知路之泰、湖广京山县(今湖北京山县)知县李春华等一批人,后来都以贪虐的罪名充军边卫。虽然同太祖时期对贪污者剥皮实草,摆在大堂里当作标本展览相比,崇祯帝的惩处还不算太重,但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上,这样集中而严厉地处理地方官员的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
        问题在于,崇祯帝用来作为反腐败主要工具的厂卫系统自身就极为腐败。东厂和锦衣卫从主官到吏卒爪牙没有一个不贪狠异常,不但受贿索贿,还常常有意制造冤案,趁机勒索。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泄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恒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恒索贿。胡守恒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销了灾。【见《三垣笔记》第4页。】见于有这种情况,可以想象,那些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虽然大部分都是罪有应得,却只是贪官群体中极个别的倒霉鬼,真正神通广大的贪官们是很难受到惩治的。在崇祯帝严厉惩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反而是贪鄙成性的厂卫特务组织。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严惩,由于不得要领,崇祯帝的反贪倡廉运动没有见到丝毫成效,贪污贿赂的行为反而在不断发展。到灭亡的前夕,京城里授官索价已经高得惊人,而且明码标识,绝不还价。知县要进京作主事,任职兵部的要1000两,任职礼部的要2000两;部郎外转道员,好地方需要5000两,有一位讨价还价,只给了3000两,结果只被授了一个知府。【见《三垣笔记》,第188页。】但到那个时候,崇祯帝已无暇也无心过问这些“小事”了,只能让这腐败之风同腐朽的王朝一起覆灭。
    
    选拔人才不得要领,肃贪倡廉没有成效,士风不振,百病丛生。正是面对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崇祯帝才又重用起身边的太监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内心里一直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中。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总是倾向于把宫中的宦官看成绝对亲信和真正的自己人,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宫奴太监仗势弄权最后把皇帝本人也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直接生死废立皇帝的,大多数专制君主还是喜欢把宦官当作最容易操作也最值得依赖的一个群体。崇祯帝读过许多历史,也亲身经历过魏忠贤专权时代的惨痛,但在他自己的独裁生涯中,在对待和任用太监的问题上,却还是不能突破历来的模式。在宫中,他对宦官其实是相当严厉的,为了一些不大的过失受到杖责、监禁、罚充净军甚至处死的大小太监不计其数。被派到各地执行公务的太监如果出现失误,受到的处分也往往要比廷臣严重得多。在崇祯中后期,有一大批监军太监因负责的地方军事失利而被杀掉。
        但这种严厉表现出的是一种主子对奴才的威风,当他同“外人”打交道而把宦官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一个分子(尽管是地位极其低下的分子)的时候,他的心理感觉就大不相同了。他同朝官的关系通常很不好,互相轻蔑,甚至互相敌视。而在这种同朝官的对立中,他就很本能地把自家的奴仆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资源,一个筹码,忍不住要充分利用。在17年的统治中,他曾经3次大规模招募宦官,共增加宦官1万多人,每月仅增禄米即达7万2千石,年增靴料银5万两,宦官的人数超过了前几代。【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7页。】拥有这样一大批宫奴,崇祯帝似乎觉得在同朝臣的明争暗斗中更有了底气,于是凡是在他同朝官关系特别恶劣的时候,总会出现太监权力膨胀的情况。
        早在崇祯4年(1631)的秋天,他已经开始对于朝臣们的能力和品德失去信心。他最发愁的事情是辽东的敌情,陕西、河南的民暴和财政的匮乏,而在这几个方面,朝臣们不但不能为他分忧解难,而且常常对他有意欺瞒,让他连基本情况都摸不清楚。他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故意想让朝臣们难堪,在这个时候决定重新起用中官监督各要害部门。
        九月初九日,崇祯帝特命宫中太监王应朝、邓希诏等人出京监视山海关、宁远、蓟镇等处军粮以及各边防抚赏情况,实际上就是用这些太监充当各战略要塞的特派员,直接向皇帝传递情报信息。二十六日,他又任命司礼太监张彝宪监督户部、工部两部的钱粮往来,并特意为这位大太监建立衙门,称作“户工总理”。不久,他又派遣太监王坤、刘文忠、刘允中等人监视宣府、大同、山西等处兵饷。再后,则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太监监军,每处重镇都有太监镇守了。
        由太监监军的办法,尽管在明朝也算是自古有之,但由于太监们依靠在宫中的势力,难免要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而且事权不一,将帅被太监掣肘,也给军事行动带来许多不便,这种制度早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被革除,直到魏忠贤专权时才再次恢复。崇祯帝拨乱反正,全部撤销监军太监,当时是得到了一致喝彩的。但仅仅过了不到4年的时间,这种弊政却再度被恢复,而且变本加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这不能不让朝臣们大为震惊。
        在朝臣们看来,恢复太监监军、监部的制度,不仅意味着将要破坏军务、政务,而且体现出皇帝对于朝臣极大的不信任,甚至是极大的轻蔑。更为重要的是,由太监监军、监部还将大大侵夺朝臣的权力和利益。为此,朝臣们对崇祯帝的这项决定表现出空前一致的坚决反对。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几人交章论谏,不被理睬。南京侍郎吕维祺纠劾辅臣不能匡正天子,转弯抹角地还是批评皇帝。吏部尚书闵洪学以百僚之长的身分率领全体朝官公同上疏,反对内臣参预军政。崇祯帝为此召见群臣说:“如果你们都能殚心竭力为国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内臣呢?”【《明史》卷305,第26册,第7828页。】于是一项一项逐一指责朝臣的偾事与无用。朝臣竟然也无言以对。
        崇祯帝再次重用太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那些每天在宫中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太监们看成是自己耳目的延伸,派太监出宫办事,就是四面散布下了自己的诸多耳目。既然朝臣、边帅都已经无可信任,多派太监四处收集情报并在关键时刻代表自己处理要务,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对于朝臣中长年积累下来的陋习弊端,似乎也只有任用太监才能克服革除。
        果然,受命监视宣府的太监王坤到任不久就检举新任宣府巡抚马士英挪用库存饷银6000两,于是马士英立即被逮捕审问,不久被判处流放遣戍。这个表面上看来很简单也处理得很公平的贪污案却在朝官中引起许多不平。原来,根据多年来的陈规,每一个新被任命的巡抚在上任后,应该立即给京中各要害部门送上一大笔礼金,数目都是有规定的。但新任的巡抚通常并没有那么一大笔钱,于是历来都是先从库银中预支,等以后有了钱(当然也是靠受贿而来)再行补垫。也就是说,马士英的所作所为尽管不符合法规条例,却是多年来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是符合惯例的。【见《烈皇小识》卷3,第80页。】对于朝官们来讲,这些陈规惯例是自己应有的一种权益,不应受到破坏,不然的话,皇家所给的那点微薄以极的俸禄连糊口尚且不够,更不要说置家业,立恒产了。但崇祯皇帝却不想考虑朝臣们置业立产的事情,他只是痛恨朝臣们的舞弊和贪黩。王坤之类的无情检举可谓正中崇祯帝的下怀,更使他以为只有内臣才能决绝情面,剔除积弊,也只有利用内臣才能对腐败的官场进行彻底整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监们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身为户、工两部总理的司礼太监张彝宪俨然是钦差大臣,在户、工两部颐使气指,把尚书、侍郎全不看在眼里,还命各司郎中以下官员都要来拜谒。工部侍郎高鸿图不愿身居于太监之下,上疏抗议说:“臣部有公署,中间是尚书之座,两旁是侍郎之座,这是国之大体;而今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二部,位在尚书、侍郎之上,这是有辱朝廷,亵渎国体。臣为侍郎,是尚书的副手而非内臣的副手,为了国之大体,臣不能不慎重其事。”【见《崇祯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本,卷5,第88册,第153页。】崇祯帝对高鸿图的抗议置之不理,高鸿图于是接连7次请求辞职,崇祯帝被惹火了,一怒将他削籍为民。此外,工部主事金铉与同仁相约不要私行拜谒,惹恼了张彝宪,也被纠劾免职。工部尚书周士朴由于不愿配合张彝宪工作,有旨诘问,在崇祯7年(1634)也罢官削籍而去。其他如南京御史李曰辅、礼部主事周镳等都以攻劾张彝宪被罢职,工部管盔甲主事孙肇兴为了攻击张彝宪误国还被治罪遣戍,给事中庄鳌献请求撤回内臣监军,被下狱治罪。
    
      朝臣们同太监斗争动辄得咎。太监们更为嚣张起来,甚至有点忘乎所以了。监视宣府太监王坤上任后先是弹劾倒了巡抚马士英,接着弹劾倒了巡按御史胡良机,进而参预朝中大事,上疏弹劾起朝中大员,甚至直接导致了内阁首辅周延儒的下台。普通的文武官员深受宦官欺压,更为不堪。崇祯6年(1633)七月,总兵官张应昌率军到晋南围剿农民军,军中的监军太监阎思印趁机大肆向地方索贿,汾阳知县费甲鏸因为满足不了这位大太监的要求,百般无奈,竟然投井自杀。各地被出京的太监挟制凌辱的官员怨声载道,朝中官员们反对太监监军干政的呼声也从没有断绝。
        虽然在表面上,崇祯帝任用太监坚决果断,不容朝臣提出异议。但他心里却也有几分明白,宦官们虽然是自己人,但那些生理和心理上都有致命缺陷的宫奴们同样多是贪鄙昏溃之辈。他用这些人作心腹和骨干,一是因为“内”“外”有别,有一种心理情感方面的因素,另外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计。何况他又是一个极好面子,极重声誉的人,也分明知道,过分重用内臣,不论是在现实的口碑中还是在将来的历史记载上,大概都不会得到什么好评。这一点凡是读过些史书的人都会懂得,崇祯帝的史书读得很多,也颇精,又极想在青史上占据一个超过唐宗、宋祖那样的位置,因而任用宦官不但是朝臣的一大心病,也是他自己的一大心病。
        因为总是一块心病,他会时不时地表露出来,一说到任用太监就忍不住要控诉朝臣的不力,倾吐自己的苦衷,极力为自己的这个作法辩解。在同朝臣的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他还会主动提出裁撤监军、管部的太监。
        崇祯7年(1634)八月,崇祯帝就做出了一次这样的决定。他为任用太监的事情发表了一份特别上谕,但先把朝廷官员大肆指责了一番:“国家开科取士,对官员寄予厚望,待遇优隆。朕御极之初,撤还镇守内官,天下大事全部听凭朝士裁处。不想诸臣营私舞弊,推卸责任,不恤百姓艰辛,置民生于度外,甚至刻剥侵吞以图升官自肥。间有一二清廉谨慎者,又拘泥迂疏,不能恪尽职守,或是性情钝陋,被属下欺蒙;即使有少数能不恂私情,却又因循推诿。总之居官只求有正直之名,于时政毫无建树。……这都是士大夫负国家之恩!”【见《国榷》卷93,第6册,第5655-5656页。】批评够了,才转而说自己是不得已才“恢复”祖制,任命内臣出边监军,并添设两部总理,都是一时权宜之设,同时也是为了让朝臣们自我反省。现在制度初步理清,官员们或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耻辱,所以决定将总理、监视等内官酌量撤回,以证明当初派遣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危起见。这次裁撤内官留了一个尾巴,著名的太监军事家高起潜没有被撤回来,仍然负责监视山海关、宁远两镇军事。据崇祯帝说,这是因为关、宁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暂时无法撤回。
        从起用太监统兵理政,到自圆其说撤除太监,崇祯帝被自己的矛盾心理推动着转了一个圈子。从此以后,他开始沿着这个圆圈旋转不止,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太监监军甚至直接任命太监为军事统帅的情况不断发生,又一次次地被他自己否定,重新撤回。最先被这种无止无休的反复弄烦了的反而是对内臣监军最不满意的朝官们,到崇祯朝后期,他们已经懒于再提宦官领军的事情了。只有崇祯帝自己,还是被英主之名和执政实利两种诱惑交相趋使着,仓惶反复,转圈不已,直到灭亡的时候也没有决定下来,到底是重用内臣好还是不用内臣好。
    
      一次又一次自以为是的改革图强都不见效,崇祯帝渐渐感到了形势的难以抗拒,自信心不断受到打击。崇祯7年(1634)以后,他的朝气蓬勃日渐消退。他仍然在渴望着天降奇才,仍然在破格用人,但破格常会破出笑话来。明末士大夫中广为流传的有好几起崇祯帝滥用“匪人”的事件。
        最早的一起发生在崇祯9年(1636)初,有一个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武举叫陈启新的跑到京城向皇帝进言,因为没人理采,就在正阳门前面跪了3天。崇祯帝在宫里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新奇,派人把他的奏疏取了进来。陈启新的进言里面说:“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而做官后就恣行奸慝,这是‘科目之病’。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还是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现在却只用进士一途,举人、贡生不能升至高官,以至于一中进士就行为放诞,这是‘资格之病’。旧制教官也可以作给事、御史,后来稍严,举人为推官、知县者仍可选任,如今只从进士中选用,剥下虐民,恣其所为,这是‘行取考选之病’。……”【见《复社纪略》卷3,第228页。】
        陈启新所说的正是崇祯帝平日最关心的用人问题,而重点攻击的又正是崇祯帝深为痛恨的由进士包揽一切要职,因而极受崇祯帝的赏识。崇祯帝觉得,一个被士大夫们所不耻的武举竟然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本身就证明卑贱者最聪明,反过来也说明士大夫的无能无用。他立即传旨破格任用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准备将来再委以重任。给事中虽然只有从七品,却是显要之职,通常士人得中进士之后再考取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三年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才能担任。另一条渠道就是所谓“行取考选”,是进士出任知县、推官或是小京官多年之后,政绩优异,经过考核选拔后任用。陈启新以一个武举的身分,由于进言合于圣意就直升为给事,这引起了朝士们极大的愤慨。
        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小人物因进言而受到天子的青睐,升官晋爵,又给民间无数小野心家带来了挡不住的诱惑。在陈启新之后,各种闲杂人等上京进言的如同赶集逛庙会,纷纷扰扰,无止无休。其中一些人还提出足以让朝臣们震惊的建议。
        这年四月,一个比陈启新还低一个档次的武生员李璡进言说,缙绅豪富之家,大者家产千百万(两),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可胜数,应令他们以私产输官助饷,可以满足国家急需。这种剥夺豪富资产的提议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大学士钱士升为此拟旨,要把李璡交法司严加治罪,并且上言说:“这是衰败时代的乱政,李璡竟敢以此向皇上进言,真是小人之肆无忌惮者!”“郡邑有富户,也是贫民的衣食之源。因为兵战不息而归罪于富户,籍没其家,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横征暴敛的时候也没有用过的手段。”【见《明季北略》卷12,上册,第196页。】到底谁是谁的衣食之源,我们没有必要去同古人辩论了。崇祯帝毕竟是统治阶级的皇帝,虽说听到能够满足国用不由食指大动,但在朝臣们的一番“大义”面前还是裹足不前了。他没有敢实行搜括富户的政策,但也没有按照钱士升的意见治罪李璡,以广开言路的名义放过了李璡。
        朝臣们却不能对这种况状保持沉默了。言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发动了一个反对任用陈启新的高潮。高级大臣们也跟着披挂上阵,钱士升借着李璡进言的事件对任用陈启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自陈启新言事直升给事,近来借进言为名希图侥幸的大有人在,……大乱自此始矣!”崇祯帝对自己的创新遭到朝臣反对大为光火,见到阁臣居然也参预进来更是愤怒,在钱士升的奏本上批旨道:“即使想沽名钓誉,此前《四箴》一本已经足矣,何必这样喋喋不休?”钱士升见皇帝动怒,只得乞求退休,立即就得到了批准。【见《明史》卷251,第21册,第6487-6488页。】
        言官们却还是不屈不挠,御史詹尔选上疏说:“辅臣钱士升不过偶然因一事代天下抒发郁愤,竟致罢去,恐今后大臣没有敢于言事者。大臣不敢言,则小臣更难言事。每日与皇上言事的,都是苛细刻薄,不识大体之徒。貌似忠直,如狂如痴,得计则招摇于朝,败露则逃之夭夭,骇人心志,乱人耳目,毁弃成法,酿造隐患。如此以往,天下大事还能忍心再说吗?”崇祯帝见他疏中所言,句句都在尖刻地讽刺自己,顿时大怒。他在武英殿召见了詹尔选,声色俱厉地质问:“朕如此终日焦劳,天下人还怀疑朕吗?”【《明史》卷258,第22册,第6673、6674页。】詹尔选却极为强项,绝不屈服认错。崇祯帝气极败坏,命锦衣卫把詹尔选抓起来拷问治罪。大臣们却集体跪在皇帝面前请求宽免。崇祯帝顶不住朝臣的压力,最后才改为由本部门议罪。第二天,都察院议处只是停俸一年。崇祯帝不满,命会同吏部再议。两个部门合议的结果仍然只是降级调用,又被驳回。经过几番反复,詹尔选终于被革职削籍,但毕竟是全身而退了。
        一个面临着亡国危机的破败朝廷,不用心思去对付那些迫在眉睫的大难,却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君臣之间乱哄哄地大动肝火,这场闹剧本身就是一个亡国之象。而天子和朝臣们却斗得津津有味。此后仍有一批言官弹劾陈启新,都被崇祯帝撤职或是降级。
    
    朝士们没能用直接的抗议赶走陈启新,就改为用阴柔的方法,抓住一切机会对他进行诋毁。陈启新先任吏科,后升任刑科左给事中,先后任职6年,朝士们绝不与之交往,却不断地搜集整理他的黑材料。陈启新本来是个小人,志得意满后不免招摇过市,家里人在乡下也横行霸道起来。崇祯帝对这个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渐渐烦了,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显示有什么经天纬地的治世之才,在言官位置上提出的几次建议也不再能够正好切合皇帝的心意。见到时机成熟,御史们对陈启新发动了新的一轮攻讦高潮,说他请托受贿、还乡骄横,不忠不孝、大奸大诈。崇祯帝此时却已经不想再为一个不感兴趣的小人物同朝臣们作对,因而顺水推舟,同意对陈启新进行审查,后来据说是罪有实据,又将其削籍,交由地方官员追赃拟罪。
        陈启新虽然不是什么清廉正直的人,却实在没有过贪污受贿的劣迹。因为不论朝官外官,对他本来心存恶意,又怕他收了钱反咬一口,所以没有人去贿赂他,他作为言官也没有贪污的机会。但皇帝已决定对他治罪,要辨白也难,这时候他正回乡在家,听见消息就溜之大吉,从此隐匿不出,直到明朝亡了也没有把他逮捕归案。朝廷官员被皇帝治罪却畏罪逃跑,而且潜逃成功,这在明代历史上也算一件奇闻。当时兼管苏北地方事务的漕运总督史可法事后对人说:“陈启新其实很穷。如果为他翻案,弹劾他的御史就要获罪;如果坐实其罪,追赃的几千两银子到哪里去找呢?”因此有人说其实是史可法故意放他走的。【见《三垣笔记》第74页。】
        正在廷臣们为了一个陈启新同崇祯帝斗成一团的时候,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刚刚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的理学名家刘宗周上了一份《痛愤时艰疏》,正好可以看作是对崇祯帝几年来锐意求治的总结。他在疏中说:
        “陛下锐意求治,而圣王治天下之道却未及讲求,行政举措多未得要领。……己巳之役,群臣一无良策,朝廷于是有轻漫士大夫之意。自此以内臣为耳目心腹,为国家干城。治理国家只重刑罚,朝中大政归于琐细,天下大事日趋败坏而无法挽救。厂卫司掌辑察,而告讦之风日盛;诏狱遍及士绅,而官体尊严扫地。人人自危但求无过,欺蒙推诿已成风气;事事仰承天子独断,阿谀逢迎充满朝堂。司法不由刑部主持,罪犯反而更多,皇上勤于办理大小案件,每年亲自审理达数千起,慈悲之心越来越少。……以钱粮收缴考核官吏,官员更贪,胥吏更狠,所欠粮饷更多。严刑催比税收,百姓全无生路,致使盗贼蜂起。用内臣为总理,户、工两部无所作为;以宦官为监军,封疆大吏不负责任。内臣掣肘,督、抚无权,造成将懦兵骄,朝廷无力约束。接连限期平贼,逼迫将士杀良冒功,天下生灵涂炭。”【见《明文海卷63,第1册,第555-556页。】
        刘宗周对于崇祯帝几年统治的弱点揭露得太准确太彻底了,竟然使得崇祯帝一改往日的作风,对于这个胆敢如此直言无忌的人没有惩处泄忿。最初见到刘宗周的奏疏,崇祯帝确实暴怒了,疾言厉色地要内阁拟定严旨。内阁连着拟定了4次,都不能让他满意,每一次票拟送上来,他都要把奏疏再重读一遍,然后手执奏章在宫中不停地走动,显然内心十分激动。在接连激动了4次之后,他好像平静下来了,还是亲自批了旨,只是说:大臣论事应当体察国家时势,不应学小臣那样归过于朝廷,为自己争敢言的高名。同时还表彰刘宗周清正耿直。【《明史》卷255,第22册,第6579页。】
        看起来,对于刘宗周为他作的总结,他也没有办法一概否认。励精图治最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竟是这样一种评价。他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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