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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条驿道和两个省的诞生[第1页]

作者:ahada  更新时间:2017-06-12 23: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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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印象和概念中,历史总是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而政治免不了深思远虑的长远布局。可最近我在阅读有关苗疆的一些古籍时却发现,其实不然,历史有时就是时代进程中的一连串的偶遇和巧合;而政治,什么玩意儿都不是,只是当局者为了解决接踵而至的难题,拆东墙补西墙所产生的结果。云南虽然地处西南一偶,但在唐朝、宋朝、元朝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忽必烈在元得天下后不敢怠慢,出重手经营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建立了云南行省,为了云南到湖广和大都(今北京)的驿运,建了一条中庆(昆明)到湖广西部的驿道。而为了这条驿道的畅通,在其后的五百年里,分别在明朝和清朝衍生出贵州和湖南两个省的建省,你不要以为我说得是一场狗血剧,这是有着扎扎实实古代典籍证实的历史事实。

    草莽还是皇族?——庄蹻和他的进滇线路

    故事是因云南而起,和后来这条驿道扯上关系的最初是一位神秘的楚国将军。
    云贵高原被称为“西南夷”地区,遍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酋邦或方国。据彝文文献记载推算,古夜郎立国在春秋中叶,至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国灭,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滇立国及灭国时间稍晚一些。夜郎国以今贵州为中心,占有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四川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的广大区域;滇国在夜郎以西,如《史记》所说:“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滇国以今昆明、呈贡为中心,占有环滇池周围数百公里土地。
    夜郎国及滇国人祖祖辈辈在云贵高原上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是夜郎地区的居民,高山深堑的阻隔,他们很少受到外界惊扰。构成夜郎国及滇国主体民族的夷、濮、越三大族系及稍后进入夜郎境内的苗瑶族系,在封闭式的生活圈子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夜郎自大”的成语就这么来的。如司马迁所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夜郎国及滇国人处在自我满足的状态中,百年间经济社会也没什么发展。终于有一天,这一切都为来自楚国的庄蹻的队伍所打破。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楚国受到秦国军队的大举进攻,楚将唐昧战死,楚国灭亡在即。楚将庄蹻受命西进,取道云贵,北入蜀境,包抄秦军,切断其后路,以实现夹击秦军之目的。
    庄蹻占领且兰(今贵州福泉)、夜郎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往西攻下滇国,占领了大片土地。适逢秦国出兵攻陷巴(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及黔中(武陵山区)一带,庄蹻回楚的路已断绝,不得不留下来。庄蹻入乡随俗,他不仅当上了滇国国王,也统治了包括夜郎、且兰在内的西南各方国。
    这次“庄蹻王滇”传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考察西南边疆族群起源的必征史料之一。
    这些史料的始作俑者是司马迁,他得到的材料是第一手的。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自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北方边患的平息使汉武帝得以将目光投向辽阔帝国的西南一隅。开展了持续六年之久的平定西南夷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线告捷落下帷幕。 在这次战役中,西南夷各部君长大多身死国灭,唯独滇王尽享殊荣,得以善终(夜郎国君也被赐印封王,但后遭汉廷诛杀。)
    汉武帝何以对这个僻远小邦的君主恩宠若是?据说就是滇国与华夏的关系非比寻常,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滇国王室来自华夏,是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的后裔。
    作为这则史料的始作俑者,司马迁曾参加元鼎六年远征西南夷的军事行动,先后到达邛、莋、昆明等地。如所周知,司马迁写作《史记》除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外,还网罗天下“旧俗风谣 ,“传闻异说”以拾遗补阙,关于秦汉间人物事件的记述多源于第一手材料,极富史学价值。有鉴于此,加之司马迁“奉使西征”的特殊经历,后世一些史家便臆测“庄蹻王滇”之说必采自当地,故而深信不疑,班固在《汉书》中予以原文照录即是著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所载的滇国始祖庄蹻到底是何许人也?司马迁自己的说法都相互矛盾。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说法,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奉命拓边的楚国将领。但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却说:“跖、蹻暴决,其徒诵义无穷”,将庄蹻与旷世大盗柳下跖并称对举。是草莽袅雄,抑或宗室勋旧?
    大致推测,庄蹻是楚国人,他的生卒年月不太清楚,其活动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历史文献上经常把他和时代较早的著名的起义领袖柳下跖并提,说他们“无猗顿之富”,又诬蔑他们为“盗贼”,为小偷,会用饴糖黏住门楗,使开门偷窃时不发声音。所以很可能庄蹻是穷人出生,年轻时做过一些荒唐事,巧取过一些不义之财,后来在军队发了迹。过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是出身于“楚庄王苗裔”的“将军”;这一点始终不能从其他记载中得到证实。大概因为庄蹻姓庄,后来他到云南曾被尊称“庄王”,司马迁遂附会以为他是楚国贵族了。
    关于庄蹻伐滇的线路,庄蹻溯沅江而上到达牂牁国境的清水江,又由其支流重安江舟揖黄平重安镇,由西至福泉,完成了他们的水路行程。再由夜郎及旁小邑陆路直奔滇池。

    
    庄蹻入滇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西南地区的封闭状态,云南和内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是从庄蹻入滇开始的。有的史书把其入滇的线路称为楚道。所以史书上说:“今西南诸夷,庄蹻之后”,“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后裔”,《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索隐述赞”曰:“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庄蹻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
    而庄蹻入滇溯沅水而上的路线选择,在其后的两千多年显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原王朝两千年对西南的开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来进行的:宋朝以前,朝廷想的是怎样打通沅水下游到中上游的通道,以及怎样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扎下根来;而在元代,云南到沅水上游的重要驿道——普安道,也即明代的“一线道”开通,随后围绕这条驿道,发生了本书中的种种故事。
    桂林的蝴蝶效应——南诏致唐亡

    一般人总认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远离中原,地理位置并不重要。但是唐朝和宋朝的经验证明,大错特错了。而且这经验有点悖论:云南你还不能急着就去经营它,唐朝就栽在这上头;云南你还不能对它不闻不问的,宋朝的灭亡就是对云南的一再疏忽,而让蒙古的“斡腹之谋”得逞。
    先说说唐代的事吧。这事在历史上称为“南诏致唐亡”,或者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要直接说唐亡于南诏,倒不至于。这牵涉到一个蝴蝶效应的问题。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对于这个效应最富有诗意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主要是关于混沌学的一个比喻: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却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
    南诏就是那只蝴蝶。唐宣宗大中年间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而那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就是为了防御南诏的侵犯而远征南诏边境的。
    汉武帝开始,云南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直到忽必烈征讨云南,云南与中原关系总是若即若离,唐代更是只相当于一个宗藩国的地位。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启了征服云南的步伐,四路并进,席卷云贵高原东部直至川西山地,灭且兰,降夜郎,诛莋侯,斩邛君,“西南夷”诸部闻讯无不震恐,纷纷内附朝廷,请置官吏。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遣将军郭昌征讨无意内附的西南夷残余部国。最先沦于汉军铁蹄之下的,是曾经屡犯汉朝使节的劳浸、靡莫二部(今云南东北部),与之“同姓相扶”的滇国(今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独木难支,于大兵压境之际举国归降。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元封六年,汉军又击败西南夷各部中最为架鹜不驯的昆明(今云南西部),将其地并入益州郡。
    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城),下辖24县,云南也就为24县之一,很小,治所在今祥云县境内。直到三国的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调整行政区划,设置云南郡,下辖7县.郡治设在云南县(今祥云县云南驿),为南中七郡之一。郡、县名称同一,“云南”所指范围开始扩大。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把包括云南郡在内的南中七郡(其范围远至黔西和川西南)合设宁州。这时的云南郡,其范围还大体只限于洱海地区。
    到了唐代中叶,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其部落酋长称“诏”(即王者之意),历史上统称为“六诏”。其中地处最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扶持下,统一了各诏,建立了“南诏”政权,其统治范围比今天的云南省还要大。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在南诏叛唐,双方争战多年后,南诏国王异牟寻同唐重归于好,唐封异牟寻为“南诏”,设“云南安抚使司”管理云南事务,由西川节度使兼理“云南安抚使”。至此,“云南”就由郡名扩大到相当于今天云南省区的称谓。
    南诏(云南)在唐代扮演了一回狠角色,就是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的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
    故事发生在咸通九年(868年), 整个悲剧最初源自一个叫李琢的官员,此人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担任安南都护。安南都护府为唐朝六个重要的都护府之一,是唐朝管理南部边疆地区的主要机构,属岭南道。调露元年(679年)以交州都督府改置安南都护府,为岭南五管之一。治所在宋平县(今越南河内)。辖境北抵今云南南盘江,南抵越南河静、广平省界。都护由交州刺史兼任。自天宝以后,南诏强大,云南南盘江以南地区渐为所有,开成、大中间即大致以今云南省界与安南都护府分界。
    周旋于唐与吐蕃之间的南诏,利用唐与吐蕃长期争战而致彼此损耗的时机,逐渐发展壮大。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南诏出兵袭击安南都护府,开始了对唐朝南部边疆的侵扰。不过,在宪宗、穆宗二帝当政期间,南诏虽趁安南防备相对空虚零星骚扰唐朝南境,但尚不敢公然与唐为敌,姑且维持着对唐帝国貌合神离的臣属关系。唐王朝尤其是凭借安南都护府辖下的羁縻州形成对南诏的天然屏障。
    然自大中七年(853年)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当时的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苛刻逾求,导致安南土著居民的反叛。李琢毫无才学,是靠着行贿才得到这个官职。上任之后自然肆意盘剥百姓,压迫周边的小国,造成南诏部落实三次率军进攻安南,并攻陷了交趾。李琢“贪于货贿,虐赋夷僚”而导致的安南内乱己使南疆呈现离心之象,而其又错误的裁撤南疆边防,更加重了安南都护府的危机。
    事情传到朝廷,皇帝大怒,派遣历来出精兵的徐州节度使孟球招募两千人迅速前往交趾,帮助剿灭叛乱。可是,谁愿意远离故乡去偏远的交趾呢?节度使孟球于是下令:附近州县的强盗悍匪,只要肯参军远赴交趾,就免去一切罪行。于是一些穷的只能上山当强盗的百姓纷纷走出山林,应募参军。其中就有庞勋兵变的骨干许佶、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
    本来,徐州节度使孟球答应,此次行动,为期三年,三年之后所有人就可以回到徐州,为民为兵,皆随志愿。因南诏基本平定,征调的徐州军抽出八百人驻守在桂林。开始大家还有些高兴,不用上战场厮杀,可以保住一条性命。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三年。归期已到,可是朝廷还没有派后继的部队到来。朝廷希望这些人再戍卫三年。咸通九年的七月,眼看着六年的期限已经接近,朝廷还没有任何消息。此时又传来消息,据说徐州的都押牙尹戡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建议,说军费本就不够,再发兵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要求桂林戍卒再驻扎一年。
    消息一传开就炸了窝,一年又一年,三年又三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桂林戍卒恐怕就要老死异乡了!愤怒、不满,犹如瘟疫一般,在士兵之间传播开去。庞勋当时是军中粮料判官,他为人多谋,很多人都愿意听从他的建议,本来庞勋也没想起兵,可是自己的好友许佶、赵可立等人和都头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将其杀死。大家无路可退,此时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朝廷的全面围剿,继续呆在桂林只能等死。回到老家徐州,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庞勋挺身而出,担任了八百徐州兵的首领,走上了一条反叛朝廷的不归路。唐王朝也是应对不当,小小的八百人的队伍,以一个州县就可以平定的兵变,却犹如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越来越大,到了安徽,攻克了宿州之后,队伍发展到了六七千人。此时,是咸通九年的十月,距离起事不过三个月。最后这次起兵历时一年九个月,攻取宿州、徐州、濠州、滁州、和州、寿州、庐州、沂州、海州、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控制了唐江淮地区,切断了江南财赋通道,队伍发展到一二十万人。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
    唐朝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巢大起义终于爆发了。唐僖宗乾符元年末(875年初),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乾符二年(875年)初,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也聚众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著名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全唐诗》卷733)就是黄巢的杰作,表达了他要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一个光明新世界的宏大抱负。
    中国西南这一块,云南,贵州,湖南历史发展是相当严密的,云南是头,正是云南带动了贵州,湖南的发展,而三者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条元代称普安道,明代称一线道的驿道
    历史记载,王、黄起义后,原庞勋义军余部也前来响应。乾符五年(878年)春,黄巢率10万大军转战山东、河南。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农民军北渡长江,跨越淮水,进入河南,队伍也迅速壮大到60万人。十一月,义军攻克洛阳,十二月,攻破潼关,十二月五日(881年1月8日)唐僖宗仓皇出逃成都,同日农民军前锋攻进长安,随即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建立了国家政权。但黄巢起义军在唐朝军队的反扑下,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战败身死,唐末农民起义军失败。但是在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原名朱温)利用军权控制了朝廷,天复四年他又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大梁,唐朝灭亡。
    你弃我取——“宋挥玉斧”和“斡腹之谋”

    到了宋代,云南还是举足轻重呀,以至于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典故——“宋挥玉斧”, 宋太祖赵匡胤玉斧一挥,大理(云南)我不要了。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也为他的王朝埋下了祸根。蒙古就是利用了他对大理的不闻不问,实行了“斡腹之谋”,形成了对宋的南北夹击之势。
    南诏政权走向末路后,云南曾经历过短期的民族政权,到五代后晋夭福二年(公元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得势于大理,建立了“大理国”。
    乾德三年(965年), 宋兵平定后蜀。统帅王全斌曾经建议乘胜攻取大理, 并以大理地图进于朝廷。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朝与南诏战争失败的教训, 手执玉斧, 划大渡河为界, 声称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不再用兵。这就是所谓“宋挥玉斧”典故的来历, 后世屡被引于文章典籍之中。
    宋朝不要大理,但大理国一直都积极要求臣属于宋,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
    早在宋朝平定蜀地之时,大理国就向宋朝表示祝贺。三年后又一次向宋朝发出友好信息,要求彼此通好。太平兴国时和政和五年(1115年),大理国两次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就是归附朝廷,做宋朝的臣民。宋人范成人引大理人所作的词章.可以充分表达大理国愿归附宋朝迫切心情.“知已之人.幸选相渴.言音未通.情虑相契”,“言音未会怠相如.远隔江山万里多”。
    大理还多次要求通商朝贡。淳化元年(990年),大理国王就送一百五十匹马至黎州交易,并求购西藩(宋朝辖地)的马种。绍兴二年(1129年)大理国要求与宋朝入贡市马,绍兴六年((1132年)七月,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贡马。大理国除累累以进贡的方式表愿与宋朝建立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外,对宋朝的文化也十分崇敬.诚心诚怠地接受内地的汉文化.因此曾多次求购宋朝各种历史、科技等书籍。在原大理国境内却还能找到今存人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诗文都用汉文撰成,文词措辞生动.镌刻细腻.颇具内地文彩。
    但是,宋朝廷就是不接招,在其统治的三百余年中,始终不愿意把大理纳入统治范围。个中原因主要恐怕还是吸取了唐朝与南诏相争的历史教训。
    庞勋兵变间接导致了唐王朝走向了灭亡,就是有宋一代君臣的普遍看法。宋太祖将大理国视为南诏.对人理国产生了极度的恐俱心理.深怕与大理国联系引来火国之祸.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朝与人理国关系的疏远。
    宋朝的地方官吏(边巨)以“尊王攘夷”之由屡次拒绝大理国的友好、朝贡、通商的请求.造成人理国与宋朝的隔离和双方关系的疏远。。
    由于北方马匹的来源逐渐断绝,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在大理国屡请入贡互市的情况下,南宋被迫同意在广西地区设置买马提举司,向大理国和罗殿、自杞诸蛮买马;绍兴四年(01134年),南宋又移买马提举司于昌州(今广西南宁)。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阴影始终在南宋统治者的脑海中徘徊。绍兴三年(1133年),广西官府奏大理国请求入贡,高宗“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明确透露了和大理国只能够买马,而且与大理国在北宋时所建立宗藩关系都不打算延续,也就是不要他们的进贡。
    绍兴六年(1136年),广南西路买马提举司奏大理国送来马1000余匹及象3头,队伍已至富州(今广西昭平)。广南西路竟遣人告谕大理国使者:“今春买马已足,别无买马钱物在寨。”高宗知后乃诏:“令广西帅臣更切相度,无他意,即令提举买马官多方措置收买。”买个马都要揣度大理国有没有其他意思。
    熙宁七年(1074年)云南藩人贡马若干到铜山寨,言奉杨佐买马而来.但却被成都路官吏出尔反尔加以拒绝,以本路根本没有杨佐这个人而不愿做这笔马生意。要知道宋代时由于北方与蒙古打仗,马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大理国与宋朝的平淡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1142年,南宋时期的中国疆域 网络图片
    当然当然宋朝的这种态度从现实来说也有一定道理。宋朝平蜀以后, 统一大业并未完成, 北有强敌契丹以威胁, 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诸政权以残喘, 不容许它把有限的兵力财力用于降服(也许永无结果)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 与大理国相比, 燕云十六州在赵匡胤的心目中地位更重, 一直企图收复。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宋太祖几次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达目的之后, 契丹便一直成为了北宋政府的致命威胁。契丹之后, 复为女真。所以,平蜀以后乃至整个两宋, 宋朝没有对大理国采取军事行动。
    与南诏立国不同, 大理国基本上是采取内守政策,不存在明显的扩张野心。大理国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坝, 他们的当权者可能从未想到要越出今天云南省范围之外。
    宋朝的这种态度带来了西南边境近300年和平与安定。这种和平的边境使宋朝没有了西南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齐族势力其次。在经济上,尽管大理国的许多通商要求多被宋朝拒绝,但是大理国与宋朝的经济往来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宋朝战马发生危机时,大理国的战马纷纷运到横山寨与宋朝交易,满足了宋朝战马需求,这对宋朝抗击北方齐族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防犯与拒纳,阻碍了大理与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并最终导致了大理国的迅速灭亡, 最终还是殃及与宋王朝。
    宋王朝对大理不感兴趣,可蒙古却盯上了大理。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自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后的数十年间,蒙古帝国的骑兵征服了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1234年灭亡了中国北部的金国后,中国南部的南宋便成为蒙古国继续攻占的最重要的目标。蒙古帝国的灭宋战略主要是想打通川东,然后沿江东下,故不惜在四川战场调集精兵强将,实行重点突破。但蒙古于1235年遣兵进攻荆襄地区与四川,均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
    这时云南特殊的地位便引起蒙古汗廷的注意。成吉思汗向谋士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之策,郭宝玉答“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在连续数番进攻均不能达到目的之后,蒙统治者决定采取史无前例的迂回战略,先从四川西部的吐蕃地区以达大理,再从大理对南宋腹地发动进攻,以置南宋于死地,这就是所谓“斡腹之谋”。
    淳佑五年(公元1245年)以后,蒙古军队加快了实施“斡腹”攻宋的计划,各种探报陆续传入南宋: “或传谋人思、播,以窥沅、靖;或闻取道蕃部,径趋南诏;或谓吐蕃已得敌旗。“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蒙古军队舍弃九和熟路,改道青羌偷袭大理,被西莫光诸蕃所阻。次年,蒙古军队又企图经吐蕃境直下大理,四川安抚制置使余蚧得报,遣宋嘉定(今四川乐山)镇守俞兴率兵阻击,播州少数民族将领杨文率5 000人(一作3 000)随行。宋军出碉门(今四川天全县城关镇西),在岩州与蒙古军队相遇。宋军三战三捷,并于大渡河畔生擒蒙古将领秃懑,蒙军北撤。
    但是,这些让南宋政府极度恐慌的探报与事实,却并未引起大理政权的高度重视。自九和之战后,大理政府没有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产生警惕,进行相应的布防;也没有对居于大理边面的诸夷各部进行有效的联络,共同防御蒙古,致使蒙古军队得以一次次地偷入大理边境。
    “元跨革囊”——忽必烈征大理及云南建省

    西南的平静在南宋末年被忽必烈打破了。
    1251年7月1日,蒙哥即位的大聚会在曲雕阿兰召开,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开始安排远征任务:其弟忽必烈征服的目标是东方诸地,即汉地;幼弟旭烈兀汗的目标是西方。
    忽必烈在参加完蒙哥即位的庆典后,带领军队出发,前往爪忽都之地(即漠南汉地),集结镇戍汉地的蒙古、汉军。1252年春,忽必烈到达漠南,推举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在忽必烈和他的藩府谋士共同努力下,河南自金朝灭亡以后民不聊生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军事方面,忽必烈在西起穰邓(今河南邓州)的地方驻扎重兵,与襄阳(今湖北襄阳)形成犄角之势,向东连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亳州(今安徽亳州)、清口、桃源(今江苏泗阳),形成防御屏障,并伺机进攻南宋。
    1253年,忽必烈觐见蒙哥,蒙哥让他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两地选择一处作为封地,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选择了关中作为封地。这年夏天,忽必烈带领军队来到六盘山,派姚枢等人治理关中,并接见了吐蕃萨迦派高僧八思巴。
    忽必烈进兵伐宋,而南宋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以阻止蒙古军队的行进。宋理宗命令两淮、沿江、京湖制司在江北、淮西组织屯田,设置保甲,又在两淮、沿江地区设立游击军,对付蒙古军队的骚扰,而在靠近边界的地区开沟挖渠,限制骑兵。宋理宗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
    在忽必烈及其谋士看来,南宋绝不可进攻,此时与南宋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忽必烈毕竟初涉政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输不起,弄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但是已经到了前线,进攻南宋是下策,但是不向南进攻也是不行的。
    但是蒙哥给忽必烈的任务就是征服东方,你总不能呆在这里不打仗呀。这时进攻大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忽必烈又不能说南宋强不能攻,只是说要进攻大理去获取军粮。因为忽必烈这时很缺军粮。
    金朝和南宋在淮河--四川边界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双方势均力敌。长期对峙的状态导致边界地区社会严重军事化,南宋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防御体系。蒙古灭金以后,与南宋直接接壤,其军队战斗力也远胜金军,也未能打破这一平衡。蒙古长期的征服战争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西域商人在汉地放 “羊羔息”式的高利贷,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战争的破坏,蒙古人的苛政,西域人的聚敛,造成人民纷纷逃亡,正常的生产已经很难维继。忽必烈的军队僵持在淮、蜀前线,很大方面因为汉地不治,不能提供足够的军粮。
    在缺乏军粮的情况下,“忽必烈乃遣使赴蒙哥合罕处,以实情奏闻,请许其先征合剌章及察罕章,以便获取军粮。蒙古人称云南境内的乌蛮为合剌章,白蛮为察罕章。
    而大理国的富饶和粮食充足,13世纪末到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对合剌章曾经有描述:“从前述之河首途,西向行五日,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是一出产良马之地;人民以畜牧耕种为生,自有其语言,颇难解。行此五日毕,抵一主城,是为国都,名称押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教派之基督教徒。颇有米麦,然此地小麦不卫生,不以为食,仅食米,并以之掺合香料酿成一种饮料,味良而色明。”合剌章不仅有粮食,而且有良马。蒙哥同意了忽必烈出兵云南的请求。

    
    公元1280至1281年间,马可.波罗第一次巡视中国南方,目的是奉使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过了山西、陕西、四川、川藏少数民族聚居处,到达了云南。
    这里忽必烈避实就虚,以缺乏军粮为借口,巧妙的使元宪宗同意由原定计划征伐宋朝改为进攻大理,同样是南进,但是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皇帝蒙哥命其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国。忽必烈把偷袭大军分为三路,分别由自己、兀良合台和抄合、也只烈率领。
    征大理是非常艰苦的,出兵大理,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将领一个都没有缺席。其艰苦万状,姚燧《牧庵集》记载说:“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途,前行者雪行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姚枢本来可以不必随军出征的,因为他是忽必烈儿子的老师,教书才是他的任务,可是他偏偏放弃这个差事不干,非得随军远征。元人苏天爵编《元文类》记载说,“公惟一马,瘠不可乘之,则牵之,襟谷数州,时摇木盂以饲。”
    作为皇弟的忽必烈本人,前此也未曾亲自独挡一面,率军打过如此艰苦的仗,这对他本人的意志、才干无疑是一次锻炼。忽必烈所率中路大军于九月二十九日至满陀城(今四川泸定),留下辎重,次日轻装渡大渡河。中路大军行进十分艰难,“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以致忽必烈常由部将背着走。 渡大渡河后,“人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田迫近大理边面,“稠林夹路 ”,蒙古军队只能“彪骑单行”,而且还得“小心防暗箭” ,行进更是艰难。
    忽必烈率军统率的中路军经四川盐源来到宁蒗的永宁,又从永宁的日月和启程,来到与奉科隔江相望的今永宁拉伯的拉卡喜里附近渡口。据说,是当地纳西人献计用“革囊”来渡江,蒙古军接纳了这个建议.所谓革囊,就是将剥下的完整牛、羊皮的四肢、肛门等处扎紧,充气后作漂浮器材,纳西人称之为“次笃”。用绳索将多个这样的皮囊绑在纵横交错的木、竹架子上,就成了皮筏。蒙古军队用这种革囊和皮筏渡金沙江,史称“革囊渡江”或“元跨革囊”。
    面对滔滔江流,蒙古军凭借革囊和羊皮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对岸的丽江县奉科乡,丽江纳西族土酋率众迎降,元军随即顺利翻过太子关(原名雪山关门),进入今丽江宝山乡果乐村,再翻越鸣音直下到丽江大具坝,然后挥师进驻丽江坝。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元跨革囊”典故的出处。
    而后忽必烈中路大军一路顺风,直下遥贼(今云南洱源邓川)。至打郭寨,“其主将出降”;次三甸,“白蛮送款”, 蒙古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逼近大理都城。
    兀良合台所率西路大军取道阿坝草原,穿越吐蕃境南下,行进也很艰难。董文炳随西路军行,《元史?董文炳传》对路途的艰辛有描述:“大将董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以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蕃,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西路大军经今壤塘、炉霍、新龙、理塘,自旦当岭(今云南香格里拉境)进人大理,在这一带与大理国军队有一场激烈的鏖战。
    抄合、也只烈诸王所率东路大军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南下,进人大理国境,在会川(今四川会理)一带遭到了大理国军队的殊死抵抗。
    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改变原来蒙古军攻城掳掠的政策。他率军到达金沙江后,派使臣前往大理劝其投降,却遭到大理主的拒绝。大理权相高祥亲自率军屯戌于金沙江沿线。这时西路军兀良合台首先取得“摩些”部落的支持,进入察罕章(今丽江),占领了各寨堡,打乱了大理之军事部署。高祥见势不利,便退守大理城。忽必烈薛禅又派出玉律述(契丹人)、王君侯、王鉴三人为使者到大理城招降,“许不杀掠”,但大理“罗氏鬼国”互为声援,在四川南部连成防线,拼死抵抗。大理权相高祥拒绝投降,并且杀了蒙古使者“悬尸于树”。忽必烈调整兵力,一举攻取了鹤庆、剑川诸部,由上关直逼大理城。他命姚枢把“止杀之令写在旗帜上”,“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而高祥却背城出战。12月13日正在开战时,蒙古东西两路军赶来,三路军会合,奋勇夹击。15日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高祥逃至天逻(今姚安)。忽必烈薛禅派大将也古和霸突鲁追至天逻,擒高祥杀之。大理主段兴智逃至滇池地区,蒙古军迅速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部分国土。1254年春,忽必烈薛禅率师北还,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
    大理国既平,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数千与云南土军万人,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大体实现原先的战略设想。
    这个设想,就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已初步形成“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的“斡腹之谋”。“斡腹之谋”作为蒙古军灭宋总体战略,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已被逐步付诸实施。蒙哥1251年6月即汗位后,便命“吐蕃等外蒙古军、汉军仍向前征进”,以备假道吐蕃南下大理,次年又命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足见其彻底实施“斡腹之谋”以灭宋的雄心壮志。
    一二五三年忽必烈的平大理国,便是迂回包围南宋的一个战略步骤,而忽必烈对大理国的出奇制胜便园满实现了自西南方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忽必烈灭大理之战示意图 网络图片
    引人注目的是,忽必烈平大理国进军路线的独出心裁。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平大理时,四川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而自古在西线对云南用兵必须经过四川中部和南部的汉源一线,但忽必烈的进军却绕过这条古道,由甘肃临挑出发,经今甘、川、藏边界人烟稀少高山狭谷之地,绕道二千余里抵达金沙江畔,“乘革囊及皮筏渡”,不久就直抵大理国都,很快取得胜利。这种战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只有忽必烈平大理国这一次。
    忽必烈基本上平定大理国后,留兀良合台处理善后,他本人率一部分军队北归。宪宗九年( 1259),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数千与云南土军万人,攻破广西横山寨,乘胜东进,连破贵州、象州、静江府、辰州与沅州,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得知忽必烈率军渡江至鄂州(今湖北武昌),乃率兵与忽必烈大军会合。兀良合台的此次出击,大体上实现了蒙古汗廷“斡腹之举”的设想。
    唐朝朝廷和云南(南诏)太紧密,起矛盾,结果唐朝灭亡了。宋朝廷对云南(大理国)不理不顾,但被忽必烈长途奔袭钻了个空子,占领大理国后形成对宋朝廷的夹击。忽必烈从攻击云南中看出了云南的重要性。
    元朝统治98年,其中忽必烈在位的31年,云南战略位置之重要与民风之淳朴,给忽必烈留下深刻的印象。云南为忽必烈亲手平定,他怀有对云南的眷恋之情,尤为看重云南,这一点在元代已为人所知。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云南被平定后长期“变乱不常”,忽必烈深感忧虑。他认为自己抚恤之心虽切,“而下民之志未安”,因此“非重臣镇服不可”。乃封其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同时设大理等处行六部与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四年(1267),忽哥赤奉命出镇,忽必烈面谕之:“大理联手定,深爱其土风,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其善抚吏民。”
    忽哥赤赴滇后四年,发生他被云南都元帅宝合丁、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毒死的事件。其时蒙宋战局如急管繁弦,蒙古军加紧围攻襄阳,进兵嘉定、重庆等地,云南的状况事关后方稳定大局。
    忽必烈思虑再三,鉴于情况严重,忽必烈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并于至元十年(1273)把抚治云南的重任交给重臣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是西域不花刺人,他“早遇太祖,功闻五朝”,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执政时期均见重用。在赴云南前的40余年间,赛典赤主持过地方军政,也曾任职中央政府,熟悉成功的统治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赛典赤对各地反抗势力既服之以德,有时也使用武力。经过不长时间,各地的反抗基本上被平定。
    至元十一年(1274)云南行省建立,为元朝较早的行省之一。其在云南官府设治之严密,不仅超过元以前的历代王朝,在以后元朝在南方建立的行省中亦较突出。云南行省计辖37路、2府、3属府、54属州及47属县,其余甸寨军民等府尚不在此数。云南行省辖地辽阔,包括今云南省、贵州西部、川西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标志着南诏、大理国割据统治500余年局面的结束,标志着元朝对云南的统治,以州县取代了原设的万户府,统治方式从以军事镇压为主向镇抚兼用转变。行省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是云南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的时期。
    据后人统计,镇守云南的将官在《元史》有传者有100人,其中蒙古人31人,色口人32人,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任职云南的官吏在《元史》中有79传之多,占《元史》列传的1/7,因此得出结论‘当日元人重视西南,力征经营,可想见矣。”
    以上讲得都是云南,也就是本书的铺垫,云南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必须认真经营。而要认真经营,就得加强与中原的交通和驿运,这就引出了驿道的问题。
    驿道问题——南北向驿道和都城东移的矛盾

    好了,可以说,云南主宰了唐、宋到元朝廷的更新换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元朝廷是一清二楚了。元朝也认真经营着云南,但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云南处于西南边陲一偶,离中原太远了,这地方的路,也就是古代的驿道真的太重要了。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实现对庞大帝国的控制,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交通驿传的设置。《元史.地理六》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忽必烈亲征大理国过程中即组织人力及时修筑道路。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
    元代的驿站又称“站赤”, “站赤”本指管理驿站之人,另有向导、道路、交通之意。元代的驿站每60里左右设一站,过往使臣或王公贵族须持有圣旨令牌或铺马圣旨,以及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方可在驿站换乘铺马,并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按例分到的食物,汉语称为“抵应”)。
    急递铺也属于元代官方邮驿系统,10-15里或10-25里设一铺,设专人传递文书或军事情报。传递速度按一昼夜计算,一昼夜400-500里,加急时可以达到一昼夜700-800里。元代的急递铺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换乘铺马,并有专用驿道,以便快速传递公文或军事情报。
    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当然当时还充当着客栈和货站的功能,亦为官民行走边疆诸族朝觐以及商旅往来提供了很大方便。
    蒙古攻取大理政权后,云南与蒙古汗国之间便有了使臣往来,如宪宗七年(1255),兀良合台“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四月,“廉右臣张参政会王相第,呼金齿蛮使人问其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金齿使者一行共八人,“始自戊午1258年冬发于本土,至是方达上都”;中统四年(1263),“兵部郎中刘芳前使大理,至吐蕃遇害”;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以王鉴昔使大理”。忽哥赤镇云南尤其是赛典赤抚治云南后,云南与蒙古政权和后来的元王朝之间的联系就更多更紧密了。
    这一期间双方进出云南皆由当时其控制下的北部境域,也即由今四川汉源县渡大渡河北上或南下。大渡河以南,经今四川越西县、西昌市、会理县,在今云南元谋县北渡金沙江今西昌。元时置建昌路,建昌又称建都,属罗罗斯宣慰司,故这条道路又称建都道或罗罗斯道。这是汉唐宋以来一直通行的一条道路,元朝尚未大规模整治交通骚路之前,进出云南即循此旧道渡金沙江后,前往大理城或善阐城(中庆城)的分合处在元谋一带,至大理城经今大姚、姚安、祥云、弥渡等县,至善阐城(中庆城)则经今武定、富民。
    元代云南通四川驿路自至元十二年(1275)起发生了变化。《蒙兀儿史记》记载说,这一年,忽必烈遣哈撒儿海牙等出使安南,以李克忠佐之,返回时,值“吐蕃梗命,云南行省创开新路于纳洪秃刺蛮,克忠等始得平行而还,十四年夏至上都”。原来云南北境北上的建都道所经行的地区接邻吐蕃,“吐蕃梗命”自然要影响到它的通行,而旧道被梗刚好成了创辟新路的契机,所开新路经过秃刺蛮地区,“秃刺蛮”又作“秃老蛮”、“土僚蛮”、“土老蛮”,其分布在乌蒙路(治今昭通市市区)以北、叙州路(治今四川宜宾市市区)以南的广大地区。依此可知,这条路经过云南东北境今昭通市出境。
    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乌蒙道,它的前身是秦五尺道和汉唐石门道。实际上,至元十二年( 1275)的“创开新路”仅只是拉开了元朝时修辟整治这条道路的序幕。乌蒙道分为几段,它们的道路辟修和站赤设立并非同时完成,而是逐步进行的。
    就这样云南的驿道元代初主要依赖经过滇川相连地区的两条古驿道——乌蒙道和建都道。
    建都道是中庆(今昆明)达成都道,就是原来的清溪关旧道,时称建都道或罗罗斯道。这条道路共设有24站,见于记载的驿站有大渡河、西番、邛部州、沪古州、建昌、定昌府、明夷、大龙、会川、黎溪、姜、环州、虚仁、勒、和曲、利浪等站。元朝地方官府为沿途各个驿站配设了一定数量的马匹等交通工具。据《永乐大典?站赤八》记载:罗罗斯宣慰司辖有马站29处,有驿马1271匹,其数量仅次于乌撒宣慰司。直至明清时期,这条道路一直可以通行。
    乌蒙道是中庆达叙州道。这条道路的走向大体上沿袭前代的“石门道”。唐后期至两宋时,“石门道”虽然仍可以通行,但路况己经大不如前,部分路段湮没无闻。《元史?爱鲁传》言: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帅师至玉连(今四川药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下之,水陆皆置驿传”。其路线大致是:中庆至乌蒙段分两线,一由中庆经杨林(今云南篙明县杨林)、易龙、茂茂都(蒙古都)、马龙(今云南马龙)、不鲁吉(今云南沾益北)、火合都(或忽都)、木渠、批把、亢撒等11站达乌蒙;一由中庆经杨林、必畔(今云南会泽)至乌蒙,共置7站,两道在乌蒙会合后,再经雪山、合折林(合折刺)、闹早(罗佐)、叶稍镇(今云南盐津)、定远、庆符(今四川高县西北庆符)等站抵达叙州。

    
    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示意图.左边为建都道(罗罗斯道),右边为乌蒙道,方向都是南北向的,往四川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蒙道不路吉驿站,往东分出了一条驿道到普安,这条道衍生的故事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题。
    对云南的元朝统治者来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矛盾,就是云南现有驿道的行走方向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产生了矛盾。
    从近处来说,四川行省和湖广行省在全国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
    湖广作为当时的政治地理核心区格局已经形成。元代各省户口数、平均户口数及各省户口数的比重,江浙、江西、湖广等三个行省占了全国户口数、人口数的绝大部分,湖广行省户口数为全国的19.26%、人口数为15.83%,这与四川行省的户口数0.71%、人口数1.03%相比要高得多。因此,联结云南到中原内地的“通道”是进入四川还是湖广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湖广地区对于西南的地缘优势不仅仅在于湖广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在于元初湖广行省西部设立了屯军,已将湖广行省西部建设成为中南、西南苗蛮的治理中心。如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在贵州、广西、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继承宋代的治边方略,设置屯军,这些屯军主要为南北方向,长达三千里,东道广东,西到黔中一带,其国家力量对这些苗蛮渗透之广可以想象。西南腹地的苗蛮及各政权经由湖广进入中原便成为首选。
    当然,四川和湖广后面还代表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不同方向的转移。
    元代以前云南与内地的交通线很多。但汉唐皆以关中为帝王之都,因此,西南边疆联系都城的交通主要都是经过四川达关中的通道,其南段乌蒙道和建都道,都是南北向的驿道,云南在南,首都在北。
    北宋都于开封、南宋都于临安,表明全国政治中心开始东移。
    元代首都东移更彻底。蒙古攻取大理政权之初,其都在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迁都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1273年,元朝正式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代替漠北的和林而成为元朝的首都。
    不仅仅是首都的东移,到了元代,经过对大运河的整修,使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大都成为交通网络的核心,百货云集,所谓“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元代全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了大都。
    元代首都和经济中心的东移对西南边疆交通格局的影响十分明显,原来的几条官道的方向都是南北向的,即从云南到四川最后到关中,现在问题来了,到了关中离大都(北京)仍然遥远,怎么办?皇城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无论边关的情报还是进宫的贡品,总都还是要送往都城。
    入湖广道的开通

    从云南斜插湖广到大都显然是一条更经济的捷径,作为西南边疆国家官道的“入湖广道”的开建纳入议事日程,一定程度上正是元朝定都大都、全国政治中心东移的结果。
    辟修这条驿路的建议提出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这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臣耶律秃满答儿上奏朝廷:“窃见乌蒙迄北土僚,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发生,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迄东罗殿、贵州、葛龙,具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连接湖广省所辖,新添地而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厉、雅乌蒙驿路,捷近二千余里。如将云南站道改由江陵路通行,若有纲运辎重物货,依旧于乌蒙水站递送,四川站赤,稍得更息。却以黎、雅等处,罢闲铺马五百余匹,站户一万五千余丁,屯田纳粮,克盐夫办课,诚为便宜。”
    耶律秃满答儿的上奏反映了当时云南四川驿道的基本问题。
    乌蒙道太难走,所谓“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发生,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其实不仅乌蒙道。建都道也是如此。这两条国家驿道途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通行非常不易。《混一方舆胜览》言乌蒙路有罗佐关,其“北临土僚蛮江,南瞰乌蒙雪山,陡峻万初,若登梯然,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由叙州入云南要路也”,“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自哈刺章建都之地来者,一从本处驿道,一自秃僚蛮境。二者皆烟瘴险远”。
    另一条罗罗斯道也好不到哪里去。罗罗斯土人亦朋言,云南站道经四川地界,过秃僚蛮,形势险恶。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三月,云南行省官员奏言:“中庆经由罗罗斯、通接成都陆路,见立纳怜(邻)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岭、雪山、大渡河,毒龙瘴气,金沙江烟岚。自建都、武定等路分立站赤,夏月人马不能安止。”
    对于这两条驿道沿途的艰难险阻,六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经深有感触,他在带领他的军队走过这两条驿道后,回望时不仅发挥了他诗人的豪情,脱口吟唱起来: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没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长征曾经走在这两条驿道的区域。
    耶律秃满答儿不仅仅指出了乌蒙路和罗罗斯路况的艰难,还指出了普安路的好处:由普安路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乌蒙驿路,捷近二千余里。
    朝廷得到他的奏章后,“中书参政刺真、参议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诣云南、湖广行省详度可否,然后施行”。皇帝准允了他们的奏请,而后“都省钦依遣使诣各省会议去讫”。
    耶律秃满答儿奏请开通这条驿路时,其途程经涉三省分属,三省的各段开通时间不同。据耶律秃满答儿所说可知,云南通内地驿路已经辟修了从普安路(治今贵州盘县县治东)出境,已设立马站,湖广行省所辖的辰、沅、靖等州也已置立了站赤(驿站的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只有中间四川行省管辖下的一段需要进行整治.
    耶律秃满答所建议的“通道”较为成熟,一方面,湖广西部与黔中的“通道”已经存在(南宋时期舞阳河、清水江通湖南的水道已建立),并较方便;另一方面,在云南通往湖广西部的黔中族群已归附元帝国,因此建立云南经贵州到湖广的“通道”是可行的。耶律秃满答的主张很快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将云南通普定路与辰、沅、靖州站赤联结起来。

    
    元代云南入湖广道云南中庆(昆明)——湖广沅陵段
    这条驿道到底哪年开通,史籍没有记载。但大德初年八百媳妇(元傣族部名,现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传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领一寨,故称“八百媳妇国)等地区动乱,朝廷于大德五年(1301)调湖广、云南兵前往征讨,湖广兵命左丞刘深取道顺元八番进讨,虽然未到云南,但由“取道顺元、八番”,可知由普安路往东达湖广的驿路已通标。由此可知,普安道的贯通大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后至大德五年(1301)以前这一段时期中。
    云南中庆(今昆明)与大都的这条“西南大通道”,在文献中亦称为湖广入滇之“东路”。因这条驿道所经之地为各行省之间交叉的边缘模糊地带,加上沿线周边多是土司控制或“苗”分布的区域,驿道就犹如一条孤线将湖广与云南勾连起来,故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又常冠以“一线路”之称。历史上还有多重称呼, “普安道”、“入湖广道”,是元明以后方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睡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从元明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自西向东连通云南行省的中庆、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普安、普定,湖广行省的贵州、葛龙、麻峡、黄平、偏桥、镇远、沅州、辰州、常德,这条古驿道在元明清时期,一直影响着云南、四川、湖广三大土司区的交通格局。
    按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刊印的商书《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计算,从常德至昆明间的里程全长约2600里。如按文献记录中常以“辰、沅、普安东路”来泛指此路,即以辰州(沅陵)为该驿道之起点计算的话,其总长度约2300里。这其中,经过现今湖南省境内的路段约有670里,贵州路段约1180里,云南省境内路段约450里。
    这条驿道到常德后与江陵大道相连,自南而北连通湖广行省的澄州、河南江北行省的公安、江陵、荆门、襄阳、谷城、陕西行省的商州、蓝田、长安、华阴、渔关、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郑州、中书省的卫辉、彰德、邯郸、顺德、真定、保定、遂州、琢州、最后到达大都(今北京)。
    元代“入湖广道”开通之后,其影响巨大,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的首选官道。元朝置驿的首要目的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但驿道既通,官民往来及蛮夷入觐亦可利用,老百姓也往往借助驿道经商和迁徙。云南诸族利用驿道赴京进贡的情形相当普遍,甚至造成“乘驿泛滥”,统治者被迫下令限制。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所谓 刍豆,即草和豆,古代指牛马的饲料。不是初次赴京进贡的驿道连车马的饲料的不给了,可以想象驿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象。
    由于该条道路”少山势和烟瘴,且道路平稳!,因而过往使臣太多,致使马匹困乏,站户劳累,为了缓解这种状况,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广行省咨,八番宣慰司呈:“见管地而相接云南、交趾、溪洞诸国,正系冲要驿路,相离本省往复七千余里,但遇使臣频并,站马不敷!今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除紧急使臣乘骑铺马外,据赴北朝,见蛮官进贡货物,并缓慢使臣,应付战船,实为便当,请照验事”。也就是说从镇远沿沅水而下到岳州西设立了水路驿站二十四站,快件仍然走陆路马铺,一般公务和地方官员和土司朝贡都走水路。
    元代云南至湖广的道路开通后,明清时期内地移民进入云南主要经过此道,自贵州至云南,在以入京大道为轴心的两侧坝区、盆地和城镇,居民主要以汉族为主,南北两翼的山区则聚居着苗、瑶、彝、壮等民族。云南经贵州达湖广的驿道,乃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命脉道路,附近郡县驻地为重镇的结构初步形成。

    还是那条驿道——朱元璋征云南

    元代开通的这条普安道(入湖广道)驿道,到了明代也十分重要,甚至生死攸关。
    忽必烈偷袭云南获得成功后,其后各王朝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一旦云南失守,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处于游牧民族的弧形包围圈之内。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弧形包围圈的软肋上,最容易被从青藏高原南下的游牧民族所突破。即令在西部边疆上实施步步为营的设防,一旦云南陷落,所有的设防立即功亏一篑。因而若不死守云南,不仅会耗费国家大量的资财和兵力,而且这样的被动设防极不可靠。一旦防线被突破,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直接面临战火的威胁。要避免蒙古汗国包围南宋的故事在明代重演,就必须用武力收复云南.
    明朝初年,朱元璋也十分清楚历史上云南对朝廷统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明朝收复四川以后,云南仍为元梁王和土著各民族上层所把持,元朝逃亡到蒙古的“北元”政府经常派人经过乌斯藏潜入云南。此间朱元璋曾多次向云南派出“诏谕”的使节,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恃云南路遥地险,暗中与北方元朝残余势力多有来往,非但不肯投降,还多次杀害明朝诏谕云南的使臣,元末明初的知名文人王袆,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诏谕”梁王时被害的,朱元璋的另一高级官员—湖广参政吴云,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履行“诏谕”云南的使命时被害.而梁王与逃亡到漠北的北元皇帝联系的官员被明军捕获后,朱元璋却释而不究。这一切自然构成了朱元璋的出师云南之名.而朱元璋能在开国19年后出师云南,原因更在于其政权已经巩固,具有了大军运征的国力。因此,武力平滇便成了朱元璋唯一的选择。
    1381年,朱元璋调集了30万大军征讨云南。出发之前,朱元璋向诸将指授进军方略和路线:“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别遣一军向乌撒,大军自辰、沅入普定,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扼我师,出奇制胜,实在于此。”按朱元璋的战略,这次兵分两路,傅友德率军进入湖广,按预定方略,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领兵5万,取永宁(今四川叙永)、南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以牵制梁王兵力;自率主力25万经辰州(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普定(今贵州安顺)。相继攻下普定、普安,然后进攻云南东部门户曲靖。
    明军主力从南京出发,先从水路循江而上,穿过八百里洞庭湖,溯沅江从武陵擦腊尔山苗疆而过,进贵州,攻曲靖定云南。这条路线以沅陵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从南京至沅陵为前段,均为水路,且都是大江大河,水运发达交通便利。自沅陵至贵州腹地为后段,有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为从沅州到镇远,另一条为从辰州到铜仁,最后都往普定(今安顺市)扑过去。这一范围基本上为苗疆,境内为苗等少数族,且水运进入沅水上游和其支流,滩多湾险,交通不似前段便利。
    当年12月就进至云南,其主要战场在滇东重镇曲靖,梁王守将司徒平章达里麻率十余万防军在此被明军战败,达里麻被俘.元代主镇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闻讯自杀.明军进至今昆明附近的板桥时,梁王的右垂至军前归降,云南首府中庆(昆明)即不战而下.之后明军又分兵攻取今滇南、滇中、滇北等广大地区。
    @懒豆花 2017-06-04 20:19:05
    好贴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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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贴了这么多,你是第一个回帖的,谢谢鼓励
    @江湖武松 2017-06-04 20:31:02
    好帖。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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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鼓励,整体框架已经出来,边贴要边做些修改,会很快的
    @ty_不动明王1 2017-06-04 21:52:50
    唐朝亡,南诏只是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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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我这里说是一个蝴蝶效应的问题
    这时发生了一件在中国战争史上很有趣的一件事,双方就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来了一番书信的论战,而且还你来我回的几个回合,史称《大理战书》。
    就在平云南的明军势不可挡的形势下,统治今滇西一带的大理总管段氏仍不归附,不光不归附,而且一再向明军统帅傅友德致书,自比唐代割据云南的南诏式的“外国”,要求明军“班师”退兵,因而遭到明军统帅傅友德挥笔挞伐,严厉驳斥。《大理战书》约4200字,其中段世书3000余字的大部分篇幅是问题的论战,具火药味的文字并不多,而傅友德答书千余字,也多为论战性文字。
    《大理战书》的意义不仅仅是这场战争正义性的争议,最主要的是厘清了云南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平滇明军与大理段氏的战争,据言简意明的《明史?云南土司传》载:蓝玉、沐英等进兵大理。大理倚点苍山,西临洱海,易守难攻。段氏聚众扼守下关。下关十分险要,蓝玉军担负主攻任务,分兵成犄角之势,一路从洱海东趋上关,一路直抵下关。夜半,蓝玉派胡海洋绕到点苍山后,在山上遍树旗帜。天明,明军见到,备受鼓舞,段氏见腹背受敌,惶恐不安。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山上军士亦下山迎击,大理军溃散,城平,段氏就擒。
    但这一记载的美中不足是,它记载的基本上是明军的事迹,而缺乏下战书者的大理段世事迹.据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下载:“(段)世恃田庵和尚有术,列兵五万扼下关,沐英自将攻之,不克.”可见段世在与明军对阵中,不仅有重兵临阵,且有具道术的和尚助阵,并一度挫败了明征南右副将军沐英的攻势.但战争的结果,仍以段世的失败和明军的胜利而告终。

    
    明军进攻云南路线图,其中傅友德率明军主力通过普安道征云南
    @丽江若杰 2017-06-05 11:46:28
    楼主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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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谢谢鼓励
    屯军设卫——朱元璋“一线道”的护卫

    攻下大理后,朱元璋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明廷在元朝原己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
    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朱元璋命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少数民族首领:“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为了将贵州的道路、驿传与邻省连接,形成西南交通网,明中央王朝在湖广、四川增设了马驿一十四座,其中湖广九驿,四川五驿。如此大规模地修建道路、驿传是解决数十万大军的粮食供应的必然之举。
    要维持这条3 000里之遥的漫长驿路,为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 ,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必须在贵州驻扎重兵 , 保住这条建于元代,东起湖广的辰州 , 从东向西横贯西南驿道“一线路”,以及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对明朝廷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丽江若杰 2017-06-05 16:52:57
    @ahada 69楼 2017-06-05 15:22:00
    屯军设卫——朱元璋“一线道”的护卫
    攻下大理后,朱元璋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明廷在元朝原己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
    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朱元璋命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少数民族首领:“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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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从元代云南就已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明代开始汉族大规模移民,早起主要是屯军,这时“贵州”的概念还不是贵州省,省还没成立,而是贵州地域
    为了保证这条驿道周边的安全,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明朝廷确实是煞费苦心。
    明洪武十五年(1382 )正月丁亥(初七),太祖朱元璋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七天后 ,朱元璋下诏傅友德、蓝玉 、沐英分兵守御 ,控制各地土司酋长 ,对水西土司霭翠, 则特别加以防范 。远征大军每卫五千六百人中仅百人以内可以返还原籍 , 其他都都不得回家,乖乖地给我守路。这一招够狠的,足见朱元璋为将云贵永久纳归王土而不放弃随时用兵的决心 。
    远征大军不回去用来干什么,沿着入滇驿道主干线,建立“寓兵于农 、 兵农合一 ”的卫所 。明代的卫所兵制,用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1364年朱元璋开始设置的卫所以五军都督府——都司——卫——千户所为层级。一般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2个(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辖10人)。
    卫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固定驻屯戍守。这些卫所遍布全省各地,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屯戍垦殖,散为村落。交通沿线也有军户屯田,在驿站冲要之地,设堡军屯田。
    其实中国古代屯田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最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有民屯、军屯之分。
    西汉前元十一年(前 169),汉文帝就开始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这时屯田是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当时,强大的匈奴在名义上与汉“和亲”,汉每年“致金絮采缯”等物,以求减少侵扰。可是匈奴的侵扰不曾间断.
    汉朝边疆的居民很少,主要依靠征来的戍卒防守。戍卒经常更换,不利于守边。又远道转运粮响,这对朝廷和民众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有效的防御匈奴侵扰,当时的朝廷幕僚晁错提出:“募民徒边”的建议。具体做法是:官府先“要害之处,通川之道”,修筑城邑,每个城邑可居千家。为了安置被徒者,先在城内修好室屋,备齐田器,使被徒者“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而军屯则始于汉武帝。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单于被汉击败,远走漠北。汉“自朔方以西到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由其是元名胜六年,(前111年),汉“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太初四年(101年),两师将军李广东利破大宛后,汉又在轮台、渠梨(均在今新疆轮台东南)等地分别置“田卒数百人”屯田。屯田可解决路途遥远的边疆地区驻守,又能减少朝廷的花费,一举两得。
    明朝廷凡有卫所之地皆有屯田,每个卫所都划出一个特定区域,明确疆界,与所在府、州、县严格分开,多数的卫有专城,守御千户所亦建城堡。卫所的户口,列人军籍统归卫所管理,赋役由卫所摊派,月粮、食盐由卫所配给。卫所官兵要进行操练,并按规定进行“比试”。除屯田外,还设有军器局打造兵器,设杂造局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又有马政所负责养马、买马。多数卫所设有武学或卫学,生员称为“军生”,同样参加科贡。在卫所区域内,也建有寺庙、宫观、祭坛,尤重祭祀城煌、关帝。
    自洪武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明政府在现贵州境内(当时的四川、湖广行省)共建有贵州卫、普定卫、普安卫、乌撒卫、尾洒卫、层台卫、赤水卫、平越卫、五开卫、安庄卫、兴隆卫、镇远卫、威清卫、平坝卫、龙里卫、新添卫、清平卫、都匀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贵州前卫、古州卫、铜鼓卫等二十四卫这些卫中,除镇远、平溪、偏桥、五开、铜鼓、古州等七卫隶属湖南都指挥使司外,其余都归贵州都指挥使司统辖”,而所有这二十四卫中,就有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贵州前卫、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等十七卫是分布在湘西南入黔东、黔中、黔西入滇的通道。
    此外还有几个卫所 , 虽说没有正值驿路主干线上 ,但距离驿路主干线并不远 , 设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从纵深方面强化驿路的安全。比如 ,湖广都司统辖的铜鼓卫 , 贵州都司统辖的兴隆卫和平越卫 。相应地在贵阳设立了全省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样,贵州建省便呼之欲出了。
    这些卫所不仅要保证“一线道”的畅通,而且沿途的运输, 过往官员的劳力服务, 军政文书的传递, 全部落到各卫所军户的头上。关于“一线道”沿途的情况,明人曾经有描述:每站名义上五六十里, 实际上往往有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 止可一日一站, 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军夫。辰州以西, 轿无大小, 官无贵贱, 舆者皆以八人, 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 十二时天地暗曶, 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 然方晴倏雨, 又不可期, 故土人出必披毡衫, 背箬笠, 手执竹枝, 竹以驱蛇, 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这些亦军亦民的军户们, 不仅要像一般老百姓那样承担劳役, 而且在贵州承担的劳役比中原各省都要繁重得多。加上道路崎岖, 毒蛇猛兽横行,气候阴湿多变, 劳役繁重之外, 还得承受老天爷的肆虐和地理环境的折磨。

    
    明末清初一线道驿道和卫所的设置图,图中可见驿道和卫所的设置是紧密相关的。
    自洪武年间贵州开设卫所以后,永乐时期又增设了府、州、县,它们大多散布在一线道上,这些卫所和府、州、县逐渐形成商业活动频繁的集市,一些大集市进而演变成沿线重要的古城镇,在湖广通往云南的主干线上,每年过往马匹不下三四千匹,往来商旅、运夫不计其数,沿线城镇自然成为与中原经济联系的纽带。如滇黔驿道上的普定和普安,城内商贾云集,物产富饶,市场内尤以大宗牲畜交易较为发达,大量马匹交易在此产生,马匹一部分是进贡京城。《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甲寅,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又“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另一部分则是贩卖给云南。一线道的畅通成为滇黔与中原商业活动和贸易往来的前提保障。
    不闹事——土司和驿道

    卫所只能管得了驿道两旁有限的区域,对于驿道以外的大片土地几乎全由土司统辖。所以驿道要安全,除了卫所的作用,土司区还得安宁。
    从元朝起对西南的治理是沿袭唐朝的羁縻制度,任用土司来完成的。元朝先后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机构,其中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司职的,往往称为土司。
    在古代社会前期,经营边疆得不偿失的看法十分流行。边疆吏治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一个难题。边疆山高皇帝远,官吏多大权在握且缺少监督,贪渎腐败的情形相当普遍。另外,边疆官吏的来源、选拔问题也长期未得到解决。朝廷面临的又一难题,是内地官吏多不愿赴任边疆。土官土司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设治地区中下级官吏的来源问题。以蛮夷首领为官吏管辖土民,大致有较具威信、熟悉情况和施法简便等特点。以土军代替官军镇守边疆,还大幅度减少国库的支出。
    土司由朝廷授给统一官职,颁发印信、号纸。号纸上书土司姓名、年龄、职衔世袭及授职时间等,以示其具有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土司官衔中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土司也有了固定的义务,除了朝贡外,还必须交纳相应的赋税,供驱调,朝廷还要派遣流官驻在土司衙门,监督土司的行动;土司已经算是朝廷的命官了。为使土司忠于职守,朝廷对土司还要进行严格地考核,有功则奖,有罪则惩。
    明初, 驿道沿线几大土司势力早已归附明朝, 其余众多土司也随之归附。朱元璋实行“怀柔” 政策, 一方面对于前来归附的土司, 无论大小给予奖励, 或原官授职, 或给予提升, 使之各得其所, 而土司得其爵号, 受其恩宠, 亦能顺应历史潮流,为明朝廷统治服务。朱元璋还对土司势力进行调整, 除播州、思州、思南三宣慰司外, 为使其互相牵制, 将水西、水东合并为贵州宣慰司, 设司署于贵州(今贵阳), 与贵州卫同城, 以便控制。并设置有十长官司属贵州宣慰司。
    又因贵州宣慰使霭翠是彝族势力最大的土司, 且与永宁、乌撒、乌蒙、芒部、东川、普定、普安等彝族土司势力地界毗连, 声息相通, 倘若霭翠等不尽服, 势必造成中梗。明廷极力安抚争取贵州宣慰使霭翠等土官的支持, 故曾下诏贵州宣慰使司位于各宣慰之上, 以示恩宠, 加以招抚。洪武九年(1376 年), 诏命设立湖广布政使司和四川布政使司, 乃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属湖广, 而以播州、贵州二宣慰司及乌撒、普定等土府并金筑、都匀等安抚司属四川。
    这条驿道沿途都得穿过土司领地,要贯通和展拓这条驿道就得和土司打交道,要维护好这条驿道,就必须使这些土司对明廷心悦诚服。只要有一个土司捣乱,驿道就会受阻。因而在明廷存在的两百多年间,围绕着这条驿道的正常运转,明廷几乎是不计工本,不惜代价,软硬兼施,毫不动摇地与沿路各土司周旋到底。
    为使这些土司对明廷怀德畏威,心甘情愿地替明廷守边护路。还对沿线的各土司百般优待。务按照明代对土司管理的法规,所有的土司都有义务向国家交纳税粮,但交纳的数额可以协商约定,再形成常规的制度 明初时对驿路沿线各土司,认纳的税粮几乎是一减再减,税粮迟交不仅不追究责任,反而多次减免 贵州宣慰使安氏,辖地范围将近30 000平方公里,上交给朝廷的税粮不过30000石,对明廷最忠顺的金筑安抚司,辖地2 000多平方公里,上交的税粮也才3000石 。
    但按明代军制,一卫驻军是5600余人,连同随军家属,一卫的常住人口是25000人左右 。贵州最大的土司水东安氏,一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养活一卫的驻军及其家属。金筑安抚司每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维持一个千户所而明廷在贵州的卫所,一直保持在十八卫上下,由此可见,明廷为了维持这条驿道,到底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就可想而知了。对土司应交的税粮,不仅多次减免,而且交纳的品种,也做出了灵活的变通规定,允许沿线各土司以杂粮交税这些杂粮包括荞子 燕麦和红稗等等,在明代的税收制度中称为折色完纳。这样的税粮当然不能充作军粮食用,而是拨给各卫所作为马匹的饲料使用。
    尽管明朝廷对驿道沿线个土司百般优待,只是希望他们不闹事,希望驿道沿线的太平,但是明初驿道沿线的土司叛乱仍然时有发生。
    最典型的莫过于明初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土司此起彼伏的叛乱。
    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处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上看其是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由四川进入云南与贵州的重要交通站,也是中原王朝进攻西南地区的必经之路。元朝初年设置乌蒙路,便把东川、芒部隶属于乌蒙、乌撒等地的宣慰司。在各部之中,数乌撒最富裕强盛,元朝时曾在该地设置军民总管府,在东川则设置万户府。
    在明太祖准备伐云南,通过乌蒙等地时,由于乌蒙、乌撒、东川、茫部、建昌诸部并未投降明朝,太祖特地敇谕,“犹恐诸部长未喻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即躬亲来朝,或遣人入贡,亟摅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
    正是由于乌蒙、乌撒等部远离中原,未能充分领教中原王朝的武力威慑力和当时中原王朝“以德服之”的政治意图,拒绝招安,而以武力相拒。拒绝招安主要原因也是当时此地仍被元朝残余势力所统治。于是明太祖遣派征南将军傅友德率兵武力征讨,傅友德派遣都督胡海洋等人带五万军队,从永宁向乌撒进发;又亲自率兵从曲靖沿着格孤山向南,与永宁的军队相通,直捣乌撒。
    乌撒土司实卜获悉后,深知明军此举势必危及乌撒的生死存亡,于是联络各部彝族土司,提出“以战求和”的主张,得到纠纷响应,并亲率兵马于赤水河畔,与其他部汇聚,抵御明军。彝军在与明军的战斗中,伤亡3000余人、600余匹战马,于是退守到地情熟悉地势险要的乌撒地区,在今赫章和七星关区的交界七星关,和云贵两省交界的可渡河,凭借关隘和天堑设防,继续抵御明军,与明军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30余次战役,消耗了明军锐气,明军在粮草供给不足,地理情况不熟,又逢冬季天寒地冻的情势下,改变了“务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惧,搜其余党,绝其根株,使被智劳力屈以杀戮”政策,对实卜进行“招抚”。实卜变被动为主动,与明将谈判议和,实现了其“以战求和”的目的。这样东川、乌蒙、芒部的各蛮族都受到震慑,望风归降。
    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东川、乌撒、乌蒙、芒部各卫指挥使司。
    树模范——奢香和奢香驿道

    这样朱元璋判断土司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护卫好驿道,他甚至像我们现在评人民的好干部,他也想评一个朝廷的好土司,给不太听话的土司们树立一个榜样。这榜样还真被他找到了,这就是水西土司奢香夫人。
    朱元璋统一全国前,水西彝族土司首领便看清了明朝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主动上表归附明王朝。朱元璋为了稳定贵州,于洪武五年(1372年),令将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二土司合为贵州宣慰司,以安氏为宣慰使,宋氏为宣慰司同知(即副长官)。洪武六年,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贵州宣慰司”的贵州不是现在的贵州,而是水西土司的地域。辖境以今贵州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治所在今大方县城,遂有“水西”之名。元改水西为亦西不薛总管府,以水西首领阿察为总管,开始建立了土司制度。其后人世袭宣抚使职位,成为黔西北以至黔中一带的最高土官。

    

    奢香夫人像

    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公元1358年,系四川蔺州宣抚使、彝族恒部扯勒君长奢氏之女。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奢香嫁与贵州彝族默部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奢香自幼聪明能干、好学善思,婚后成为霭翠的贤内助,经常辅佐丈夫处理宣慰司的许多政事。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霭翠病逝,由于子尚年幼不能承袭父职,奢香毅然克忍居孀抚孤之痛,代袭贵州宣慰使职。
    奢香夫人像 为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地区土司父死子袭,世代相传,长子、弟、侄或婿、妻、母都可袭。由于女性也可以袭职,于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女土司。这些女性中,较为著名的有水西土司奢香夫人、乌撒女土府实卜、东川女土知府摄赛和禄氏。
    后来在清代,汉族文人在绘制《百苗图》时由于不熟悉西南土司这种承制,误把水西土司的女官作为“百苗”的一种归于《百苗图》中,如下图。

    

    @小如就是我 2017-06-06 19:04:17
    长知识了,ruddzxiaoru
    -----------------------------
    谢谢鼓励!
    奢香夫人袭职摄政后,正值明王朝消灭故元梁王政权,统一云南之机。明洪武十四年九月(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率师30万人从四川、湖南兵分两路,经贵州南征云南。奢香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漩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安营扎寨,并备马一万匹,毡一万领;弓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需,对平定云南、稳定形势起了重要作用。主并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芒部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之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势力失去支持,明军得以顺利进入云南,结束了云南割据势力的统治。
    云南平定后,乌撒、乌蒙、东川等土司先后叛乱,这时霭翠已死,奢香代袭其职,她坚定拥护中央朝廷,水西地区不为所动,并支持明军平定乌撒等地之乱,进一步发展与明朝廷的亲善关存。
    @江湖武松 2017-06-06 21:32:39
    @ahada :本土豪赏1朵 鲜花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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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鼓励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王朝派驻贵州的军区司令(当时贵州省还没成立,这是朝廷派往当地最大的官了)——都指挥使马烨,对奢香摄贵州宣慰使职政绩卓著忌恨不满,企图以打击彝族各部头领为突破口,一举消灭当地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达到邀功朝廷、专横贵州的目的。
    他下令将奢香扣押贵阳,用彝族最忌讳的侮辱人格的手段,“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一时地方各部群怒集起,战争阴云密布。
    “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明史》记载的奢香事件很是不可思议,一个二品的贵州都指挥使,竟然敢公开扣押并“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裸笞当时统治面积最大的女土司——贵州宣慰使奢香,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胆子?
    对于时任贵州都指挥使的流官马晔历史资料上没有过多的记载,只是他有一个显赫的背景,他是马皇后的侄儿。
    马烨蓄意制造事端借机污蔑奢香并将其抓到贵阳,“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企图以此激怒奢香,扩大事态,趁机出兵消灭水西各部。此事在黔西北、滇东北彝区传开,彝族头领无不震惊和愤怒,奢香所属四十八部彝族头领带兵“咸集香军门”示威,“愿死力助香反”,一场影响云南四川安定的民族战争一触即发。
    @一笛横 2017-06-07 09:18:43
    很涨知识。 好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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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谢谢鼓励
    @hallaluya 2017-06-07 09:58:18
    mark,喜欢这种在一个地区着墨,写它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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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鼓励,历史并不仅仅是王朝史,它也是由每个个体,每个地区的历史组成的
    面对明朝地方官员公然的挑衅,水西、水东两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极为冷静。奢香被马晔关押期间,宣慰同知刘淑贞四处走动,在安抚深觉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他彝族各部的同时,亲自赴京上访,向朱元璋为奢香讨个说法。
    为彻底消除冲突祸根,奢香夫人卷裙走马金陵,面对朱元璋,自陈家世和守土之功,直言辩诬,痛斥马烨预谋逼反、祸国殃民的罪状。朱元璋深谙贵州政局稳定对整个西南地区的影响,从“何惜一人以安一方”的策略出发,遂召回马烨,定以“开边衅、擅辱命妇”之罪。当然,治什么罪,明史上没有交待,估计是另外换个地方做官罢了。
    朱元璋与被召进京的奢香的谈话,可有点意思。
    朱元璋:“马晔无理扣押和鞭挞你,让你受了很多苦。我准备干掉他为你出气,你拿什么回报我呢?”
    奢香:“我会世世代代约束部属,保持地方安宁。(愿世世戢诸罗,令不敢为乱)”
    朱元璋:“那是你的职责,怎么能说得上是报答呢?”
    奢香深知朱元璋为了控制西南,一直十分关注打通贵州交通。奢香再次作答:“贵州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听到这个承诺,朱元璋高兴地同意了。
    朱元璋这才满意,下令给奢香以厚赐,并马晔还京“问罪”。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字国瑞,原名重八,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如果说忽必烈重点经营的是云南的话,朱元璋对西南经营则着重在通往云南的驿道要冲——贵州。
    奢香回贵州后,履行诺言,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瓮安)到容山(今湄潭县境);并在水西境内设龙场、六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毕节等九驿,全程200余公里,自今修文经黔西、大方至毕节,其走向与今天的贵毕公路基本一致。
    奢香夫人主持开辟的驿道,这些驿道虽然不是“一线道”的主干道,但是是“一线道”的分支,成为纵横贵州以达云南、四川、湖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状况。同时奢香夫人也极力维护着主干道“一线道”的安全畅通。
    奢香摄政期间,还多方结识中原内地的才人学士,聘迎汉儒到贵州兴办宣慰司学,传播汉文化;招来能工巧匠,传授先进的耕织技术,开垦农田,发展生产;倡导彝汉融和,安居乐业,使水西地区社会安定,民族和睦。
    奢香袭宣慰使期间,每年进贡不绝,查《明太祖实录》逐年记载,从奢香袭位至洪武二十九年去世,她与其子安的共进京朝贡16次。明太祖朱元璋曾赞叹:“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年仅38岁的奢香不幸病逝,朱元璋闻讯后,派使臣到水西参加奢香葬礼,并加谥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
    这确实是模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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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bbs.tianya.cn/post-no05-45057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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