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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更大?_煮酒论史_论坛[第1页]

作者:碧血衷言  更新时间:2018-06-18 00: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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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先明白什么是东林党,什么是阉党。
    东林党指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阉党指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
    至于,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大,个人觉得是东林党。
    

    东林党是一个社会毒瘤。
    个人觉得,东林党和唐朝时期的世家门阀类似,都是国家的“垄断”组织,对国家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最大的阻碍。
    东林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上层利益集团代表,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为明代士大夫的独特地位,他们在拥有社会财富的同时,反而不用纳税,为国家财政交一点钱,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剥削农民取得,这样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碰上天灾人祸,活不下去的农民就会铤而走险,明朝末期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如此。
    

    明朝末期,论综合实力远远强于满清,现在来看,不可能被灭亡,清朝皇太极以前从来没有妄想统治中国,甚至在入关之间也是经过不断试探就可以看出。
    农民起义,对于明朝的灭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国的农民起义,牵制了明朝军队的大部分力量,大大削弱了明朝整体的国防实力,这样就使北方防线大幅度削弱,为满清的入关创造了条件。
    

    明朝完善的科举制度,虽然为下层人进阶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对于贫穷的人们来说也是十分渺茫了,大部分还是被原士大夫阶层霸占,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条件。
    能读的起书,在那时就是一个奢侈,培养一个知识分子的代价不是每个家庭可以承担的。
    由于这种宗族关系,当他们取得士大夫地位时,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
    阉党的组成大多是出身于底层,很小就进宫,没有子嗣宗族的势力,他们的地位只会存在一时,而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势力累加。
    还有一种,就是阉党的权力绝对来自于皇帝,没换一个皇帝,阉党的领袖就会换一个和皇帝关系近的人。
    虽然,阉党可以得势于一时,而东林党士大夫集团可以得势于一世。
    

    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独创的三个政治平衡点。
    由于,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明末东林党就因此而生。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这样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也是皇帝乐意看到的结果。
    可惜,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这样就造成了朝廷一家独大,使皇权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也造成了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
    

    东林党人集团对军事的干预。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这样,所谓的文人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得明朝逐渐与外国的科技文化拉开距离,走的越来越远,中国落后源于明朝,一点也不为过。
    明朝末年文官与武将的地位和宋朝时期极为类似,武将地位极低,在同品阶,文官地位绝对高于武官,这样武官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大的收到限制。
    文不知兵,反而对武官的权利加以限制,这样就导致了明朝整体军事实力的下降。
    

    东林党人,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这就是“文人误国”。
    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
    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这样明朝灭亡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明朝末期,不知东林党一家“势力”。
    文官专注于内斗,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明朝末期,朝廷文官势力还有楚党,浙党等政治派别,朋党之起,就是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东林党与其他什么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明朝彻底灭亡。
    

    在封建社会,整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
    在这些东林党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国家。
    朝廷亡了,在换一家做,他们还是官,还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
    这不是新鲜事,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你看,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大多都是东林党人,阉党一个都没有。
    面对侵略者的刀枪,那些礼义廉耻都忘记了,气节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百姓,反而洋洋自得,唉,可耻啊!

    明末的东林党,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可是就是这些人,罔顾民族大义,享有各种特权,反而成为整个国家的“蛀虫”,明朝亡于东林党也无可厚非。
    
    东林党与法治崩溃
    
    中国王朝之所以进入一个崩坏重建的过程,不仅仅是什么大环境。
    而且是一个法制进入崩坏的状况所决定的。
    

    最大的弊端就是一点:士绅免税制度。
    

    当然,每朝开国之时,士绅免税很有效的团结了一部分人。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癌症。
    随着时间的迁移,不纳税的士绅集团自然可以慢慢侵吞豪夺田土,久而久之,大量在开国时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佃农,变成了无土之人,当然一个朝代就进入了所谓的崩坏。
    

    明朝的东林党就是这些凭借免税制度,富裕起来并且拥有金钱实力的人的朝堂代表。
    透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拉帮结派影响朝廷的政策,且科举之后的士绅免税制度,是他们的根基,他们保卫这个根基可以说很正常。
    

    那些通过科考上来的秀才举人们,都是聚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
    换句话说,没有家族当初的培养,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是。
    而家族培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给家族找根支柱。
    能让家族少交些赋税,少受些欺负……

    而数百年来,这些士绅们也做到了。
    他们借着自己的种种特权,逃避国家税收不说。
    还和本地官府上下联手,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徭役,转嫁到别人身上去。
    

    以前文官集团免税偷税还有所节制,国家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后期的东林党上台之后,完全就为了自己这些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死活了。
    在明末,可以说国家最需要钱来重振经济,重振军备的时候,这些东林党人确在政策上牢牢把持,天天嚷嚷税负太重,不让朝廷向士绅、向商人(依附于士绅的势力)收税,原本合法的税收也大量偷逃,结果朝廷没钱,自然无力赈灾,无力平抑粮食价格,甚至无力修缮水利,无力对外征伐、无力武备。
    

    这就是所谓大环境的来源。
    

    大量的非绅士团体的民众(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没有田土,没有经济来源。
    朝廷又没有钱救济,不造反,怎么活?而遇到天灾,那些有仅剩一些田土的人也没办法维持温饱了。
    

    不造反,流民怎么活?这些都是逼出来的。
    

    为此,谁该负责?

    这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明朝印象之一:不上朝的贪财皇帝——万历
    林错

    关于他,在下认为某位大人总结的非常好,所以摘录如下:

    (1)贪财的皇帝

    一种历史观点认为,正是始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小冰河时期刺激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候的欧洲畜牧业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降雨带南移造成了连绵的大旱,让几代欧洲农民都找不到让牲口过冬的草料,历史上这段时期的欧洲人一旦到了冬季就要宰杀所有种兽以外的家畜,好把这些肉腌制起来储存。
    也正是这个导致了香料的奇缺,大量需要腌制的肉让香料在欧洲卖得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贵,到了冬季一磅香料可以换三磅黄金。
    这样远洋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到值得人们用生命去冒险。
    而在跨洲的香料贸易中,英国、西班牙、荷兰的航海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十七世纪初开始超过了中国。
    

    而此时的中国也并没有停下脚步,万历朝长达数十年的灾害期迫使万历天子再次“失德”,他一边要救济子民,另一边也要对外对战,所以就悍然推翻了大明祖制,宣布海禁一律废除,只要能交银子给内库海贸随便跑。
    比如对日作战结束后,万历天子就又急不可待地恢复了对日本的贸易来增加收入。
    这种种鼓励措施让中国的海航技术和造船工艺也在飞速发展,东西方沿海文明的赛跑才刚刚开始。
    

    此前万历天子已经疯了一样地指派太监搜刮矿税、瓷税和茶税来支持九边军镇并赈济灾民……好吧,这事东林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皇帝要积德行善,这样老天爷自然不会降下大灾,从万历宠信郑贵妃开始,北中国就连年大旱。
    自万历天子企图立皇三子为太子,这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
    文臣集团(包括东林、齐、浙、楚等党)已经为此攻击了万历天子几十年了。
    郑贵妃作为罪魁祸首自然是狐狸精。
    

    在大明朝,根据 朱元璋的定制,有功名在身的人才可以不需要路引,读书人只要能通过院试考上一个秀才,那就可以配剑游学天下。
    不再受到关卡的阻碍。
    但只要没有功名在身,哪怕是黄石这样的世袭二品武官,每到一省一府都必须更换当地路引,并呈报自己的随身卫队和携带的全部武器。
    

    明 朱洪武虽然出身贫苦,但却认为士人——也就是读快人、知识份子是国家的精华,所以朱洪武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勉励士人,提高士人的地位。
    比如他鼓励儒生见皇帝时不行跪拜之礼,并鼓励儒生直言天子之过。
    

    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明朝的士人已经以敢言皇帝的过失为荣。
    到了万历朝的时候,文人只数落皇帝一个人已经不过瘾了,经常连皇帝的老婆、儿子甚至老娘一起数落,而且已经发展到出言不逊、口无遮拦的地步,甚至常常不怀好意地去揣测并公开讨论皇帝的私生活。
    

    比如说海禁就是文臣攻击的目标之一。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大明天子就开始变相开放海禁了。
    少年时代的嘉靖皇帝曾经与文臣苦斗不休,但后来在二十年里,他不曾修改过内阁票拟的一个字。
    到了嘉靖后期,曾经年少轻狂的天子已经垂垂老矣,嘉靖皇帝简单地增加了些船引的数量后,就把进一步开放海禁这个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隆庆皇帝。
    

    隆庆登基时,内阁的那群老头子都是和嘉靖摸爬滚打过大半辈子的人精,随便哪一个都把隆庆修理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每次御前会议的时候,基本就是那群阁臣自己商量事情,刚登基的隆庆每次想发表点意见,就被内阁老实不客气地顶回来--陛下,现在皇室人口不旺,您有功夫不是回后宫生俩孩子,别没事儿就和我们起腻。
    

    隆庆皇帝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天上朝后就在听臣子们讨论,等他们讨论好了就把计划递到皇帝鼻子底下,天子说一声“可”后,臣子们就三呼万岁,然后一哄而散地下班回家去也。
    史载隆庆皇帝曾经几年天天只有机会说“可”字。
    因为嘉靖去世前开放了几个港口搞进出口贸易,所以隆庆的胆量也就是只能干到这一步了。
    

    隆庆死了,临到下一位皇帝万历就不想上朝了,结果臣子们就给皇帝取了个外号叫“小蜜蜂”,“小”的意思就是天子的身板比较单薄,“蜜蜂”就是指天子只喜欢在后宫的花丛里飞舞。
    

    万历时代,大明公司的两任总经理一个比一个厉害,高拱高总经理见惯了前任窝囊董事长隆庆,何况票拟出于内阁他觉得也没啥好怕的,结果高总就冲着传旨太监大叫“你真的想让我相信一个十岁孩子的话叫'圣旨'么?”……不料现任万历董事长的两妈(生母和嫡母)是两个很厉害的年轻女人——起码比她们过世的老公厉害,这两个女人暗地里收买了副总经理张居正,联合起来把高总轰回家养老去了。
    

    万历亲政后,小冰河时期也就到来了,为了增加收入万历下令彻底废除海禁船引,改为每条船收一定的海税,比如四十两……

    因为开放海禁,万历被文臣攻击了个体无完肤,但这个天子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他一看内阁通不过,就派太监去收税。
    那些收海税的太监汇报说大明海商的船越造越大,以前需要两船装的货物,现在一船就能运走了。
    小气的万历天子就认为自己吃亏了,结果就提升每船的税银……商人就造更大的船……万历就收更高的税……到了黄石这个时代,大明的每艘海船的关税已经涨到八十两。
    

    西班牙人在万历年前后曾经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开始的时候说中国海贸能力低下,她的水手少到不足以保卫自己。
    但在万历开海的十年后,西班牙马尼拉总督就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声称中国的海船变得又大又多:“如果中国皇帝愿意,他的船多得可以架起一条从泉州到马六甲的舟桥。
    ”

    大明中央政府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万历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
    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教主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
    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
    文臣要皇帝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太监问他:“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张居正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
    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
    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
    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
    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不问可知。
    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2)形形色色的大臣

    当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役之后,万历火线提拔了熊延弼经略辽东。
    在熊延弼的治理下辽东边军迅速恢复了元气。
    熊经略着重于培养军队的野战能力,他主持辽东军务期间,顶住了军方和朝中的压力把各营拆散,并奏请皇帝从全国各地抽调边军来辽东作种子部队。
    

    经过一年多以后,努尔哈赤对辽东的袭扰已经基本被制止,明军还在部分地段展开了反击。
    比如当时的定辽右卫的守将毛文龙就收复了边墙内数座堡垒,并受到熊延弼的通令嘉奖和保举。
    毛文龙正是这段时间逐渐在辽东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后来组建了东江军。
    

    熊延弼还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软硬兼施地迫使蒙古各部落中止和后金政权的贸易。
    泰昌元年六年,努尔哈赤出动全军进攻沈阳,其先锋三日内被熊廷弼在野战中连续击败两次(这是萨尔浒战役后,明军对后金中央精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野战胜利),就又灰溜溜地退回赫图阿拉去了。
    蒙古人原来是墙头草,看到明军已经呈现出转守为攻的态势后,也纷纷断绝了和努尔哈赤的关系。
    

    但对战争所有的希望都随着万历的死亡而化作了泡影。
    万历皇帝生前把所有对熊延弼的弹劾奏折都留中不发,万历临死前病重得爬不下床的时候还天天看熊延弼的奏章,对他的要求也都立刻发放内币予以满足,以免贻误时机。
    

    早在万历死前,朝臣们的普遍看法就是熊大臭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通过一番仔细观察,自以为是地下了个结论。
    认为熊延弼也就是找皇上要要钱,闲时练练兵、修修城堡,还有就是没事儿就去和蒙古人搞点外交,这都没啥稀奇的嘛。
    既然不需要亲冒矢石,那朝中的大部分文臣就认为他们也可以干得比熊延弼更好,至少也不会比他差。
    

    万历死后,得势的东林党在辽东野战胜利的形势下被冲昏头脑,他们给熊廷弼硬扣了一个“邪党”成员的帽子,把他扒拉下去了。
    然后……然后辽东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了,熊廷弼整训的边军也都没有了。
    

    明朝中旨不经过六部、更没有内阁无辅或次辅的副署,武官和太监虽然不敢不遵从,但对文官来说确实可以认定是伪诏,如果不接旨一点儿错都没有。
    明中叶以来,拒绝接受这种三无中旨或者被廷杖对文官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也是足以让他们吹嘘一辈子的话题。
    曾经挨过延杖的人以后出门下巴都可以多扬起三分,因为他们可以自称:“曾把大明天子驳得哑口无言,只好靠打人出气。
    ”所以走到哪里都享受众人群星捧月一样的敬仰目光。
    

    历史上在万历朝,曾经有人上书一次性把神宗、贵妃和他们的儿子全都骂了个狗血喷头。
    洋洋洒洒一份万言书,不仅把贵妃同异常高龄的狐狸对比了一番,还给万历皇帝建立了他和猪狗这些动物之章的联系。
    当时就把大明天子气得双手不住地哆嗦,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段话:“这厮……这厮好生无礼,是成心来骗廷杖的吧?朕……朕是决不会让他如愿的!”

    而文官不接三无中旨比挨廷杖更加值得炫耀,毕竟后者只是驳得皇帝哑口无言,而前者是直接扇了皇帝老子一个大耳刮子。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明朝皇帝不愿意也丢不起这个人,所以到了王朝后期,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皇帝一般不用中旨,但就是这样也常常被文官拒旨。
    
    明朝印象之二:明朝沿海地区的打工史
    林错

    在明朝的时候,仍然沿用的是东亚朝贡体系,所以和大多数国家都是很友好的,即使是郑和下西洋仍然是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但也有摩擦的时候,特别是沿海地区。
    

    比如明朝的“倭寇”就很有名,为此日本人没少挨骂。
    但事实上,日本只是打工仔,而当时的倭寇的老板,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网上某位大人的总结就是:

    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
    余皆闽浙通番之徒,……”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
    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b,而且中国海盗在日本也十分霸道,自己立地盘,设据点,还向附近的大名收保安费,日本武士们不仅躲得远远的,也不敢称之为“寇”,都掩耳盗铃的把他们称之为“海商”。
    

    对于这种国际纵队,明朝政府十分头疼,直到海盗们把业务扩展到了东南亚,和洋人展开了竞争,他们才找到正义的国际友人来帮忙。
    

    首先是葡萄牙人,不过,过程十分曲折,因为中葡的友谊建立的十分不易。
    

    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首次拜访中国。
    他们来到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岛,想以最隆重的礼仪来表达对这个神秘伟大的国度的敬意,于是他们开炮了——升旗,鸣放礼炮!炮声一响,整个广州一片混乱。
    百姓跑,衙门乱,等总兵大人带兵赶到江边时,这些心怀不轨的放炮者居然胆大包天的自行上岸了!

    于是,葡萄牙大使皮雷斯被广州官员当做进贡的蛮人,扣押到了本地的驿馆里,他被整整关了三年后,正德皇帝才决定接见他,但很不凑巧的是,皇帝没见到他就驾崩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在海上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新上任的嘉靖皇帝一恼,命令把皮雷斯押送回到广州的监狱,差不多又过了三年,这位倒霉的大使先生死于广州狱中。
    按照某些葡萄牙人的说法,皮雷斯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了中国北部,还在当地娶了中国女人为妻,不过很遗憾的,在中国人这边,这个美好的传说——至今查无实据。
    

    之后,皮雷斯使团中幸存下来的人把对中国的看法传达到葡萄牙:

    第一,葡萄牙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要被中国官员们改为朝贡的表文才能呈给中国皇上,中国不会平等对待任何国家,它只接受朝贡外交;

    第二,中国接待外国使者的方式,是把他们安置在一所围墙很高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们关进去,第15天时把他们带到皇宫,可步行可骑马,在皇宫外他们就得双膝跪地,头和脸贴在地上,听候命令,这样面对宫墙起跪五次之后,又被带回那些房子,重新关起来--b;

    第三,这位使团成员向他伟大的葡萄牙国王说,中国老百姓被官府欺压久了,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所以,伟大的国王,你只需要2000至3000人,10到15艘舰艇,就可以远征中国了——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勇敢的建议被国王否决了,爱好和平的葡萄牙人继续在努力的探索中葡和平建交的道路。
    

    后来,明政府发现葡萄牙人也是海盗的竞争者之一,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很快,从嘉靖二十六年起,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在嘉靖四十三年,葡萄牙商人苏萨成功的贿赂中国海道汪柏,取得澳门这个落脚点之后,打海盗也成了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
    (当时只是葡萄牙商人晾晒货物的歇脚点,在朝廷发现葡萄牙人开始定居之后,汪柏把贿金当作租金交了上去,之后,澳门葡商定期向香山县衙缴交租金,明政府就在那里设海关,征舶税。
    )

    比如广东官员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
    意思就是留着这些人来替政府打海盗。
    

    之后,葡萄牙人的表现十分英勇,得到了明政府多次表彰——但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被中国雇主搜刮去研究推广了,他们的勇士为明政府牺牲了,他们不停的向明政府缴税,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呆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不能自由行商,不能自由传教,连食物和淡水这些也被明政府卡得死死的,只要他们对明朝有些微词,就会被逮到广州衙门去打板子——真是苛刻的雇主啊。
    
    和他们一样郁闷的还有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来的比较晚,他们一直呆在菲律宾埋头建设,并没有染指中国的意思——直到某个事件发生。
    

    万历二年两广提督殷正茂、福建巡抚刘尧诲合剿海盗林凤,林凤独力难支,联合了林道乾留在台湾的人手,决定到菲律宾觅地而居,重建基业。
    按照菲律宾史书记载,林凤自称为国王,在几个月间就建立很多住所,准备长期住下来。
    当地居民趁机纷纷暴动,向林凤进贡,和西班牙人对抗。
    

    西班牙政府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进行远征,凑巧的是,明朝舰队也寻踪林凤来到吕宋,见此情形,就邀请西班牙人夹击林凤。
    西军总指挥萨尔西多热情招待了他们,表示西班牙军队足够独立解决林凤的武装,又同意一旦林凤被获,不管是死是活,都将交给中国政府。
    当然,仗不是白打的,西班牙人同样要求明政府开放贸易和自由传教。
    

    两个修士和西班牙使节一起去会见两广提督,然后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
    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

    仗还没打,中国人已经开始伸手了,西班牙人很郁闷。
    

    之后,西班牙人抱着极高的热情打赢了这一仗,但是——林凤逃走了。
    西班牙人很遗憾,中国人很生气——身为国际友人,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按照西班牙人的说法,当时的潮洲把总王望高十分愤怒,生气的王大人与西班牙人有了以下交涉:

    第一,西班牙人必须给中国政府写一封信,证明林风已经死了;

    第二,为了给林风已经死了提供物证,王大人要从菲律宾的土著手里收购人头,西班人必须写信证明,这些人头是林风他们的。
    

    第三,鉴于西班牙人的失败,他们应该提供大量礼物,才能重新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并对西班牙人走进中国提供方便。
    

    西班牙人很委屈,也很愤怒,他们虽然是殖民者,但自认是高贵的不会说谎的殖民者,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发现,除了送礼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软化这些可恶的中国人的心,于是,为了大局,为了长远的中西友谊,西班牙人全部接受并做到了。
    

    之后,西班牙使节随王望高船队出使中国,像当初的葡萄牙人一样游历了几个月,也和葡萄牙人一样发现中国百姓贫穷,军人堕落,官吏蛮横无礼,中国是个邪恶的国度——总之,按照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的话就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每天都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他们的法官、执政者和国王正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
    ”桑迪总督为了把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甚至表示,愿意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资助远征中国,只需要配备4000至6000人……便足以征服中国!

    但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否决了这个热情的提议。
    他给桑迪回信说: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
    你不要采取行动或者跟所说的中国人的海寇敌人相合作,更不要给他们任何借口以找到反对我们民族的正当怨言。
    

    于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个不知进取的国王不约而同的压制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仍然作为明政府清扫海盗的打手,任劳任怨的,勤勤恳恳的为中国老板工作着,在和平中寻求着遥遥无期的自由贸易自由传教的道路。
    

    顺便一提,真正的做到了自由传教的是耶稣会,他们的成绩非常突出。
    

    他们不仅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还不惜修改教规,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
    同时,他们使用中国姓名,换上儒者的服饰,用中国话与人交谈,并按中国的习俗鞠躬作揖,拜见高官时更施欠身下跪之礼,被士大夫们称作"西儒"。
    

    之后,明朝官员对他们越来越感兴趣,明朝许多高官皇室都成了教徒——只是那些教士很遗憾的发现,这些中国教徒总是对他们的“实学”(当时人对西方科技的称呼)更注意而不是对上帝。
    

    为了传教,他们需要不停的忙碌,铸造红夷大炮,翻译各方面的科技著作,修订历书。
    

    尤其令他们越来越沮丧的是,在中国机构中,他们像小职员那样埋头工作,俸禄微薄,也没有任何特权,对于他们工作失误的惩罚,也没有任何外交色彩的豁免,皇帝只会因为爱惜人才而从轻发落,他们也越来越无法抽身出去传教,有时候,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在这里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中国的国家雇员,偶尔能以工作的名义出外旅行,他们配给了一些可以用来免费使用国家交通工具的“邮符”,但并非象中国钦差那样受到地方官的隆重接待,地方官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各地吃紧,军队频繁调度,运河南下的船载着被贬谪或告老的原首都官员,在路上观测宇宙则随时会被官兵撞倒,他们只会在北京工作的间歇,和中国同事谈论一下天主和圣母的故事。
    

    不得不说,不管是明朝海盗还是政府,真的都是不厚道的老板啊。
    
    明朝的印象之三:天启时代的太监和东林党
    林错

    按照某种说法,明朝是阉宦横行的,例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这几个等等,搜集到了一点资料,与诸位同观。
    

    先说一个魏忠贤的前辈的^_^

    明律不禁止寡妇再嫁,但此时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险的时代,穷苦人家的儿子死后老人和小孩生活会很艰难,所以明朝文官鼓励守节的行为,可以得到免税等优惠,如果妇女能得到贞节牌坊,她的父家也会得到利益。
    

    刘谨在台上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命案,事情大概是某个小叔子为了税务方面的利益坚决反对寡嫂再嫁,他扬言寡嫂不守满三年就要把嫁妆扣下(按照明律夫妻离异,或寡妇改嫁时会带走嫁妆),结果那个女子急怒攻心就上吊了。
    刘公公听说之后大怒:“这些刁民为了几个臭钱,就逼死了一条人命。
    ”

    他马上下令,京师的寡妇一律立刻改嫁,不执行者一律捉拿公爹和父亲去打板子。
    这法令当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北京的百姓纷纷把寡妇哄回娘家,就算还在哺乳期的母亲也不能幸免于骨肉分离,她们的娘家也不敢接受这烫山芋啊,可是一时间没有那么多人娶妻,不少良家的女子就此被父母当作小妾卖掉。
    

    这个荒唐的法令一直到刘公公倒台才被取消,北京的婚姻状态才恢复正常。
    但是,当时的正德皇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古代信息传递的不发达,这个消息传到外地变成了“皇帝要选秀女,所以京师大乱”,于是外地的婚姻政策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呵呵,扯远了,现在拉回来,关于魏忠贤的上台,还要从东林党说起。
    

    天启初期,借助梃击案,红丸案,东林党声势大张,到了移宫案时,更是锦上添花,天启的养母李选侍想母凭子贵当太后,东林党硬说她想做乱。
    一群大臣先把天启抢走,然后天天跑到殿门去骂大街,最后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寡妇轰出了宫,东林党第三次立下了擎天保社稷的大功。
    

    据东林党认为,李选侍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太后,无时无刻不朝着这个宏传的目标努力,在这个罪恶企图被充满爱与正义的东林党挫败后,她在明史中也留下了一个恶毒的女人的名声,其罪行包括谋杀泰昌帝、毒打天启和崇祯的亲娘到死、阴谋篡位和淫乱后宫等。
    天启在位的时候懒得和东林党争论,只是把她奉养起来。
    而崇祯即位后曾极力为她鸣不平,并公开声明:"皇考怜先帝与朕无母,故命李选侍抚吾等,其待先帝与朕如亲,吾等亦事之如母,至于殴打垂帘,纯属无稽之谈。
    "当然,崇祯说了也是白说,当他看到文官集团一如既往地拿移宫案当大功时,才明白他哥哥天启为啥从来都懒得替养母争辩。
    

    到了天启三年,东林党借助京查把所有异己统统赶出了京师,一时间朝班之上只有东林一系的官员,明史也大赞此时是“众正盈朝”。
    根据大明的规矩,三品以下官员任命无须经过皇帝批准,三品以上官员则是由朝臣会推,然后把名单上报给天子。
    (所以万历朝天下官员十去其九是胡扯——这事根本不归明朝皇帝管。
    )

    天启四年,不长眼的天启天子改动了会推名单的一个顺序,把排在第二的人选改为了第一,这顿时就捅了东林党的马蜂窝。
    实际上无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东林党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们质问天启这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内廷太监的主意。
    

    事实上,从朱棣建立内阁制度以后,内阁的势力逐渐做大,明朝中后期实际上成为虚君制度,文渊阁的大学士们一个个久经浮沉,能混到内阁的文臣个个都是人精,远远比一个长于内宫的帝王更懂得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也因此明朝的皇帝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打仗,可以去炼丹,也可以去打木匠,只要有自知之明——我肯定没有外廷那帮人精聪明就行。
    

    实际上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这种自知之明。
    嘉靖曾经十年不改动内阁票拟地一个字,万历没有驳回过吏部的一次官员年审和任命,明朝皇帝奉行地政策类似后世的责任内阁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阁臣就滚蛋。
    

    但天启显然没有他祖宗的涵养,少年天子出面对臣子说这次改动是他的主意,这无疑是往文臣集团的怒火上浇油。
    可是他们不能说皇帝错了。
    因为皇帝理论上有这个权力,但也正因为这个权力仅仅是理论上有而习惯上已经没有了好多年。
    所以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铺天盖地的弹勘奏章就指向了天启的近臣——魏忠贤,东林党要求天启“赫然怒,加于三尺”,耙魏忠贤斩首示众。
    

    魏忠贤期间几次吓得抱着天启的大腿痛哭,还把他的对食客氏招来一起抱着天启的腿哭。
    

    尤其对他不利的是,由于还处于小冰河时期,所以北方连年灾荒,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朝中有小人蒙蔽天子的缘故,由于李选侍已经被彻底批倒,这个罪名就落在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头上,对此,义愤填膺的官员们写出了无数堪比三流小报的奏章,要求天启重还大明朝一个光明正义的世界,其中最愤怒的就是东林党的大哥大左光斗,杨涟,为了除恶务尽,左光斗还提出了“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的战斗口号。
    

    魏忠贤慑于东林党的威势,还曾给左、杨送仪金,但被东林党傲馒地回绝了,接下来齐、楚、浙党和不少骑墙派官员都被东林党整了个半死,他们为了保住前程就统统投奔魏忠贤去了,这些投靠魏忠贤的齐、楚、浙党当然被东林党骂作“无耻小人”,更加除恶务尽——阉党就此成形。
    

    其实所谓阉党与其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还不如说是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这个核心周围的反东林党同盟。
    如果非要说阉党有什么政治野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打倒东林党!”

    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这种形势就类似公司,东林党啊、齐党啊、浙党啊什么地自然都是大明有限公司的高级白领,个个都是辛苦多年才出来的硕士、博士,最低也有大本文凭,这么多精英分子没事搞搞内斗也情有可原嘛。
    

    但是齐楚浙党这些案伙明显没有赌品,发现玩不过东林党后就开始耍赖。
    那魏忠贤算什么东西?只是董事长朱由校先生家打扫卫生的一个大爷罢了,身体残疾不说还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现在却眼看要骑到东林党这班博士、硕士头上耍威风,这些精英自然痛恨不已,自然更瞧不起那群去抱文盲大爷粗腿的败类同僚。
    

    东林党很愤怒,决定竭尽全力,还大明一个朗朗乾坤。
    

    可惜东林党千算万算,就是没想起来魏忠贤不仅仅是给董事长倒马桶的大爷,他还是朱由校的奶爸。
    更重要的一点儿是,东林党除了少数几个在辛辛苦苦地干活外,大多数人什么也没干,每天除了内讧拆台,就是在朝堂上对骂斗殴,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的地步。
    
    比如辽东,万历年熊延弼督师辽东,形势一片大好,可惜东林党一掌权就用“不进兵”的罪名把他弄下去了,换上了袁应泰。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死,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
    

    于是熊廷弼被召入朝,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但是熊大臭嘴实在很不识趣,当时的内阁大老叶向高和张鹤鸣专门设宴请他吃饭,熊廷弼和两人交谈一番后,转脸就和别人说:“这是两个大草包,对辽事一无所知。
    ”

    从此张鹤鸣就成了熊大臭嘴的死敌,紧跟着就向天启举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了“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却是一面倒的偏向王化贞,导致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奇功的时机已到,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
    谁知,双方刚一交手,他手下早已被后金收买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
    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
    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也。
    

    当他在右屯见到熊廷弼时,很委屈的王巡抚忆往事,看今朝,放声大哭。
    结果熊大臭嘴很不厚道的嘲笑他:“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实上他的兵力也实在太少):全部撤回山海关,致使关外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许多城堡被毁,辽西的大量百姓被迫迁到关内。
    

    为此,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
    但是,东林党人对熊大臭嘴的幸灾乐祸义愤填膺,于是,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认为王化贞固然无能,但为国尽心尽力,熊廷弼则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态度极其不端正,比王化贞的罪更大!结果,两人一起被下狱论死,这就是所谓的“封疆案”。
    

    这一仗之后,张鹤鸣虽然自请督师关外,但天启对他的平辽策已经倒尽了胃口,连朱批都懒得回给他。
    朱由校董事长此时对东林党也看不顺眼了,他开始隐隐觉得反正都是光拿薪水不干活,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奶爸呢!最少这工资是省下来了。
    

    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利用“封疆案”反击了,以反腐的名义重审此案,很容易按照王化贞这条线追下去——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就是王化贞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然后东林党人不出所料,纷纷落马。
    

    按照大明有限公司不成文的规矩,内讧以斗到对方辞职为底线,如果再下狠手那就是犯规了,但魏大爷不是雇员,他是朱由校董事长的一条狗——太监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东林党一直想把魏大爷送上断头台,而现在魏大爷也得势不饶人,一心一意想把东林党赶尽杀绝。
    东林党眼下只有一边狂喊:“魏忠贤你防卫过当了!”一边赶忙四下寻找政绩,想用来挽回朱董的心。
    

    可惜政绩还没找出来,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
    

    天启五年三月底,魏忠贤再次掀起大狱,这次魏公公打的仍然是反腐牌——果然这一招是太平盛世里居官必备的防身利器啊。
    

    话说大明自万历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泰昌、天启两朝东林党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代不如一代,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也就是说比民间的假钱质量还要差,到天启三年,南京新出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这样在苏州等地,大明的百姓自发地兴起了抵制天启铜钱运动,这次的抵制风潮长达八个月之久,让南直隶东林党焦头烂额。
    于是,魏忠贤乘封疆案大胜之余威,悍然发动了铸钱案战役。
    这起案件的曝光比上次的广宁案更让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大面积的抵制铜钱运动——这当然严重影响大明有限公司的信誉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一直向朱董报告说:天启元年以来,每年的铸币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钱息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万两而已。
    

    这次的斗争让大明公司的朱董彻底看清了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实质,虽然这不过是传统的党争狗咬狗而已,但魏忠贤至少还是他朱由校养的家狗,而东林党那帮子人分明就是群抢食的野狗。
    天启天子的策略也由此改变,他渐渐不再采用手段来保持党争的平衡局面,而是不断地向魏忠贤的阉党倾斜,纵容、甚至鼓励魏忠贤一伙儿去整东林党——于是九千岁魏公公正式登上了前台。
    

    不过,公道的说,虽然魏公公是靠打反腐牌上台的,但是他本身也有同样的毛病,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加上魏公公经常不按牌理出牌,干些和刘瑾差不多的事,朝廷里也有很多人不待见他。
    

    同时,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天启四年十月,就是魏忠贤掀起大狱整东林党的这年冬天,京师和北方的山西、陕西就看不见降雪了,对此百姓们在私下里流传着一种传言,那就是天启被小人蒙蔽,朝廷所打击的也都是正人君子。
    到了天启五年,还没有降雪后,阉党决心以革命的流言对抗反革命的流言,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东林的流毒未尽,因此老天爷还很不开心。
    所以一定要加大对东林党的打击力度来取悦上天——但是遗憾的是,基于某种准则,大多数的百姓和官员对此都不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魏公公毫无团结民主统一战线的自觉,不仅仅在朝臣面前趾高气扬,连皇亲和太监都得罪光了。
    

    比如说紫禁城骑马。
    

    由于小冰河期地连续干旱,大明北方的马场产马数量不断下降,到了天启五年,北方各边镇都再无马匹可抽调向辽镇。
    朝廷陷入缺马的窘境后,就有大臣建议按一条鞭例,把甘陕各省上缴马匹的缺额摊给各省农民,多收些亩赋来买马,而此时北方各省同样是连年灾荒。
    

    魏忠贤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不敢采纳这种在灾荒年加赋的天才构思,但马匹的缺额问题还是要解决,魏公公就下令赏赐给大批皇亲大臣和太监紫禁城骑马的特权。
    根据大明会典,皇室但凡赏赐给谁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个人就有义务进贡给皇室良马。
    魏忠贤动员东厂地部下对大伙儿的财产进行了一番侦查后,一边大量赏赐给有钱的官员和太监这种“殊荣”,一边成天催逼他们贡马。
    等被赏赐的人完成了贡马的任务后,魏忠贤就会把特权收回,然后——然后再次赐下。
    如同当年刘谨勒令京师寡妇改嫁一样。
    魏忠贤地这个政策也搞得朝中怨声载道,大明建国以来第一次,无数臣子和太监纷纷上书拒绝皇城骑马的荣耀。
    但拒绝也要赐,魏忠贤甚至曾把皇城骑马权赐给了婴儿和浩命夫人,被赐到的人一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贡马,一边大骂那个给魏忠贤出这损主意的无名氏。
    

    收上来地马自然是良莠不齐,这批人进贡的“良马”里除了老马、马驹外,据说也有驴和骡子,甚至还有小骆驼。
    但魏忠贤一分钱没花就替皇上收了一批马支援辽东,也因此得到了天启“厂臣忠勤,办事得力”的赞语,也因此,天启更加信任魏公公,魏公公也更加意气风发,不仅自己排场越来越大,连客氏的出门规格都和皇后一样,为此,后宫里特别是天启的嫔妃们人人侧目,结果在朝堂上干顺手了的魏公公对后宫也一视同仁,整死了不少敢提意见的嫔妃和太监。
    

    可见,魏公公和东林,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
    只不过好歹魏公公是农民出身,还有些忌讳,比如天启年间对赈灾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对辽东毛文龙和其他军官对魏公公的嗤之以鼻不软不硬,魏公公还是很大度的视而不见的,天启年间,由于辽东辽西蒙古朝鲜的四方牵制,后金始终都没成气候,特别是努尔哈赤末期的大屠杀政策,几乎把后金逼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天启对魏公公这只家狗还是很满意的,以至于虽然明知他毛病多多,由始至终对他都极为信任。
    可见其实大明朱董对手下的要求,也真的不怎么高——所以,所谓的不是我军英明而是友军无能,放在魏公公身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明朝印象之四:崇祯
    林错

    说到崇祯,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对崇祯的评价蛮复杂的,主流的观点是此人勤政节俭,私德颇佳,而且即位初期一扫阉党,但由于性格弱点太突出——刚愎自用,暴躁多疑,而且吝啬小气,不仅很快又重新启用太监这个千古苛政工具,明明打不过后金又打肿脸撑胖子硬挺,最重要的是,没事就把看不顺眼的文臣武将罢官赐死,搞得好端端几个人才都被他枉杀了,自毁长城,实在是可怜可恨啊。
    

    对此,在下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与诸位大人同观。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
    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
    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
    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
    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
    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
    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
    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
    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
    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
    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
    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
    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
    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
    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
    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
    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
    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
    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
    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
    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
    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
    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
    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
    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
    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
    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
    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
    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
    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
    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
    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
    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
    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认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
    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则民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
    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
    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b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
    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
    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
    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
    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
    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

    于是,大明的臣子们终于满意了——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崇祯只能最后一搏了——开始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结果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
    武清厚李国瑞一家“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所以一两也捐不出,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拂袖而起,大骂:‘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
    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
    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单从周奎家就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东林本色也。
    东林党把“袖手谈心性”贯彻到底,一点杂质都不掺的,但轮到用下一句的时候,就不那么贴切了。
    

    话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录用降官时,东林党人九成都跑去要求继续当官,大顺军官员看见不少老态龙钟的官僚也来报名要求录用,就让白胡子地人回家去养老,东林君子们当然不干,说“只要用了我,胡子就会黑起来的”。
    

    崇祯死前敲景阳钟让大臣入宫护卫,东林党人没有一个去的。
    后来李自成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不是他们不去,而是崇祯的太监堵着门不让大臣们进去为皇帝殉死效忠,这些君子们明明知道负责宫禁的王承恩陪皇帝一起上吊了,但仍要把黑水泼到王公公头上去。
    

    后来东林党发现曹化淳没有死,就开始编造谎言说是曹化淳开地北京城门,可是那个时候曹化淳明明在老家服丧,根本就不在京师,但他们也不管,总之一句话,文臣们都是好的,国家全是太监搞坏的,出卖皇帝的也都是太监而不是文臣。
    但是,崇祯的尸体被发现之后,那些没良心的太监先是以芦席裹之,置于东华门外,后换柳木棺材,以土块枕头,又找了两个和尚念经。
    

    在棺材由四五个太监共同守护的时候,为了彻底的和这些败坏国家的罪人划清界限,世代食朱明俸禄的大臣们,只有二三十人前往哭灵,更多高官经过这里时,策马扬鞭木然漠然,看都不看一眼。
    同时,为了坚持“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民族大义,东林党开始对新主子“劝进”,在新领导的安排下,陈演等声泪俱下地要求李自成尽早建立新朝登基天下,名扬天下的复社名人周钟、魏学涟等更是辛勤笔耕,疏奏不断,甚至对赞赏自己文笔的牛金星口口声声“牛老师”,而且在四月间每到三六九吉日,则奉表劝进,不亦乐乎,奏章里把崇祯的败亡称之为“独夫授首,四海归心”,结果险些引起群架,因为魏学涟等均对外声称这样的好文字都是自己的主意,为了版权,狗咬狗,一嘴毛。
    

    但是好景不长,李自成最开始的时候还对他们和颜悦色,在发现内库只有数万两银子之后又不得不捡起了马贼的老本行——农民兄弟辛苦一场,等着打土豪分田地,不能让他们白忙乎一场啊。
    这个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大顺朝士大夫统一战线的代表牛金星曾经提出意见,但是军方代表刘宗敏问他没有钱士兵们兵变怎么办,牛金星沉默了,于是,东林党的浩劫开始了——《平寇志》中记载,“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呢,李自成三月十九日入京,时人记录,三月十五日清点国库,库中只有二千三百余两银子,和八百串铜钱!

    崇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明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这里,嗯,请恕在下仍然引用他人的话: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这样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如此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原来刚愎自用是因为臣子无能,暴躁多疑是因为满朝行私,吝啬小气是因为国库空乏,自毁长城是因为根本无栋梁可用!

    史官曲笔,果不虚也。
    
    明朝印象之五:是是非非袁崇焕
    林错

    历来关于袁崇焕的争论很多,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恐怕就是他的履历了:

    1584年,袁崇焕出生。
    

    1619年,中进士,被派到福建当知县,35岁。
    

    1622年,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军山海,38岁,这是袁崇焕入辽的开始。
    

    之后袁崇焕连连升官,1626年,任辽东巡抚,42岁。
    

    1627年,宁锦之战,被言官以暮气难鼓为名受到弹劾而辞职,43岁。
    

    1628年,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44岁。
    

    1629年12月初,下狱,45岁。
    

    1630年8月,碟刑于西市,46岁。
    

    关于他的罪名,崇祯的旨意里是这么说的:“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其中并没有谋反这一条,而且在大半年的审案过程中,崇祯也曾经流露出留下袁崇焕以观后效的意思,但是被义愤填膺的大臣们否决了。
    

    可见,杀他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主意,而是满朝文武的主张,而且,崇祯还对他的家人法外开恩,仅仅是流放(之前同样传首九边的熊大臭嘴,家里人可是一点折扣不打的该处斩的处斩,该为奴的为奴了)。
    

    那么,这些罪名到底成立不成立呢?

    崇祯元年,朝廷重新起用袁崇焕,当时袁大人44岁,在辽镇做官已经六年,七月十四日,他见到16岁的皇帝,当即慷慨陈词,表明自己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
    对曰:‘方略已具疏中。
    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焕顿首谢。
    ”

    翻译过来,就是小皇帝问袁大人辽东的事你看该怎么办啊,袁大人慷慨激昂的表示说既然陛下信得过,我五年就可以平复全辽,于是,皇帝很高兴,袁大人很欣慰,大家皆大欢喜——注意,不是崇祯一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是袁大人自己主动说要五年平辽的。
    

    结果,刚刚出门,给事中许誉卿问及此事,袁大人回答:“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咱们皇上对这个事情很头疼啊,这么血气方刚万一急出病怎么办啊,就是急出青春痘我们臣子也很心疼啊,所以我就随口安慰安慰他——感情袁大人不仅很有爱心,还很有民主思想,在皇帝面前敢于随便侃大山来着。
    

    倒是许誉卿提醒他:“上英明,安可漫对。
    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咱们皇帝可不好说话,将来你怎么办?袁大人这才自知失言。
    

    于是在此之后,“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
    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
    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

    针对袁大人提出的有人掣肘这个问题,在七月二十四日,崇祯赐袁大人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这个问题解决了。
    

    之后袁大人又上书要求撤去御史,巡抚,只由他一人总管兵马,崇祯同意了。
    

    后来袁大人又声言兵饷不足,军备短缺等等诸多财政问题,崇祯极力筹措,统统都满足了。
    需要声明的是,当时辽镇兵饷每年军饷四百八十万,而明朝每年能收上来的税只有五六百万。
    

    可见作为托付一方的崇祯,基本上算是仁至义尽了。
    

    作为被托付一方的袁崇焕呢?

    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入关大掠,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掠去人口财物无数,京畿几成废墟。
    

    不知道诸位大人怎么看,反正如果我是崇祯,基本上就要直接暴走了。
    

    不过,关于后金入关这件事,在细节上有很多争论,有许多大人认为,这件事是无数客观原因造就的不可抗的悲剧,比如后金军队是通过蒙古绕道进关的,比如袁大人极其英勇的入关援救,在北京城下拼死抵抗,比如当时后金极其强极其狡猾等等。
    

    对于这些争论,需要说明的是,袁大人当时督师蓟辽,而后金军队绕道蒙古,自喜峰口一线入关,之后就是自蓟镇突破至京的,而且还曾经派人去招降地方官员——当时袁大人也在蓟镇。
    

    按照袁大人的掌旗官的说法,他们比后金提前到了蓟镇,当时朝廷已经得到警报,于是令袁大人全权指挥勤王兵马,而袁大人慷慨激昂的对朝廷表示“必不令敌越蓟西!”

    然后,他们在蓟镇遇到了后金二百骑人马,关宁军义愤填膺的全军出动(数万人)和他们对峙,然后,这些人被关宁军气势压倒,可耻的逃跑了,于是,袁大人带着关宁军等着后金主力上门砸场子,结果后金大大的坏了良心,居然不敢正面迎战,就从不远处溜进关去了——(此经过就是袁大人的那位掌旗官自己写的,按他的话说,关宁军“欲战无可战”的第二天,才知道后金军队奔北京去了。
    )

    数万人在数万人身边擦肩而过,果然敌军很狡猾。
    

    当然,同样有很多大人考证说是因为那里的地形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发现数万人的旅游-行动,或者太过不险要以至于那里如果打起来肯定明军要吃亏。
    关于这两个理由,第一个在下认为似乎可以稍微论证一下中国古代是否直到清朝有侦察兵出现,而第二个,嗯,其实按照袁崇焕某部下的说法是他们第二天才知道(注意是才知道!)后金军队跑了,根本还没来不及论证是不是能打怎么打的可能性呢。
    

    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做进一步的争论,不过暂且让我们把这些细节抛开,单论主体,就是拿着大笔钱(要多少给多少)聘请某保安守门,然后强盗从门边的窗户爬进来大抢了一把,关于这样的保安,我想每个当过老板都会知道算不算“托付不效”。
    

    当然,也有人认为五年合同没有到期,所以老板应该继续信任这个保安让他把除盗事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对此,在下并不是神仙,不知道五年之后会不会奇迹般的反败为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五年合同,本身就是袁大人为了让老板开心提出来的,“聊以是相慰耳,”他自己对此都没有什么信心——只是他没想到某个16岁的新董事长居然信了。
    

    这算不算欺君?当然不算,这明显是并非袁大人不诚实,而是朱董事长少不更事太天真啊。
    

    崇祯二年春,蒙古和后金发生大饥荒,请求通市粜米。
    三月,袁大人上奏要求开马市,售粮于蒙古。
    崇祯认为后金和蒙古是一伙的,这种行为是以粮资寇,于是下诏坚决不许。
    但袁大人对蒙古兄弟的困难深表同情,一力坚持,在满朝官员的非议下(已经有人具体上书蒙古人中如何如何有后金密探,一共有多少),对此袁大人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说纷纭中屹立不动,坚持团结蒙古兄弟的路线不动摇,结果十月份,蒙古兄弟就领着后金军队入关了,然后蒙古后金一家亲,大家肩并肩的抢了明朝一把,和睦的携手回去了。
    

    “市米资盗”——市米是袁大人决定的,也是他做的,而且在满朝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到底,至于是不是资盗,诸位大人自行判断吧。
    

    关于“谋款斩帅”这一条,“谋款”指的是私自议和,“斩帅”则是指的袁崇焕杀毛文龙。
    

    关于议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崇祯十年后,崇祯也考虑过议和的事,但是当时的情形和崇祯元年袁崇焕面对的局面还是不一样的。
    

    当时,努尔哈赤新丧不久,四大贝勒共同执政,皇太极还不能一言堂。
    当时的蒙古,朝鲜都是明朝的盟军,后金的汉人因为先前努尔哈赤的屠杀政策(努尔哈赤晚年大肆屠杀汉人,连最亲信的汉将都下狱了)纷纷投明,人心惶惶不安,同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袁大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而且是明朝官方对后金提出议和的第一人。
    “议战守,自崇焕始。
    ”

    更厉害的是,袁大人这件事,根本就是瞒着老板干的,而且老板越反对,他越坚持。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
    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
    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

    需要补充的是,毛文龙也曾经和后金议和,而且很可能比袁崇焕早,但他比较胆小,先上奏朝廷表明是缓兵之计,得到允许之后才实行,而且用的是密信密使,事后动态也同样上报。
    

    袁大人比他胆子大多了,他非但没有事先上报,而且直接就派人吊唁努尔哈赤,慰问皇太极同志去了,还给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以至于观礼的蒙古人如梦初醒,感情明朝和后金掐架是耍花枪啊,你看明政府对努尔哈赤同志的逝世感到多么的悲痛啊,居然还挑唆我们和后金对掐,可见汉人良心是大大的坏了的,消息传开,蒙古人就开始倒戈了。
    

    之后,朝廷下旨严斥不许,但袁大人不愧是和平大使,坚定世界的主流是和平的,直到后金军队入关,兵临北京城下,袁大人的意见还是赶快议和吧……

    至于另外一条,袁大人杀毛文龙,据他自己说,崇祯元年进京时,和朝中东林党的老大谈及毛文龙,他就明确表示要‘徐图之’——慢慢收拾他,内阁辅臣钱龙锡为此事再三斟酌,亲自到他的寓所商议。
    钱龙锡问及辽东事宜,袁大人表示:‘当先从东江坐起。
    ’钱龙锡同志不大明白,袁崇焕大人就解释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
    关于毛文龙的自身功过如何,许多人讨论过,这点姑且不谈。
    在下想要说的是,只有一条:

    当时袁大人的具体官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为文官二品,赐尚方宝剑,毛文龙官拜左都督、总兵,为武官一品,同样赐尚方宝剑。
    

    《大明会典》里对尚方宝剑的作用说的很清楚:“六品以下,贪酷卓著者,当即拿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
    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
    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
    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
    不许擅自辱慢。
    其军职有犯。
    具奏请旨、已有定例。
    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
    

    总兵犯法,需要查清楚,找出证据,请旨,不许擅自辱慢——袁大人没辱慢他,人家直接把他杀了。
    

    好在东江镇里不全是以为拿着尚方宝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军官们群情激奋,于是袁大人第二天又亲自祭奠毛文龙,表明:“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意思就是,我从感情上不想杀你,可是朝廷法度要杀你啊。
    

    中国有时候文字真的很害人,袁大人的本意是强调法度严明,但是就有人很不厚道的把这个“朝廷”当成是崇祯的意思了,比如后来毛文龙的部下投清,有很多都声称“君昏臣奸”,要打倒崇祯(此时袁崇焕已死)。
    

    但实际上,“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崇祯根本不知道!!

    当然这件事崇祯也有责任,比如事前调解啦,善后处理啦的,但是,节将(就是拥有尚方宝剑坐镇一方的武将)杀节将是明朝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二品诛一品则是中国几千年朝政正常的时候都没有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求崇祯能够事先想到——基本上,如果某人说现在某省长会突然杀掉某省委书记,就因为他们两个不合,我们都会以为他是疯子。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后金进攻朝鲜,皇帝下严旨要求袁崇焕进军帮助战友袁崇焕抵死不肯啦,上奏说“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后金就从蓟门入关啦,后金抢劫时袁崇焕一路跑到北京(此时后金比他先到4天)坚持不肯在城下扎营一定要进城啦,在京城下和后金作战屡战屡败啦之类的小事,我们都可以不理睬,因为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袁大人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总结一下:

    袁大人坐镇辽东之前的形势:后金努尔哈赤新丧,汉人纷纷投明,自身发生了饥荒,朝鲜,东江,蒙古,明朝都是他的敌人,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
    

    而袁崇焕得到的资源:还是那群官兵,皇帝对他十分信任,没有其他大臣牵制,朝廷不欠饷,按时发工资,(其他大臣任上经常欠),要什么军备给什么军备。
    

    而袁大人下狱时的形势呢:后金士气大振,得到了足够的粮食,抢到了无数军备,人口,财物,朝鲜被后金灭了,不服气的蒙古人被他打到了,其余的中立派被他用钱买过来了,东江的主帅被杀了,人心思变,几乎不能再有任何作为。
    

    崇祯三年八月,“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
    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

    不厚道的说,窃以为这个案子,真的审得很公道,比熊大臭嘴的公道的多了。
    

    至少,我第一没看出崇祯冤枉了袁大人,第二也没看出反间计的痕迹来。
    至于他是不是通敌谋反,这些罪名搁在哪个镇守辽东的大臣身上都是个死,甚至搁在哪朝哪代边疆武将身上都是个死,崇祯还用思索他是不是通敌谋反么?

    另外,关于反间计的主角之一,某个监军的太监,不得不说的是,第一,崇祯元年,诏令太监不许随便出京,所以崇祯亲信的太监随便出门溜达是不可能的,第二,崇祯后期才重新派太监监军,而袁大人当时不仅监军,连御史都没有,完全他自己说了算,第三,翻遍明人笔记,除了清朝修的《明史》自己说太监这个反间计以外,基本口径统一,压根没提这么回事,官员们关于袁大人如何定罪上了无数奏章,都是说他“误国”,没有“叛国”,所谓的“叛国”罪名,是袁大人下狱的第二天,后金撤兵,百姓们传出歌谣“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也就是说,是当时民间的愤青认为袁大人是大明朝的内奸,官方根本没那么认为。
    

    顺带一提,关于百姓所说的“叛国罪”,在他们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旁证:袁大人下狱,崇祯诏令暂时由满桂统领京军和辽西军,抵抗后金军队,但是,袁大人的部下祖大寿将军,一听说袁大人下狱了,立刻带着部队跑路了,连京城前的后金都不理了,而袁大人的掌旗官,则抱着令旗和官印和他一起跑了。
    

    这样的军队,在当时的百姓眼中的评价,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并不是袁大人的错误,是这支军队素质低,和袁大人根本没关系。
    

    最后,谈一下关于努尔哈赤是否为袁大人所杀的问题:

    所谓努尔哈赤为袁大人所伤的宁远一战,发生在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而他死在同年八月,相差半年。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半死不活的拖了半年才死,但是在这半年中,快70岁的努尔哈赤还亲征了一次蒙古——(顺便一提,当时的炮弹是实心的,也就是说,是实打实的,不存在弹片这一说。
    )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毛文龙上报朝廷,说努尔哈赤亲征蒙古时背后恶疮发作,去威宁堡狗儿岭泡汤泉,他派了一些士兵拿着火枪在山顶上放枪,努尔哈赤本来打了败仗就生气,又加上他们骚扰,以为明军大部队来了,心慌意乱,就在回沈阳的路上归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袁督师何人也?

    吾辈后生,不敢以小人之心枉度君子之腹,不敢以一时成败论前人之作为,唯知:史家证据确凿,按大明律法,崇祯诛袁崇焕,不枉也!

    以下是在下的个人观点,不算史实,和诸位大人同时商榷:

    事实上,尽管我觉得崇祯杀袁崇焕杀得对,也该杀,但是,很奇妙的,我并不认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袁大人是汉奸,或者奸臣。
    

    虽然从事实上来看,他确实误国,也有自己的私心。
    

    因为,如果对照袁大人粉丝的逻辑来讲,他也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
    

    比如平台召对,他很可能就是想讲得好听点多拉点赞助;比如卖粮,议和,都可能是基于关宁军战斗力低下的无奈之举,再比如后金入关,也很可能是尽了力而无力回天。
    

    他的一系列错误,都可以在“大明整体官僚腐败无能”上找到借口,而且他的清廉更为他加了不少分。
    

    因此,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心报国无力回天或者说好心办了坏事的人还是很容易的。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
    ”——中国人向来不缺这样的想法,比如大明 的时候规定百姓可以把为恶的地方官员捆送到京城去,结果有个地方真的要这样干,那个县官就拼命的求情,表示要痛改前非,于是,善良的父老乡亲就把他给放过了。
    

    袁崇焕呢?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事实上,在下搜集关于他的资料的时候,一直只在纠结一个问题:平台召对之后,袁大人什么时候说实话?他什么时候告诉崇祯“五年平辽”是做不到的关宁铁骑是靠不住的大明要和后金议和不议和是要灭亡的?

    没有。
    

    就在崇祯全力支持他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时候,他没有。
    

    就在崇祯给他尚方宝剑为他撤了巡抚让他兼了御史替他背了毛文龙的黑锅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说。
    

    直到最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因为审讯记录被乾隆下令销毁了。
    

    他是知道的,知道关宁军不能野战,知道“五年平辽”不过是个笑话。
    

    或者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把过大的责任背上自己肩头的英雄吧?尤其是在整个朝廷忧虑疑惑的时候这个英雄又勇敢的站出来说:“必不令敌越蓟西!”

    之后虽然没做到,但不失为一个失败的勇于任事的英雄。
    我们太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了,所以我们看不惯他。
    

    但是,我想说却是,为什么这个英雄自己主动要背上这个包袱而且明知自己不行都没有退位让贤的想法?

    朝廷信他了,百姓信他了,就在后金烽火逼近的那一刻,地方官没有疑虑,百姓没有疏散,没有任何应急措施,都在等着蓟西的战报,但他们等来的是后金的屠刀。
    

    结果,数十万人家破人亡,京畿一片废墟。
    

    这是谁的过错?

    朝廷要什么给什么,百姓交了辽饷。
    他们有权提出质疑,也有权表达愤怒。
    

    突然想起了“大跃进”,当时高层也有人提出了疑虑的,但是在地方一片形势大好的汇报中退缩了,于是全民上下,一致头脑发热,结果——天灾人祸。
    

    有自知之明,退后一步,也是一种勇气。
    

    虽然大明或者可能没有比袁大人更好的人选,但一定有其他的人选。
    有时候,“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需要勇气。
    

    或者袁大人是个好人,但他是个误国的好人,或者袁大人有勇于任事的英雄气概,但却不是坦荡荡的英雄。
    

    有时候,这样的人比奸臣更可怕。
    

    所以我仍然觉得,就算他是个好人,仍然——死得一点都不冤枉。
    
    
    儒学-亡国与汉奸之道
    warge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王朝众多,这些王朝的更替应征了儒学的危害,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每个胡人建立的国家都是在儒化之后开始灭亡的,之后的五代十国也是如此。
    最明显的是宋代,西夏立国近200年,在河西百战之地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国度,但后来,西夏的国主不知道脑袋里那跟筋搭错了弦,竟然要求全国学习儒礼、研读儒学著作,结果儒化才完成便亡国了。
    

    西夏之后是辽,辽之后是金。
    据说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前,曾担心金国已完成了儒化,文明程度太高不可轻敌,但他观察完金国的腐化后,立刻决定灭金。
    这才有了后来成吉思汗对孔庙射了一箭的行为。
    不过,成吉思汗身死之后,他的后人们还是没能摆脱身边降儒的撺掇,虽然元朝儒人的地位很低,可国家的官制还是儒学体制,管理方法也一脉相承,于是,曾经纵横欧亚的大帝国,在这种亡国之术的指引下,辉煌不到百年就轰然倒地。
    

    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如此迅速,也算是举世无双。
    

    历史就是明证,儒学最极端的拥护者也否认不了这个历史事实:胡人一学儒,灭亡在眼前。
    

    这种学问除可让当局便于统治和盘剥百姓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绝灭之术。
    不过,国家民族绝灭了,对儒士们来说毫无影响,因为他们还有另一套理论:恰好他们已搜刮的盆满钵满。
    四书五经中没有“汉奸”与“国家”这些词,只有顺应五德循环与“天时”的“识时务”之“俊杰”。
    敌寇来了,他们正可以慷慨激昂地出卖他们曾经的同胞、曾经的同事,并义无反顾地叛变投敌。
    他们把这叫做“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君子”。
    

    这种行为还有一整套被称为“五德循环”的理论为他们作道义支持——一个政权的道德衰败了,自然有另一种道德替换。
    “气运已尽”,这话听得很耳熟。
    

    以前,大明灭亡时,许多儒生——包括著名的“清流”派别东林党人,便纷纷嚷嚷着这句话,争先恐后地投降满清做下等民族。
    

    再后来,日本侵华时,北京城内那些博学大儒也纷纷嚷嚷着这句话投奔鬼子,而后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少吗?

    比如明朝气数已尽,则女真族入侵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满清气数已尽,则日本人侵华,也是一种王朝更替。
    所以在儒士的字典里,汉奸就是君子,识时务的君子

    靠卖友求荣,叛国投敌之功,在新王朝里,他们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富翁——只要今世作威作福,哪管黎民是生是死,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所以儒术只能是批量培养愚民与汉奸,靠出卖国家与民族以求容的“开国元勋”的加工厂。
    

    它不仅是愚民之术,也是亡国之术与汉奸之术。
    
    揭穿儒家带来汉朝盛世的惊天谎言(转)

    这些日子批判误国的儒生们,对方很愤怒,经常理直气壮,好啊,理直气壮

    尤其有一个原因是汉朝的强盛,是儒家的功劳,说的时候,昂首挺胸,语气铁定,大有老子说的就是天理的气魄,始是真的如此么,呵呵

    大家来看看盐铁会议把,看看那个时候的儒生是如何把中国带向盛世的,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还有,真正把汉朝带向富强的具体决策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是儒家的人么?

    呵呵,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看完这篇文章,我就可以揭穿儒家谎言,儒家的诈骗偷窃行为,2000年的谎言,就要终结了,提示一下,行武帝身边真正的能臣干吏,是法家还是儒家的?

    很不幸会让那些豪言壮语声称汉朝盛世是儒家功劳的人失望

    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从来是很激烈的。
    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
    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
    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
    桑弘羊是一位来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重大政策。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
    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
    在这次会上,桑弘羊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最后,但仍然没有掩盖住法家思想的光辉。
    几千年来,法家一直受到反动派的攻击和污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
    读一读《盐铁论》,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孔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一

    盐铁会议一开始,那些贤良、文学们立刻气势光光,赤膊上阵。
    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汉武帝时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怀有险恶的政治用心。
    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一项重要措施,打掉了它,就打掉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一系列内外政策的一个物质基础。
    

    贤良、文学们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盐铁论·错币》)的原则。
    这样做,“与民争利”(《本议》),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
    同时,“末盛则本亏”(《本议》),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
    你看,他们振振有词,俨然是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
    

    什么“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这不过是从孔老二反动思想武库里捡来的破烂。
    当年的孔丘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其实,孔老二狂热鼓吹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拼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的反动实质。
    贤良、文学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
    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阐明自己反孔尊法的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非鞅》),并举出大量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提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非鞅》),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
    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殊路》),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度的灭亡。
    从而对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贤良、文学们果真是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套的。
    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个黑样板。
    在陈蔡被围、饿扁了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孔老二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
    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
    他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鸡谦狼吞”的巧伪人。
    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
    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得利眼红得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
    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那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
    这就是贤良、文学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贤良、文学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什么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似乎他们真的要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了。
    其实,这是一个骗局。
    废除了盐铁官营,究竟对谁有好处呢?汉文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
    这些人役使大批贪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埒音劣)、“财过王者。
    ”(《汉书·食货志》)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禁耕》)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
    显然,贤良、文学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
    而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同这些反动势力争利,在当时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桑弘羊痛斥贤良、文学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
    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
    (《取下》)这个批判,击中了贤良、文学们的要害。
    他们叫嚣的“罢盐铁,退权利”(《水旱》),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之权、割据之权。
    这些要求,不过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翻版。
    只是时代变了,随着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内一部分人满足于既得利益,变成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开始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勾结起来,狼狈为奸。
    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
    他所悍卫的,是汉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一。
    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时,往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林彪一伙也扯起这面破旗,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国富’民穷”,实质上他们和贤良、文学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代表被革命阶级打倒的一小撮复辟势力。
    

    贤良、文学们本来是一些“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相刺》)的寄生虫,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哼哼卿卿,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水旱》)来,岂不是荒唐可笑!儒法两家谁真正重视农业生产,本是一清二楚的。
    商鞅奖励耕战,十分重视农业。
    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法家的路线,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解决了国家“用度不足”的问题:“佐助边费”,“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和发挥了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批驳了贤良、文学只有废除盐铁官营,才能“广利农业”的谬论,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开本末之途(《本议》)使农、工、商都得到发展。
    没有手工业,农业工具就会缺乏;没有商业,物资就不能流通。
    农业工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不流通,财政就会发生困难。
    所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垄断工商,掌握物价,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
    贤良、文学们企图用“广利农业”的口号反对盐铁官司营,目的是逼迫西汉中央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工商奴隶主重新把持盐铁业,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国内政策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面。
    从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来,这个争论一直存在。
    唐朝柳宗元作的《封建论》,就是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出色的历史总结。
    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
    当时的所谓“杨可告缗”(缗音民),使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批破产。
    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史记·平准书》)。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基本上得到巩固。
    在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的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
    在这方面,汉武帝和桑弘羊作出了一定贡献。
    叛徒、卖国贼林彪步贤良、文学们的后尘,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只能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埋葬。
    

    本人总结:桑弘羊的盐铁政策,是为了国家的军功和经济血脉体系的强大,是战胜匈奴必不可少的后盾和基础,在这方面,儒家无所作为,甚至起到的反作用!!!
    二

    在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
    盐铁会议上的那些贤良、文学们也正是这样。
    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贤良、文学们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本议》)的旗号,攻击抗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本议》),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
    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的谬论!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匈奴是西汉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
    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当时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
    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汉看作是一块肥肉。
    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
    因此,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这样杰出的大奖,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
    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家用“废道德”来责难和否定这场进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甘当汉奸的投降主义“道德”。
    桑弘羊反驳了贤良、文学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战争的目的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结和》),打击侵略者。
    这就勇敢地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
    

    为了反对抗击匈奴的正义战争,贤良、文学们不惜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制造反动舆论。
    他们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
    他们还拼命泻染战争恐怖、劳民伤财。
    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未通》)呀,什么“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备胡》)呀,把一场正义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
    于是,他们便抛出了罢兵休战,“两主好合”,拆除防御工事,使用大量金钱与匈奴讲和的投降主张。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贤良、文学们如此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抗匈战争,其要害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妄图投降匈奴侵略者,以实现分裂、割据的迷梦。
    在阶级实质上,他们要建立的正是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和汉族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政治同盟。
    从西汉开国直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中,这种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颠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威胁,始终存在着。
    汉初韩王信、代王陈希(音希、燕王卢绾,先后与匈奴勾结,充当了可耻的汗奸。
    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
    汉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就“颇有异心”(《西域》)。
    汉武帝刚一去世,这伙反动势力的代表贤良、交学们就在盐铁会议上大打出手,猖狂进攻。
    它说明了抗战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段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搞分裂倒退的人,由于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总是要寻找后台老板,借助侵略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充当汉奸走狗。
    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迷梦,充当了苏修新沙皇的代理人,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
    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
    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
    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
    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和亲》),“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则制于人”(《险固》)。
    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
    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个人总结:最近经常儒生跳出来理直气壮的高喊是汉武帝重用儒家才打败了匈奴,那个理直气壮,闹得我都虚,不过知道真相心虚的应该是儒生,当时他们提出的决策是坚决反对用兵,而用道德教化的,请问我们拿着四书五经在山里的狼面前诵经五百遍,他是不是保证不吃你?

    打败匈奴,儒家的功劳?恐怕当时真听了儒生的,我们汉族早就不存在了……
    三

    盐铁论会议上儒法两家的论战,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鲜明对立。
    这是宣扬历史倒退和倡导进步革新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贤良、文学们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
    “天下变,道亦不变”,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
    他们鼓吹“百世不易之道”(《刑德》),主张“法三王”,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社会模式。
    在他们眼里,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变化,历史永远停止在一点上,当国王只能当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国王。
    他们竭力吹棒“周公之时,士无贤不沮,皆可与言至治”(《利议》),拼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利议》),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
    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谁就是老天爷的骄子,人间的圣贤,谁就能够“昌”。
    如果有谁要搞变革,那只会越变越坏、越变越糟,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通大道”,罪大恶极,就要“亡”。
    坚持这种反动的历史观,贤良、文学们就从吴起、韩非,一直骂到杜周、张汤,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和著名法家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动的历史观。
    他认为,“异时各有所施”(《大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从形势需要出发。
    舜、禹和商汤、周文时的兴盛,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不同政策造成的。
    因此,要“因时而行”,随意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
    他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非鞅》)。
    他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和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认为对于孔丘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利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颂古非今,鼓吹“今不如昔”,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攻击革命和进步事业的一个共同特点。
    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出自主张倒退、反对变革的反动历史观。
    反动派诬蔑现实,就要美化过去,伪造历史。
    贤良、文学们把汉武帝以来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胜利局面,说得一塌糊涂。
    而把早已腐配了的奴隶制度描绘得尽善尽美,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赋税么?微乎其微;劳役么?不过几百里,连及衣服都不用换,就可以回家了;剥削、压榨么?奴隶主们是“上取有量”,从不乱来的。
    在这种制度下,“上不苟扰,下不烦劳”,据说,“为善于下,福应于天”,连气候都是风调雨顺。
    “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真是“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好一个极乐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哪里会有过这种奴隶制社会?把一小撮奴隶主的天堂,美化成什么“全民”的天堂,这不过是一切孔孟之徒为了复辟旧制度时惯用的手段罢了!桑弘羊看穿了贤良、文学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遵道》),他们伪造历史的反动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
    

    这伙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还打出了“回到古代去”的破旗。
    他们滔滔不绝,说什么一切都应该象古代那样,穿衣要穿粗麻布衣;做饭把粮食放在火上烤一烤就行,连稗子也吃;住房搭草棚、挖土洞能挡风雨就可以;欢乐时敲敲木头、打打石头就算音乐,等等,不一而足。
    

    贤良、文学们真是想回到古代去过这种生活吗?完全是欺人之谈虎色变按照儒家的经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自讲究,哪里肯过那种原始的简仆生活?桑弘羊指出,贤良、文学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伙“内贪外矜”、“情貌不相副”的君子,钻墙洞的盗贼。
    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的眼睛也是很亮的,他揭露了孔孟之徒在思想品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桑弘羊还进一步指出,贤良、文学们的这一套反动历史观,不但虚伪已极,而且腐配透顶,“不合于世务”。
    为了彻底驳倒这些“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孔孟之徒,桑弘羊把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拉出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他说:你们所崇拜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卫国根本不用他;匡城的老百姓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困于陈蔡,断炊绝粮。
    孔老二这个家伙,“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
    ”(《大论》)这就是说,孔丘其人,明知行不通,还鼓吹开倒车,真是顽固反动;到处碰壁,还追名逐利,真是贪得无厌;不问情况,不看对象,还乱跑乱说,真是愚蠢可笑;四处挨骂,走投无路,还想苟活下去,真是卑鄙无耻。
    这“强”、“贪”、“愚”、“耻”四个字,活画出儒家祖师爷孔老二的没落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
    桑弘羊对孔老二的痛斥,是继杰出的奴隶革命英雄柳下跖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孔老二一次痛快淋漓的批判。
    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本人总结:说到守旧,儒家弟子跳出来痛骂,不知道儒家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止于至善这样求新的言语和思想么?俺真得好怕,是不是批错了,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现实中儒生阵阵的事要复古的,按他们说的为准还是做的为准?

    以他们所作所为为准,同时证明,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毛主席深刻指出:一切顽固党“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和今天的林彪都是这样的顽固党,他们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上面的,只是向后看,不可能向前看的。
    然而,一切妄图搞复辟、开倒车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必然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桑弘羊全力辅佐汉武帝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见均输、平准论)和屯田戍边等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汉武帝一代文治武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桑弘羊,典型的法家派,重耕战。
    

    《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为晁错所写,晁错师从法家,一切以务实为准

    卫青,霍去病,当了兵就是兵家的人了。
    于儒和干?君子动口不动手,人家动手打了匈奴,怎么成为儒家的君子?不明白。
    

    耕作的百姓,真正的是耕战,移民实边,战时为兵,耕时为农,儒家与此八竿子打不着阿,他们不干这些活。
    

    综上所述,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汉朝盛世和击败匈奴的伟业,是劳动人民和法家思想指导的功劳,与儒家无关。
    

    几千年没有领奖,没有要求个名分,还被儒家的贼偷来炫耀,汉朝的劳动人民和法家臣子,你们受委屈了
    “去你妈的老天爷!” 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图)
    
    《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祁同伟

    《人民的名义》这部连续剧已播放完了,但戏外的讨论却没完没了。
    引发观众最多感慨与同情的剧中人物,竟是反派人物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从他的成长、爱情、婚姻,从他不择手段往上爬到杀人及最后自杀,评论者几乎都给予充分同情,自杀时那句“去你妈的老天爷!”更是不知引发多少共鸣。
    原因说来既简单也复杂,就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
    

    中国人80%是底层,上升管道狭窄

    祁同伟的标签是“家里穷得吃不饱饭”,属于中国那80%的下层(清华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
    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这类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
    

    剧中的祁同伟、现实生活中“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例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法官黄松有,包括还没有出事的商人吴小晖、肖建华等等,他们以前的励志故事,几乎就是中国无数底层青年的榜样。
    这些青年都像祁同伟一样,曾梦想着靠自己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同情祁同伟,首先就是祁同伟的梦想破碎,不得不跪着进入名利场;其次因祁同伟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产生对其与高小琴恋爱的深切同情;最后当然就是对祁命运的同情。
    

    在《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一文中,作者谈到梁璐父女俩对祁的收拾让他意识到,胳膊斗不过大腿,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一跪,彻底让祁自尊破碎。
    从此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为敌。
    他们变为利益的攫取者、吸血鬼,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之上,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如果我不杀了你,你就会杀死我”,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卫反击”——整篇文章就是在发挥法国文豪在《悲惨世界》当中的主咏叹调:“当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者本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借婚姻改变人生是人类的通则,自古中外皆然,经济学中有个分支“资源的代际传递”,其中有一亚分支专讲裙带经济学对穷家寒门子弟的重要性。
    最能代表这种梦想的就是中国古代戏曲里那些穷秀才赶考,富家小姐后花园赠金的故事。
    中国人以前最爱读的《聊斋志异》里,人间的富家小姐变成了招人喜爱、无所不能的狐仙、地仙之类。
    我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的沧海桑田,熟人朋友当中有不少这类例子。
    这类婚姻中不少难以善终,发生变化之时往往在男方已经有足够能力往上走、女方家长退休之后。
    这类婚姻濒危时,女方用来敲打男方的一句常用语是“别忘记当初是靠谁才有你的今天”;随着危险升级,这种“提醒”也随着升级,直至婚姻破裂。
    但我认识的官家小姐大多内心比较骄傲,一般在无可挽救之后,不会象梁璐这样苦忍苦熬,选择了放手。
    

    我相信,不少“凤凰男”们一定对祁同伟的处境深感同情;“孔雀女”们的心思则各各不同,但都会想到应该如何守护婚姻。
    

    祁同伟是条“护三邻”的好狗

    中国民谚中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最受称道的一点,从祁同伟升官后带挈远亲近邻的所为来看,他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践履者。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说法的台面话就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扩大版就是前述的“好狗护三邻”。
    中共出世之后,奉行“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假装每个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少革命家还要大义灭亲表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
    这方面的典范在共产革命早期有灭父散财的彭湃,文革时期中共更是广泛动员子女检举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检举,这种“鸡犬升天”文化暂时被压制下去。
    但等到文革结束,那些文革中备受打击的中共老干部突然发现阶级亲不如血缘亲,先是纷纷照顾子女回城工作,继而由元老陈云说出了老干部们的心里话“自己的子弟接班我们才放心”,为红二代在官场军队开启了后门;不入政府军队工作的红二代们则下海经商,利用父辈人际资源暴富。
    这种情况在全体官僚当中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利用权力为家庭牟利成为中共官场时尚,最后在政治高层圈当中形成了赤裸裸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比如李鹏家族、周永康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必须说明的是,中华文明的“鸡犬升天”文化,经红色共产文化洗劫之后打了点折扣。
    比如周永康贵为“三公”之一的“太尉”,这在王朝时期,肯定能够惠及五服内亲戚包括乡邻。
    但周永康主要惠及兄弟子侄等近亲血脉及儿子的岳父母。
    财新记者去其乡里访查时,当地乡亲说家乡没沾到周什么光,言谈之下对周没照顾家乡父老多少有点不满。
    令计划荣升大内总管之后,虽然带挈了自家兄弟姐妹升官发财,但也未照顾当地父老乡亲,当地人对此也有点不满意。
    

    祁同伟与这些高官相比,在乡亲们眼中显然是条“护三邻”的好狗。
    他升任汉东省公安厅长之后,对家乡近支远亲甚是照顾,就连没有文化和资历的乡亲们都照顾到公安厅的势力范围内当了保安,表弟借其关系息讼挣钱捞人,祁同伟也尽力帮办,其妻梁璐讽刺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
    这当然不符合中共宣扬的那套“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标准,但却是中共高层公然行之的那种“家国一体利益输送体制”的放大版。
    这种假公济私行为也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泽被乡里”(“鸡犬升天”文化),祁同伟本人当然也大大满足了富贵还乡、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
    受益的亲戚乡邻肯定会觉得祁同伟“仁义”,“没忘本,肯照顾家乡人”。
    

    从中国农村及小城镇出来的中国人,如果不假装高大上,对祁同伟的这种做法肯定深表理解。
    黄灯在《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中,就写到她的婆婆对自己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儿子,不能像邻村一位未读博士却做了官的人那样提携亲属深感遗憾。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这句话引起的讨论不少。
    但毕竟是在国内那环境中写的文章,因此多是讲祁同伟一生遭遇的不幸,以及走上如此人生的不得已,最强烈的呼喊是“如果你们与我交换人生”。
    

    但我认为,这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其实是“祁同伟”们,当然也是中国公众在表达对近年反腐设置的那两条不可触碰之底线的强烈不满,这两条底线是:不反红二代的腐败、不反历届政治局常委的腐败。
    《人民的名义》借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之口多次宣示中共的反腐决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但谁都知道,近年落马的官员与国企高管多是平民子弟,即所谓“苦孩子”出身,红二代虽然不乏腐败大鳄,但绝对没有仅因腐败落马者。
    薄熙来为红色贵胄,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但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却并非腐败,而是陷入了事关大位的高层权力之争。
    

    既然反腐成了设置底线的选择性反腐,因腐败入狱的贪官们只会觉得自己跟错了人,民众也会觉得这种反腐很不公平。
    这就是近年来反腐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却少人喝彩的原因。
    人们没能通过媒体上公开说出来的是:“你们利用权力纵容家人抢劫偷窃公共资源,哪有资格审判别人!”

    祁同伟虽然是个影视人物,但他却是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活生生存在。
    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实则是出于对社会底层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政治高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反腐败设置不可触碰底线的严重不满。
    这三点既是中国政治之羞,也是中国人心中之痛。
    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再来场中共大革命式的天地翻覆,这种文化之根也依然会蟠虬在中国的黄土地、黑土地与崇山峻岭之中。
    
    孔儒祸害中国的高明之处就是把中国分裂为一个一个家族;
    使之互相倾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使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状态;
    并且打压强者,培养奴性,以便于欺压奴役,成为侵略者眼中的肥鹿;
    统治者为了鱼肉人民,不惜向强盗称臣纳贡,创造了灿烂的汉奸文化和历史。
    

    拖欠工资,孽待仆人、工人和佣人,符合儒家“礼”。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国粹也。
    
    恶性竞争,劣胜优汰,重道轻器,复古法祖,
    是保证奴才不威胁到主人地位的必然结果。
    

    贪污腐败、剥削压迫乃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结党营私,敲诈勒索是儒家官僚的智慧和美德。
    
    欺下瞒上,弄虚作假为儒家的官场文化传统;
    纳妾嫖妓,卖国求荣皆儒生的道德文化操守。
    

    其实下面的民族主义思想,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不管多么野蛮、愚昧和落后的传统文化,都自认为是最先进的:

    大儒曰:孝者,肖也。
    也就是孝的基本条件,就是子女要像父母,情感态度价值观技能上要像父母。
    推而广之,就是现在的人必须像古人,才是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复古法祖的儒门大家:张载:《张子语录》

    中国好的很难学会,坏的一学就会,甚至把好的东西学坏,其根源就是儒家的吃人文化、智慧和美德。
    
    
    《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024-1.shtml

    文化深度的深思,反省,更新和进步,甚至革命,确实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窍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
    

    垄断积累了太多的势能,到达极限的时候,就转化为动能了!
    这就是专制社会崩溃的根本原因。
    
    也是中国兴衰周期的根本解读。
    
    
    
    自从大驾去奔西,
    贵落深坑贱出泥;
    邑号尽封元谅母,
    郡君变作士和妻。
    
    扶犁黑手翻持笏,
    食肉朱唇却吃齑;
    唯有一般平不得,
    南山依旧与天齐。
    

    全诗的大致意思是说,自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儒家文人官僚地主阶级们)大量地逃往四川后,

    “贵族”和“贱民”就被(起义军和黄巢的新政权)颠倒了;

    官职封号都给了那些低贱的人,原来当官的、富贵的反而被搞得妻离子散,

    原来那些卑贱的庄稼汉们却当上了大官,
    以往那些吃惯了肉的人这时却只能吃野菜了。
    

    最后感叹说,看你们怎么个平均法,南山仍然与天同高,你们是削不平的!
    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
    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
    

    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
    “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不忠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诛之;

    “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结党营私,结党夺权争利,使儒家文化官场的传统文化;

    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被儒家当作圣人,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出了问题都是小人(即下级)的过错和责任。
    

    “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所以社会公德是不受重视的,自私自利衍生为团体、血缘和地域利益的亲疏,远近,轻重和高下。
    所以任人唯亲是儒家这种文化的延伸;而强权就是真理,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只要有了地位,对于小人(劳动人民,下级和后辈)就会永远正确。
    

    儒家构建的传统腐败文化的根源就是胜者为王,王者为圣,小人卑贱,败者为寇。
    

    儒家统治的秘诀就是愚民弱民,塞民之口,利用流氓,屠民精英,所以法家和兵家就成了儒家的补充。
    岳飞之类英雄虽然是国家栋梁,但是有能力的老百姓是君王最大的忌惮,所以岳飞的遇害不是偶然的,秦桧在官场和社会上的亨通是贯穿儒家政治的始终的,当然必要时还有替皇帝背黑锅和骂名的义务。
    

    儒家文化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蔑视是根子里的,对法律至上是万分敌视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儒家设计的阶级压迫体系——礼,是维护儒家官僚地主阶级利的特权和利益的工具。
    把剥削压迫神圣化,是传统文化的难以进入真理的原因之一。
    吃人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谱写了无数的祸国殃民的宏伟史诗。
    (本文采取的是儒家传统的支持东林党,攻击阉党的立场。
    )

    《一只鸡引发的兵变改写了300年历史》

    一段鲜为人知的烟台历史——一只鸡引发的兵变

    文/海纳

    1、引子

    公元2005年国庆,海纳带着远从上海而来的网友夜雨流星前往仙境蓬莱游玩,蓬莱是每一位外地人来烟台的必游之地。
    在蓬莱博物馆的古代沉船展区,海纳的心情忽然有些异样,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却没有把握。
    出了博物馆的后门,见一处类似工地样的铁皮帷帐,海纳不禁好奇问正要进入其中的一位工人,这是在建什么?工人答到:这是在为一艘刚出土的古代沉船清淤。
    海纳终于想起了刚才在心中一闪的疑惑,蓬莱的沉船不是在远海甚至不是近海打捞的,而是在古代的港内。
    这些船大多为明代的战船,用上好的木料,经数百年浸泡于海水而不腐,船体结构科学严密,而为什么会沉于港内?是什么原因呢?海纳将这个疑惑存于心底。
    一日傍晚,一阵清风吹拂起了书桌上的一册明史的书页,海纳一瞥间见到了登州…兵变…样的文字。
    细读下,竟然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似乎揭开了港内沉船的疑惑……

    2、鱼从头臭起—明末辽东边事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明朝的一品大员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满族从此崛起,并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然而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一直到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
    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四十七年正月,明廷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讨伐后金,但是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蒙古部和云贵土司的叛乱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
    也的确,明朝的经济发达GDP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万历一朝已经历经了三次大的征伐,包括在朝鲜与日本大战,皆以胜利告终,还有,明军的火器使用率已达到了三分之一,并有完备的车营编制,而此次出征的将领有“东李西刘”等著名的总兵官,士兵很多是参加过抗倭援朝的老兵,堪称一支“银河舰队”,因此他们对胜利信心爆棚,叫嚣着“旬日即可破敌”,然而仅仅在五天之内,就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损兵四万,火器丢失两万余件,名将杜松、刘挺、麻岩等战死,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朝自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由此任命了稳健的主守派熊廷弼经略辽东,虽然熊廷弼将辽东的防御体系搞得已初见成效,但防御工程耗资巨大,迫使明廷增加了辽饷,更令民众苦不堪言,加上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此时正在征伐女真的叶赫部及其他蒙古部,无暇南顾,明金没有大的战事,而熊廷弼本人性格暴躁,心胸狭窄,盛气凌人,在朝中树敌众多,终被罢免。
    接任的经略袁应泰上任伊始,天启三年,明金战事又起,连续攻陷沈阳和辽东经略府所在的辽阳,特别是当援辽的浙江军团,这支传统意义上的戚家军,明军中最训练有素凶猛顽强的部队在大浑河畔全军覆没,浙军副总兵戚金(戚继光的侄子)战死时,明军便开始的患上了“恐金症”。
    

    朝廷重新任命了熊廷弼为经略,熊廷弼抛出了一个“三方节制”的战略,以辽东兵马主力在广宁牵制后金的主力,以天津、登州莱州的海军在辽南抢滩登陆,并沿鸭绿江入海口深入辽东袭扰,朝鲜为策应,让后金军队疲于奔命,同时和它相持,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拖垮后金,但是,一方面辽东巡抚王化贞与其不和,另一方面朝廷希望他能拿出一个快速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明朝也拖不下去了,战略目的终未能实现,王化贞仓皇出击,遭到大败广宁又陷落,熊廷弼因此也获罪被斩,人头被传九边示众。
    接任者是明朝当时最出色的军事理论家孙承宗,孙承宗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天启五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此后明朝正是倚靠这条防线展开了帝国防御战,与满清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抗。
    可好景不长,生性耿直的孙承宗不愿与阉党魏忠贤同流合污,终被罢免,由无能之辈高第接替经略,就在明朝的边事愈加混乱之时,辽东战局却又出现了几处亮点……
    3、都是掘墓人——袁崇焕留下的祸根

    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后金军进攻明朝,高第下令放弃山海关以东的所有城池,退守山海关,孙承宗曾经最得力助手、宁前道袁崇焕凭借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坚固城防,利用天启初年朝廷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的11门先进的火炮,以一万兵力打退了后金的疯狂进攻,不仅打破了明军屡战屡败的梦魇和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努尔哈赤负伤,后来努尔哈赤之死于这次兵败负伤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明朝发现了克敌制胜的正确方法——凭坚城用利炮。
    

    坚城——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城墙,而是既坚固又可发挥火炮最大效能的铳城,它的炮台可以有效的保护火炮,反过来火炮的作用又能保护城墙,即所谓的“以台护炮,以炮护城,以城护民”。
    利炮——这次战役中使用的大炮其实只是葡萄牙人从打沉的英国战船上缴获的战利品,但这种被中国人称为红夷大炮的新式火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毫米~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
    与此相比,明朝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红夷大炮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杀伤力增强,不易炸膛。
    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
    中国火炮的炮身上下一样粗,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只能打到3里。
    而且此炮威力巨大“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正是手中拥有如此的“神兵利器”,才能坚定袁崇焕守城必胜决心。
    

    但是武器都是人运用的,武器操作人的水平是极为关键的,而操作火炮的竟然都是一批师从葡萄牙的明朝军官,他们曾经在京城和登州跟随葡萄牙军人、传教士系统学习了操炮技术,中国传统的操炮术,毫无技术含量,全凭着炮手个人的感觉和经验,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运用于军事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军事科学——弹道学,进而演变成了火炮的瞄准技术,炮手开炮前,运用千里镜(望远镜)、矩度和铳规,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迅速实测敌人阵地的远近高低,可以打得准,且打得狠。
    

    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运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功不可没,海纳认为,徐光启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无论从对西学的研究、传播,还是对西方的认识、态度,他远比后世的林则徐要高明的许多。
    他坚持不懈向皇帝进谏、乃至自费购买火器捐赠前线部队,并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恳求邀请西方的技术军人来华传授火炮技术,使得明朝辽东前线的武器装备、军队的素质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辽东前线,他的门生孙元化就是他的代言人,帮助前线指挥官切实贯彻、实践他以火器取胜的战略思想。
    

    不久,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带着复仇的口号卷土重来,在宁远和锦州被明军再次以凭城用炮的战术打退。
    袁崇焕也因此宁锦大捷之功,受到了明朝新继位的崇祯皇帝的赏识,受命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全权经略节制整个辽东战事。
    同时,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在战斗中调度、指挥炮火得力,凭此战功也受到了嘉奖。
    与此同时,在几年前援辽被打散的一支军队,在其总兵毛文龙的带领下,团结辽东的原住汉人和朝鲜国,以 的铁山和鸭绿江口的皮岛为敌后根据地,成立东江镇,不仅凭借海军打退了后金的进剿,而且不断的攻袭骚扰后金的侧翼,并促使大批辽人在辽东起义抗击后金,还收复金州,打通了登州与辽东前线的水路通道,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自此,正面防御战场的胜利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与稳固,使明朝的辽东战局为之一振。
    

    然而,好景不长,袁崇焕想独揽辽东指挥大权,可毛文龙不听指挥不受节制,袁崇焕便以通敌的罪名,设计将其斩杀,因为毛文龙经营东江镇多年,门生部旧众多,尤其是他曾亲自招募了大批辽人为部众,为了能使部下在复杂的敌后形势下忠心于己,毛文龙以拜干亲的形式,将一批强悍的部将收为义子,这其中以号称“山东三矿徒”的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三个亡命徒最为出名(前两人正是本文的主角),因为这些人只听毛文龙的号令,唯其马首是瞻,所以毛文龙一死,敌后东江镇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新任总兵黄龙根本无法控制部下,原毛文龙的部将不是已经叛乱哗变,就是在准备叛乱哗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先斩后奏,而毛文龙也曾极受崇祯皇帝的倚重,崇祯帝闻听此事后,先是惊愕,但木已成舟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由于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战略口号,崇祯帝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承认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正确性,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怨恨也由此结下了。
    

    而皇太极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令他寝食难安的东江镇肘腋之患,竟然被明朝自己的内乱消除了。
    几个月后,皇太极亲率十万八旗劲旅,绕过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借道蒙古,从长城最薄弱命门——喜峰口攻入关内,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回师救驾勤王,皇太极施展“反间计”,使积怨以久的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处以极刑“凌迟”。
    

    自此,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无意中帮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并使皇帝生怨,从而为自己留下了祸根,而崇祯帝自毁长城杀袁崇焕,亲手砍掉了将自己腐朽的王朝的最后一根栋梁。
    

    而此时有一个人却似乎十分春风得意,这个人就是孙元化,他已被任命为登莱巡抚,此时的登莱两州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练兵基地,巡抚一职非出类拔萃的人不能担任。
    

    由于孙元化是“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始作俑者,十分器重辽东本地人,使得原毛文龙的大批部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投靠于他,在收编了上万精锐勇猛的辽东兵后,孙元化从澳门聘请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Goncalvo Teixeira Correa)等火炮专家来训练他们使用西式武器,可是孙元化也不知道,他的这些举动也为自己将来的悲剧留下了伏笔,崇祯帝、袁崇焕、孙元化这些人所做得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帝国掘好了坟墓……
    4、看上去很美——孙元化的军事改革

    明朝初年,采用的是卫所世兵军制,军人是世袭的职业,同时军队靠自己屯田解决给养,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大明百万军队不用国家出一分钱,这样做的确使军队能长期驻扎并缓解国家后勤保障压力,因为军人大多是来自农民的壮劳力,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尤其是在边塞地区,加上世袭的卫所军制,使边防军依靠屯田一代又一代的守边,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安定边疆的作用。
    但从明朝中期开始,军队的腐败使卫所军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而朝廷为了防止军队兵变,采用文官带兵,并把军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手里,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
    却使得军队训练、指挥、作战能力极其低下,面对海盗式的倭寇竟然都十战九败,嘉靖年间,戚继光在朝中重臣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募兵制,招募强壮的民众发以高额的饷银成为雇佣兵,这样士兵不用再屯田种地,一心一意的参与军事训练和作战,拿着朝廷的饷银,也会全力为朝廷卖命,戚家军成为募兵强大战斗力最直接的体现,然而,募兵制的弊端在于,它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正常的国家财政体系作为后盾,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正是朝中有着张居正等一批能臣将国家的财政打理得有条不紊,才能使戚继光、谭纶等名将放手改革训练军队,使得这一时期的明军焕发了战斗力,而到了明朝后期,政治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地主官僚等侵吞大量土地却不纳税,使明朝出现了财政危机,而财政的危机使军队的开支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对军费的负担日益沉重,虽然有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终于激起了全国规模的民变,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影响到了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冒领空饷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辽东战事开始后,本来就是为了赚卖命钱而被招募来的士兵,却领不到军饷,士兵闹饷而发生的哗变、逃亡层出不穷,连最前沿的宁远、蓟镇也不例外。
    

    孙元化训练的辽东兵正是这样一群募兵,辽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东北地区,地动天寒的气候,造就了勇敢粗犷的民风,无论是辽东的原住汉人,还是关内为生活所迫迁居到此的移民汉人,都很快在与自然环境的奋斗中同化了,辽东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有明一代战事不断,又使得辽人个个勇猛善战,后金侵占了辽东大部分地区后,实行了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几乎都成为了奴隶、农奴,因此辽东的汉人对后金有着刻骨的仇恨,勇敢和仇恨可以造就最好的战士,而辽东土地肥沃适合屯田,可以自行解决军队的一部分给养,这也就是孙元化首倡、袁崇焕倚重“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策略的原因,可以说这一举动是正确的,征召辽人为兵作战,在辽地屯田养兵,以战养战,这样就把原先需要全国总动员的战争变成了局部动员的战争,即使相持不下,对全国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
    孙元化以及他的老师徐光启的想法是,像当年戚继光那样,训练一支新军,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在关键时刻为帝国力挽狂澜。
    

    此时,孙元化麾下的辽东兵将近四万,孙元化和徐光启将军队的建制由卫所制改为营制,他们计划每营4000人,其中战斗部队2000人,后勤人员2000人(战斗激烈时也是战斗部队),配有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共300辆,武器装备,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1200支,炮手还配备手铳(手枪),这样火器几乎人手一支,可以说这是一支极具“现代化”“机械化”装备的军队,为了适合近战,每个士兵还装备一把锋利的日本刀。
    他们采取的战斗策略是,与敌对阵时,以双轮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枪)火炮,让敌人无法近前,值得一提的还有炮车,这几乎就是坦克、装甲车雏形,士兵藏在车厢内躲避敌人的弓箭,车厢上有射击孔,可以发射火铳和中国独有的火器——火箭(火药助推的箭,一次能发射多支或连续发射箭矢,也就是所谓的“诸葛弩”),如果敌人突破了火力线,攻入车阵,士兵可以拔出刀与敌近战,日本刀及刀法的锋利凶猛是众所周知的,而平时拉车的马装上鞍具,就变成了战马,使步兵能变成骑兵。
    徐光启认为这样的部队不用多,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成就十五营,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
    虽然,车营制并不是徐光启的首创,但装备如此之多的火器的部队,还是非常罕见,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辽东兵部队即为此类精锐火器营的样板试点。
    

    然而,毕竟孙元化和徐光启都是文人,不了解军队的特点,在创建新军的同时却存在两个重大失误,一是中层军官的选拔,二是军队纪律的约束。
    辽东兵的领兵军官一般还是毛文龙的旧部,这些人很多是海盗、囚徒出身,虽然打起仗来都是亡命之徒,但个人素质、修养、道德低下,而孙元化又不注重对他们的管束,自负的认为自己收留了这么多辽人,是对他们有恩,辽人自然就会对自己忠心,完全无视这些辽人军官会有什么个人想法。
    对军队的军事训练,孙元化可谓煞费苦心,聘请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人员来帮助训练,部队的军事水平得到了逐步强化,但是他对部队的军纪却不加约束,这支部队并没有成为戚继光的戚家军那样,不仅作战勇猛,而且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威武仁义之师,它仍然是亦兵亦匪的一支军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纪律有时比精良的装备和单兵战斗素养更重要,更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孙元化像戚继光那样从军事上训练军队,即所谓的“练兵”了,可并没有像戚继光那样真正严格约束管理好军队,这无疑是种下了一个恶果。
    

    崇祯四年,东江镇皮岛的士兵因为总兵黄龙克扣军饷发生了兵变,兵变很快因为粮饷的到来和兵变发起人的内讧自动平息了,兵变为孙元化敲响了警钟,可孙元化完全无视,朝中的大臣开始有人借此弹劾孙元化,也被他在朝中的靠山徐光启、周延儒等人摆平。
    

    不管如何,作为辽东前线后勤、练兵基地的登州、莱州,此时兵强马壮,各种先进的武器、各种军事技术专家云集在此,大有厚积薄发,一举平定辽东的气势。
    一切看上去很美。
    

    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过来......
    5、蝴蝶的翅膀——一只鸡引发的兵变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发现了明军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是步步为营的进攻策略,八旗军的快速动员出击的能力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几乎一夜之间,刚刚修筑好城墙的大凌河城就被后金军包围,没有听从孙承宗撤退命令的总兵祖大寿与万余明军被围其中。
    祖大寿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以坚守大凌河城,吸引住后金军的主力,如果外线的明军迅速来援,就里来个里应外合击败后金。
    可是,皇太极在明军炮火压制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迅速也调整了战术,对大凌河以围困为主,同时派遣部队准备打明援军,这就是著名战术的“围城打援”。
    交战双方都没有想到,本来是后金以毁城为目的的一次突袭战,却演变成了一次大会战,在明军的几次小规模援军被打退后后,明军开始组织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援军。
    大凌河所在的宁前道隶属登莱州管辖,朝廷急令巡抚孙元化发兵救援,为了向朝廷展示自己的练兵成果,也为了打破朝中大臣对他养兵不用的非议,他命令游击将军孔有德率一部经过训练的辽东兵携带重型火炮乘船横渡渤海,快速到辽东前线的耀州盐场(今营口)集结。
    

    这是阴历的十月下旬,天已经转冷,渤海上的西北风一日强似一日,这对古代以风为动力的行船极为不利,初冬的渤海湾是可怕的,即使是现代,渤海湾的几次重大海难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孔有德出海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浪,由于带着上千士兵和昂贵的武器,如果出现海难孔有德将罪责难逃,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下令返航,但这令孙元化极为气愤,竟认为孔有德是以潮汐风向不利为借口畏敌怯阵,在孔有德的百般辩解下,孙元化令孔有德和千总李应元率部从陆路绕行渤海湾奔赴辽东前线,带着这么多的重武器,全靠畜力人力运送,至少要走月余,恐怕感到战场黄花菜都凉了,但为了打破朝廷的非议,这种援救的姿态还是要摆的,而交战双方的统帅此时都清楚,胜负就将在数日内决出。
    

    一个多月后的闰十一月,孔有德的援兵队伍才走到了山东与河北交界的著名杂技之乡—吴桥,这还仅仅是骑兵和轻武器步兵部队,重炮部队还在后面数十里的新城,而在这一个月中,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军组织了4万人的援兵晓行夜宿驰援大凌河,在大凌河城外仅十五里的长山口,与后金军遭遇,明监军张春立刻组织部队形成了环形防御车阵,打退了后金多次疯狂的进攻后,后金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亲率2万人马攻击明军的车阵,同时,由早期投降后金的汉人军官佟养性仿制的红夷大炮,第一次投入了战场,后金军队的一个崭新的战术—炮骑合击,开始初露端倪,反观明军,虽然人数占优但是大敌当前,两个军团长吴襄(吴三桂之父)、宋伟却仍闹不和,不相互支援,而天气也站在了后金的一边,风向突转让明军处于逆风,对火器的发挥造成不利,更严重的是在紧要关头一向受孙承宗器重的吴三桂等少壮派军官却率先临阵脱逃,明军终于“众不敌寡”,演变成了大溃败。
    自此,明军再也无力组织援军,听由大凌河城守军坐以待毙。
    而孙承宗稳健、不败的神话也就此打破,孙承宗被撤职遣返原籍河北高阳。
    而大凌河守将祖大寿不惜杀死副将何可纲诈降后,只身逃脱回到锦州。
    

    这一切是孔有德的援军所不知道的,他们还在继续执行援辽的行军,可是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了。
    吴桥县城并没有人过问、安排这一千多部队的食宿,一是连续多年自然灾害中国北方早已赤地千里,吴桥县没有这个财力劳军,再是明军尤其是辽东兵的涣散军纪、野蛮的作风,老百姓人人皆怕,惟恐躲之不急,而孔有德部一路上也是扰民不断、与地方上屡有摩擦,所以当孔有德部进入吴桥县城,县中百姓竟然家家闭户,商埠也关门打烊。
    孔有德的军队开始自筹粮草,无论是在吴桥还是在新城的孔有德部的士兵,竟都如土匪一般的闯入普通百姓家,抢夺食品,一时间哭叫声响彻了雪夜。
    其实这些士兵也是惧强凌弱,只敢抢劫老百姓,对深宅大院的官宦、商贾之家也不敢轻举妄动,但问题还是出现了,一名士兵闯入了一户看似普通的民居,强行索取一只鸡,这不是一只打鸣报时的大公鸡就是一只很能下蛋的老母鸡,所以鸡的主人坚决不给,双方起了争执后,鸡的主人被士兵暴打,鸡的主人本身并无权势,而他却是当地的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海纳认为,这个人也决非一般的小厮、家丁,他在王象春家仆中的地位应当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赖大之类的管家级奴仆,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这个王象春家是一个举人之家,家里出过十多个举人并在朝中做官,他家的奴仆被殴打、被抢劫,王家当然不会忍气吞声,定会依仗权势讨个说法。
    充其量就是一个团级军官的孔有德虽然骄横跋扈,当然惹不起这些权贵,被迫按照王家提出的处理办法,将肇事的士兵穿箭游营,这是一种仅次于斩首示众的军法。
    士兵们感到受了侮辱,群起闹事将王家的这个家仆杀死,这样一来王象春家更加不依不饶,让孔有德对带头闹事的士兵严惩不贷。
    

    这些辽东兵其实也很令人同情,家乡被后金占领,家人被后金奴役,使他们无家可归,军队虽然是个栖身之所,但也处处受到克扣军饷的军官的欺压,作为人他们没有起码的尊严,愤恨使他们开始欺压比他们更加弱势的民众,而当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又一次地感到侮辱后,积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时,千总李应元的父亲李九成来了,在几个月前,孙元化派遣李九成携带银两去西北边塞上去买马,可是嗜赌如命的李九成却将公款在赌局上全部输光,正在盘桓着如何交差,看到这种士兵群情激奋的场面,李九成这个赌徒竟然铤而走险,开始唆使、煽动自己的儿子李应元和孔有德发动兵变,——他终于点燃了这个火药桶。
    很快,叛军连克鲁西南地区的攻陷陵县、临邑、商河的诸多州县,在鲁西南地区大肆掠夺,这些士兵正式变成了土匪。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这就是现代西方有名的蝴蝶效应理论,它观点是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最终引起大的波澜。
    

    崇祯四年冬夜的吴桥县,因为一只鸡的归属引起的纠纷,竟让明朝苦心训练的一支军队反叛,而这次反叛又不是一次普通事件,它最终还会影响到明帝国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离京畿如此之近的地方闹起了兵变,而且兵变的士兵携带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不啻一个惊雷,朝廷敕令山东、登莱两巡抚迅速解决此事,刚刚用粮饷再次解决了皮岛兵变的孙元化,似乎并没有慌乱,按照他的经验,只要粮饷发足,并不追究责任,兵变就很快能够解决。
    他让孔有德率部回登州,一切都好商量。
    而且孙元化与山东巡抚余大成联合发布命令,从吴桥至登州一路州县,不得出兵阻击孔有德。
    孔有德似乎也听从了孙元化的命令,虽然一路还是抢掠不断,但还是向着登州方向归来。
    沿途州县也不敢拦截,让出通道让孔有德部通过,其中虽然孔有德部一度进入了当地驻军的伏击圈,由于没有攻击命令,使其逃脱,错失了歼灭叛军的良机,当孔有德走到莱州府时,以前与孔有德交往甚厚的莱州知府朱万成却紧闭城门,让孔有德绕城而过,他已经识破了孔有德的诡计。
    果然,来到登州城下的孔有德部,突然亮出了诈降的真面目,开始攻打登州城。
    

    登州城从名将戚继光的祖父辈就开始修建、完善的军港重镇,它本来的作用是为了抗击倭寇,同时也是明朝的海军基地,登州城三面是依海边的山势峭壁而建的陆地城墙,城头排列着当时各种最先进的西洋火炮,一面是水城,城中有内港小海,停泊战船,尤其是不久前,朝鲜国王赠送给孙元化的40艘战船,此时应该也正停泊在港内(不知道有没有朝鲜著名的龟船)。
    城中的守军,一是由当时的军事理论家、登州总兵张可大率领的浙江兵,浙兵是一支有着戚家军传统的军队,二是,教授明军操作西方火器的葡萄牙军官团,三是与孔有德叛军同样出身的辽东兵。
    无论从城防设施,还是兵员素质,登州都可谓是固若金汤。
    但即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孙元化还没有放弃招抚叛军的念头,这也束缚住了他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与叛军坚决一战,在张可大的浙兵军团稍尝胜果后,孙元化就下令停战,叛军抓住这个机会反扑,击败了张可大。
    同时也俘获了很多登州城中的辽东兵,而且登州辽东兵开始出现了倒戈。
    

    这时辽东兵军官中与孔有德并称“山东三矿徒”的第二个人耿仲明,正在登州城中被关禁闭隔离审查,——他的弟弟参与了不久前的第二次皮岛兵变。
    由于正时用人之际,孙元化让他戴罪立功,孙元化没想到的是,孔有德已经让登州的辽东兵降卒,潜回登州来策反耿仲明。
    崇祯五年的春节之夜,辽东兵军官耿仲明和陈光福,从内策应打开城门,叛军从登州东门一拥而入——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此言不虚。
    登州沦陷,总兵张可大自杀殉国,孙元化却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是一个儒生,儒家教育要求他舍生取义,同时他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义要求他爱惜自己不能自残。
    孙元化选择了自刎却并没有死,他被救了过来。
    孔有德先是要求孙元化做带头大哥,领着他们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权。
    被孙元化严词拒绝后,念及孙元化以前的收留提携之恩,将孙元化释放。
    同时被俘的还有蓬莱县令、参议、总兵、参将等一大批官员,总教习特谢拉?科雷亚等12名葡萄牙军官战死,他们最终都被明廷追授、抚恤。
    不仅如此,孔有德在此役中还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多门,西洋炮三百门,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个辽东前线的后勤基地中堆积如山的物资,全成为了叛军的囊中之物。
    叛军还将城中的居民驱赶到东门外,大肆屠杀,残杀百姓数以万计,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登州陷落的同时,莱州知府朱万年加紧了备战,他将海防和城外兵调入城中,并将城外的粮草最大限度的运往城里,还在城中加强了治安约束,逐户清查,清街设岗,发动百姓协防守城,并加固城墙,增设防御设施,一场胶东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战即将打响了……
    6、铁打的莱州——悲壮的攻防战

    孔有德等人开始建立伪政权,这时称王称帝他们还不太敢,而是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他们首先推举最年长的李九成为都元帅坐头把交椅,孔有德居第二、耿仲明居第三,他们竟然还以缴获的登莱巡抚印来号令登莱各州县。
    正当明朝廷将战抚皆不得力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元化下狱治罪,而主抚和主剿两派争执不下时,叛军们已经开始实施军事行动,向登莱各州县进兵。
    叛军凭借先进的火炮形成的强大攻坚能力,攻克黄县。
    为了挽救危局,明廷新任命了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按照分工,谢琏在莱州城指挥作战,徐从治坐镇青州负责增援、后勤,但为了安抚民心,徐从治依然也进驻莱州,进入了最前沿。
    很快叛军就将莱州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样在这个包围圈中,有徐从治、谢琏两位巡抚、莱州知府朱万年、还有从通州来援的总兵杨御蕃,明朝的四位省、地、师级的高级干部。
    

    为了攻克莱州,叛军调来了几乎所有的红夷大炮,从四面向莱州城轰击,这些叛军的炮兵叛乱前都曾经过葡萄牙军官的训练,炮打的得特别精准,尤其对于静止的目标,轰击城墙的垛口,就如同打靶一般的轻松。
    反观莱州城所处的地势并不十分险要,但是莱州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才重建的新城,莱州县志上说城墙“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基厚两丈四,门四座,东曰澄清,南曰景阳,西曰武定,北曰定海,城下为池,深两丈,阔倍之。
    ”而且还参照了西洋筑城法,筑有炮台,作为辽东的另一个后勤基地,城中的粮草、兵器充足,但不足的是重型火器较少,大多是国产的轻型火炮,而且懂得操作火炮的士兵也不多,但是莱州城在知府朱万年的严密部署下,井然有序戒备森严,莱州军民正是依托于此,展开了保卫战。
    

    四位朝廷大员分兵把口,各守一座城门。
    叛军久攻不下,分兵一部攻克平度后再回师攻打莱州。
    这次他们集中了炮火主攻城的东北角,在炮火的掩护下,叛军不断的挖地道,想以此攻入城中,而城中则埋设了数口大缸,让盲人从中听出地道的方向后,守军向地道里灌水,淹死了敌兵,叛军再次派兵在城边挖地道,挖成大洞后,用棺材装满火药置入其中,击发引火,爆炸后城墙被炸塌了数丈,叛军从城墙缺口处蜂拥而入,守军向涌入的叛军泼下沸油,再扔下火把,冲天烈焰下叛军死者枕籍,徐从治等再命人投下早已准备好的沙袋,堵塞缺口。
    守军打得也极为机动灵活,夜里,徐从治等又派出敢死队悄悄出城,从几个方向出击,击毁叛军的多座火炮,并颇有斩获。
    不久,神机营参将彭有谟进入莱州城后,则又加强改进了火炮的技术,提升了守军的操炮水平。
    在叛军的一次趁夜偷袭中,他率兵连续打退了叛军的三次进攻,莱州军民称作有“再造之功”。
    

    这时朝廷派出辽籍文官中官衔最高的张国臣前往招抚,而张国臣受到了叛军诈降的蛊惑,命令城中的军民和各路援军不许擅自出战,以免破坏抚局。
    徐从治派人趁夜潜出城,将一封奏章送到了北京,阐明了战况,并请求皇帝不要再招抚,要全力以赴的围剿叛军,他在奏章中动情地说::“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
    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
    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
    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
    ……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
    ”但这么重要的一封奏章,崇祯帝竟然没有看到。
    

    同时,全国各地的援军汇集青州,但由于山东巡抚被围莱州,无人统一协调指挥援军,援军停顿不前,朝廷再次任命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为总督,全权指挥各路援军,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京城神机营和五门红夷大炮,用以和叛军对抗。
    但这个刘宇烈也是个主抚的文官,不积极组织进剿,却被叛军的再次诈降迷惑,还释放了被俘的叛军兵将,叛军借谈判之机,绕到明援军后路焚烧了辎重,刘宇烈大惊率部拔营撤退时,被叛军在沙河掩杀的大败,神机营的火炮也落入了叛军手中。
    而明军东路驻守宁海的总兵吴安邦,按计划从东面夹击叛军于登州,却也听信了叛军的诈降,也被击败,只得退守宁海,虽然在登州的东面,有宁海、文登、海阳等海防卫所,驻有大量的士兵,但他们畏敌如虎却不敢向叛军出击,只能自保。
    而叛军此时也无暇东顾,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些卫所军放在眼里,认为的这些州县迟早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而莱州的军民在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坚守,可是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从治在战斗中,中炮牺牲,莱州全城军民无不痛哭。
    

    不明战况的崇祯帝还在准备招抚,他又任命了辽将前往招降叛军,辽将孙应龙因为与耿仲明旧交甚好,写书信一封劝降耿仲明,耿仲明将计就计,随便找了一个人头送了过去,说他已经斩了孔有德,让孙应龙迅速来受降,孙应龙高兴的率领海军舰队从天津直奔登州,刚一上岸就被耿仲明斩杀,大量的战船也成了叛军的战利品,凭借缴获的战船,叛军打退了皮岛总兵黄龙从海路的进剿。
    在陆地的进攻中,叛军攻克招远,虽然攻莱阳不克,而莱州还在围困中,但叛军的气焰还是在日益嚣张。
    

    为了攻克莱州,叛军故伎重演再次向总督刘宇烈请求投降,而且提出了只要莱州城内的几位文武大员亲自出城宣诏,他们就投降,对招抚心存一线希望的登莱巡抚谢琏决定出城招降,他与莱州知府朱万年一出城,孔有德就痛哭流涕跪倒在地说自己死罪,孔有德逼真的表演真应该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还说第二天受降仪式时请总兵杨御蕃一同出席,谢琏回到城中,出身军人世家的总兵杨御蕃深知叛军反复无常的秉性,坚拒不出城,果然第二天,也是这一年的七夕节,谢琏、朱万成二人再次出城就被叛军逮捕,叛军挟二人为人质,令杨御蕃献城投降,朱万成大呼:我们死了,你们一定要坚守住!围在我身边的是叛军的精锐部队,快向我这开炮!!杨御蕃也果断下令向叛军密集处开炮,叛军死伤累累,但朱万成也同样死在了自己人的炮火下。
    读史至此,海纳如同亲眼所见朱万成的忠勇,不胜唏嘘。
    

    明朝廷中,抚战两派还在争论不休,莱州人、户部侍郎、大书法家刘耳枝一头撞死在朝堂的柱子上,他的死谏终于使崇祯帝下决心派出一支劲旅围剿叛军。
    

    年轻的总兵杨御蕃独自率领莱州军民继续坚守莱州城,他秉承了徐从治的不走、不降、不抚、死战的信念,抗击叛军。
    这时孔有德得知,朝廷派出文官朱大典接任山东巡抚,太监高起潜监军率两万人马驰援莱州的消息时,竟然轻蔑地说:我视杀山东兵如同斩瓜切豆一样容易,他们就是来了数十万人又能怎么样?也的确,孔有德造反的八个月间,不断的招降纳叛,在辽东的毛文龙旧部不断有人渡海投奔他,他还收罗了纵横于黄渤海的很多海盗、海匪,使得他的叛军兵力由反叛之初的不足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
    

    而当明援军与叛军交战于沙河时,叛军却惊讶地发现,这次来援的明军中,有令他们惧怕的、与他们同样出身的辽东兵。
    虽然参战的辽东兵马只有不到五千人,但他们是这支援军的主力,统帅他们的是辽东的总兵金国奇、靳国臣,祖氏家族的绰号“祖二疯子”的祖大弼、祖宽,还有少壮派军官吴三桂等悍将,叛军迅速败北,八月十九日,叛军从莱州城撤围而去,鼠窜退守登州。
    可是援军当来到莱州城下,城中守军竟然还是不敢打开城门,他们已经被叛军的多次诈降的诡计所蒙蔽,不敢再轻易相信了,直到监军高起潜派出了随行的太监,前往宣诏,杨御蕃才下令四门洞开,迎接援军——什么都能作假,这太监可是做不了假的,不知道杨总兵在听诏之前,是否让太监先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过,呵呵。
    ——自此,坚守了七个月二百多天的莱州城终于解围,莱州保卫战胜利结束,莱州城在历史上也获得了“铁打的莱州”的美誉。
    

    朱大典的援军,马不停蹄一面追剿叛军于登州,一面派兵连续收复平度、黄县、招远等县城......
    7、仙境中的炮声——没有胜者的战争

    在收复黄县的战斗中,叛军被歼灭一万三千余人,之后,九月一日,明军进逼叛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池—登州,登州城这座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修建,耗费数代人的心血建成的坚固城防、军港,这个八仙过海传说的发生地,秦始皇求仙之所在,这个有着海市蜃楼胜景奇观,被大诗人苏东坡所赞颂过的美妙仙境之地,此时已沦为了叛军最后的巢穴。
    固若金汤的登州城,不仅使明军官兵倍感棘手,同样使凭险固守的叛军气焰仍然嚣张,但是当叛军大头目、叛乱的煽动者都元帅李九成上阵搦战,被祖宽一箭射死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就开始考虑放弃登州突围。
    

    登州城被明军围困了三个月,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叛军凭借着城防利炮,让官兵进展缓慢,叛军的几次突围同样未果,同时城中粮草不济,士气低落,最后粮食匮乏时,叛军竟然捉来女人吃她们的肉,暴行令人发指。
    收复登州城的战斗,从交战双方的武器上看,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战斗,他们都掌握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火枪火炮,现在常从电影上看到的,西方十七八世纪的那种硝烟弥漫的战场,此时的登州也同样上演着。
    

    孔有德开始实施他的大规模突围计划,二月十二日,他计划集中3千匹战马,组成骑兵队为先导冲击,五千步兵跟进,兵分三路,他和耿仲明、李应元各带一路,从西门强行突出重围。
    他的战略设想是,突围后作一支冲州撞府流寇。
    但叛军中的一名下级军官趁夜越城反正,报告了这一重大军情,朱大典等明军将领,积极部署三路伏击,当叛军进入埋伏圈,官兵四起冲杀,力图一举攻克登州,但是叛军中埋伏后,迅速撤退,登州城的留守叛军也发炮策应,使明军官兵无法靠近城墙,与此同时,明军在登州东门也加紧了进攻,祖宽部已经攻占了水城的外围护城城墙,孔有德明白,如不尽快做出决断,水城被明军占领,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
    他也看出了,这支明军的不足,他们没有海军配合封锁海面。
    当夜他下令,登州城中除了留下千余人掩护,其余一万二千多叛军及其家属(其中战斗部队三千六百人),乘坐百余艘大船,连同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从水城北门,冒着明军拦截的炮火,由海路突围而去,登州港内原有明朝海军的主力舰队,加上被诈降蒙蔽被斩的孙应龙带来的战船,足以使这支庞大的队伍逃脱。
    

    明军很快就攻入了登州城,叛军的留守部队仍在凭借水城负隅顽抗,明军游击刘良佐暗中率人潜入靠近水城城墙的永福寺(现在蓬莱阁景区的一个景点),从中挖地道至城下,填入炸药,轰塌了一段城墙,攻克水城——叛军攻莱州城时的伎俩终于报应了他们自己。
    但仍有一部分叛军退守登州城海边的丹崖山,准备做困兽之斗,(丹崖山上有宋代修建的蓬莱阁、苏公祠等名胜古迹),朱大典对最后这支叛军队伍没有斩尽杀绝,对他们进行劝降,叛军大部下山投降,一部分人投海自杀。
    

    而孔有德此时还十分茫然,他不知道最后的出路何在,他的初步设想是在辽东沿海占据一个岛屿或一块三不管的地方,武装割据一方。
    但是,驻守在皮岛、旅顺的明军总兵黄龙率领海军对他们进行了截杀,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将他的梦想彻底打碎。
    他与耿仲明带领剩下的舰船、人员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也在海上过了年。
    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投降明朝的敌国—后金,在与后金联络接洽后,他们在指定的地点登陆,皇太极派出了汉八旗将领打退了明军的追剿,接应孔有德叛军进入后金的领土。
    皇太极开始还以为是明朝做出的苦肉计,在证实是真实的投降行动后,皇太极大喜过望,亲自在沈阳城外迎接孔有德、耿仲明。
    

    自此,历时十八个月孔有德叛乱结束,但这场平叛战争,交战双方都没有胜利,虽然明朝平息了叛乱,并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将李应元、毛承禄两个匪酋凌迟处死,算是给连战连败的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明朝的登莱两州,这个辽东前线的后勤练兵基地,被叛军捣了个稀巴烂,也给近在京畿的山东地区带来杀人十余万、残破三百里的恶果,而且数位朝廷封疆大吏和大批地方官员被杀。
    同时,叛乱的两个首犯都没有落网。
    而孔有德虽然一度攻占了登州多座州县,但也没有实现他的自立为王武装割据,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构想,他最终沦为了汉奸,成为满清人的一条狗。
    

    但交战双方之外,却有一个最大的赢家,这就是清朝的前身后金,他们的天聪汗皇太极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精良的西洋火炮——孔有德带来了至少二十门葡萄牙澳门造炮局原装的红夷大炮,而且还得到了孔有德等,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知识与仪器操作的军事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海战是后金最欠缺的地方,而孔有德带来了大量的战船,使后金也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凭船运炮使他们可以绕过山海关,在明朝沿海任何一个地方登陆,至此,后金与明朝的军事实力立刻就出现了消长……
    8、都不得善终——事件相关人物的结局

    孔有德

    孔有德投降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汉八旗,但番号却不是“尼堪超哈”(汉兵)而是“乌珍超哈”(火器兵),足以看出皇太极对这支部队的另眼相看。
    投降三个月后,孔有德就迫不及待的要求在后金军进攻皮岛、旅顺的战役中,充当马前卒,旅顺失陷总兵黄龙自杀,孔有德即算是报了被海上追杀的一箭之仇,也算是交上了自己的入伙投名状。
    同时在此役中,他还策反了山东三矿徒的第三个人尚可喜。
    这样山东三矿徒—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全部投降后金。
    至此,皇太极通过连续的招降纳叛,他的的汉兵部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可以说,此时与明朝对抗的已经不仅是满族(女真),而是整个东北地区以满族为首的各民族的武人集团。
    公元1636年,明崇祯十年,皇太极称帝登基,改国号为清,孔有德作为臣服的汉人代表,向皇太极献上了表章,并被封为恭顺王,这也是为了表彰他指挥炮兵、海军跟随皇太极、多尔衮东征朝鲜、西征蒙古,和与明军作战为满清立下的“大功”。
    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他带领清军从海上突袭宁海(牟平、烟台),登陆后在宁海地区大肆屠杀数日,后人只知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却不知道满清入关前在烟台地区就有同样的暴行。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孔有德部配属多铎南下进攻南明政权和剿灭农民军余部,以及镇压江南的抗清斗争,他也被抗清斗士们骂做“吴桥贼”。
    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进攻南明永历政权。
    五年,改封定南王,出征广西。
    这时孔有德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
    但在广西他遭遇了原李自成的部将、南明政权的军事统帅李定国,在连续的兵败之下,他的王府所在地桂林被包围,城破前他这个投机分子又想“反正”,终未成功自杀身死,他的儿子夫人一同被杀或被俘,只有一个女儿孔四贞逃脱,被封为清朝的唯一的一个汉人格格,去过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北京有个地名—公主坟,这个公主就是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据说当代作家琼瑶就是根据这一人物,无限发挥,又写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爱情小说《还珠格格》。
    

    耿仲明 吴三桂

    公元1636年,耿仲明被封为怀顺王,随清兵入关后,也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军。
    顺治六年(1649),改封他为靖南王,与尚可喜进军广东,与郑成功部作战,后死于途中。
    他的结果还算是寿终正寝,他的儿子耿继茂世袭了靖南王的爵位,驻守广州,又移福建。
    康熙十年(1671),耿继茂死,其子也就是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袭爵位,耿精忠成为了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一,后随吴三桂叛清,兵败身死,耿家也被满门抄斩。
    

    吴三桂在平息兵变中并无突出的作为,但就是在这次平叛中,他拜监军太监为义父,受到推荐进入了崇祯帝的视野,而平步青云,他的故事和结局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
    

    徐光启 孙元化

    这师生二人苦心谋划的军事改革,不仅一切成空,而且竟是帮助了敌人,孙元化被逮至京师的镇抚司,追究其各项罪名,孙元化在狱中遭到严刑,首辅周延儒和其师徐光启一直设法对他营救,但终究无法挽回。
    崇祯五年,莱州攻防战正酣时,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在京城被斩首弃市,他死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化装成送炭工人,潜入狱中为他这位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做了赦罪礼的祈祷。
    孙元化的老师徐光启从此对军事、朝政心灰意冷,一心作他的历法修订,第二年就愤愤而死。
    明朝两位精通西学、西式兵法的人死后,从此,明朝的军事力量更是每况愈下,直至它的灭亡,而中国刚刚开始的学习西方文化科学乃至宗教的步伐,也就此嘎然而止。
    

    孙承宗 杨御蕃

    孙承宗被罢官后,一直闲居在高阳老家,崇祯十一年,清军深入内地,孙承宗率家人拒守家乡高阳,城破自杀。
    

    杨御蕃后来官至凤阳总兵,坐镇凤阳指挥数万人马与农民军作战,但海纳在史书中没有找到他的结局。
    

    登州、莱

    铁打的莱州城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除了,它已经失去了军事意义,登州水城被保留了下来,这得益于它的特色,这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军港,此篇文章杀青时,报纸上传来了水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

    崇祯帝和他的明王朝 中国

    崇祯帝不合时宜、过犹不及的勤政,疑心易怒的性格,还有倒霉的运气,终于使他的帝国倒塌了,想秘密和清朝讲和却不慎泻露天机,使明朝失去了一次结束两线作战的时机。
    李自成一度被剿灭,却又东山再起死灰复燃,而他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向他提出的,请求招安而且开赴山海关前线,这样极具民族大义的要求竟然也都没有答应,他不仅没有逃走,而且上吊自杀。
    不知道李自成这时会不会嗤之以鼻的用陕西话说:“这个皇帝真基巴坎”(这个皇帝真傻)。
    而最后还是组织最严密。
    而且掌握着最先进武器的满清入主了中原。
    

    明王朝政权的覆灭,说其覆灭于农民起义或者说覆灭于满清,甚至说覆灭于罕见的连续七十年的自然灾害还有鼠疫疫情,倒不如说是毁灭于它自身的腐朽,皇帝的顽劣、群臣的党争,太监的干政,官员的腐败,军队的低劣,一切积重难返都最终使这个政权崩溃,读晚明历史可以看一个现象,清军南下遭到的抵抗并不明显,老百姓似乎都在坦然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很多抵抗实际上发生在多尔衮的剃发令下达后,剃发易服让汉人感到了被奴役的耻辱而起来奋起抗争,而并不是对明朝有什么留恋。
    

    明王朝政权所代表的中国、汉文明,终被落后于自己的满清所征服,汉人成为了在野民族,但这一次民族征服太不是时候了,世界再有百年就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社会制度都将有质的飞跃,这对于一个刚刚脱离于奴隶社会的满族来说太超前了,他们对刚刚学到的汉文明尚且来不及消化,更别说更加陌生的西方文明,满清夜郎自大心理和征服了中原后的洋洋自得,使他们不会再重视其他文明,(声明,海纳完全没有蔑视少数民族意思,这些感慨只是在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时候只有汉文明才能兼容并蓄的学习好其他文明的成果。
    

    此时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出现(虽然可能不合法),使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儒学出现了的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新的流派,新儒学甚至有了些西方式启蒙思想的影子,徐霞客和李时珍的探索,开始了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徐光启对西方科学的学习研究,明朝廷对西方技术的拿来主义,而皇帝的惰于朝政,甚至也能为君主立宪制创造条件。
    都将昭示着中国人也能沿着正常途径进行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清军的入关使这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是文明的气数还是天意?

    9、尾声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蓬莱水城中的沉船。
    从博物馆的介绍上看有明代中后期的沉船,而且船上同时出土有高丽瓷器,会不会就是在这场大战时沉没于港内的呢,在不久前的山东文化展会上,有人也问及过这个问题,历史专家们各有答案,但并没有人将这一次兵变的战争因素考虑进去,海纳只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能看到的史料不多,也许我对沉船原因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一次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确实真实的,奇怪的是在烟台本地却无人提及也似乎并无人研究,蓬莱乃至烟台的一切旅游景点,人文历史讲得也太少,还是鬼怪神仙为主题,这一事件则在导游词中更难寻觅,海纳愿把它讲出来,让大家知道,烟台这座并不大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掀起巨浪的大事件……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
    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
    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
    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
    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
    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
    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
    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
    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
    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
    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
    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
    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
    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
    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
    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
    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
    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
    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
    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
    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
    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
    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
    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
    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
    ”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
    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
    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
    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跟民是主仆关系。
    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
    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
    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
    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
    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
    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
    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
    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
    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
    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
    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
    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
    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
    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
    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
    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
    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
    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
    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
    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
    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
    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
    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
    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
    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
    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
    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
    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
    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
    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
    ”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
    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
    ”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
    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
    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
    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
    ”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
    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
    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
    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
    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
    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
    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
    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
    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
    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
    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
    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
    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
    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
    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
    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
    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
    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
    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
    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
    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
    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
    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
    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
    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
    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
    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
    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
    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
    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
    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
    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
    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
    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
    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
    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
    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
    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
    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
    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
    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
    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
    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
    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
    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
    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
    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
    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
    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
    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
    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
    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
    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
    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
    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
    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
    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
    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
    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
    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
    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
    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
    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
    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
    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
    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
    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
    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
    “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
    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
    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
    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
    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
    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
    “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
    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
    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
    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
    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
    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
    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
    “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
    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
    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
    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
    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
    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
    ”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
    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
    宋明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
    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
    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全书”、“字典”、“大典”啥的。
    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
    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
    几千年里,只要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阻力,并最终玩完。
    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
    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
    ”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史夸祖宗。
    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
    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
    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
    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
    
    六、鼓吹“亲亲”,重小团体利益,轻公共利益,重人情,轻正义。
    

    中国人一直少博爱精神。
    尽管孔丘吵吵过“仁者爱人”,听上去挺美,可紧接着他又说“爱有等差”。
    就是说仁者的爱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洒向人间,而是要分亲疏尊卑远近:先爱君主、父母及老师等地位比自个儿高的;再爱兄弟、老婆孩子、族人、亲戚,及地位跟自个儿相当的人;再爱朋友、邻居、老乡,及地位低下的人;再爱同国的人;最后还剩余有爱,才给毫不相干的天下人。
    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敬自个儿老人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老人;在爱护自个儿的乖乖的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乖乖。
    是有顺序跟程度不同的。
    不能简单理解成“象敬自个儿老人样敬别人的老人;象爱自个儿孩子样爱别人的孩子。
    ”要那样该这么说:“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
    ”把爱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爱有等差”基本上是围绕自个儿向外划圈,离自个儿越近越爱,越远越不爱,爱不同,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就不同,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亲亲”,即亲爱、维护自个儿的亲属。
    “亲亲”是儒家提出的另一爱的主张,跟“爱有等差”相类,更强调家庭、家族。
    为了落实“亲亲”,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团和气,互敬互爱,要是谁犯了罪危害了社会还要互包互庇,才显得抱团儿。
    才好保持家庭稳定。
    孔丘周游列国时,在叶县叶公曾跟他显摆自个儿家乡人民巨正直,说有个小伙儿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鲜明地站出来告发、作证,使偷窃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丢东东的找回了财产,实现了社会正义。
    孔丘听完呲牙一冷笑,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贵家乡不一样大大地,我们那儿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正直就表现在这里头了。
    ”后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规定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不论罪或减刑,而该隐不隐则要处罚,谋反、亲属间互害除外。
    就是说君亲不能害,害别人随便、不管。
    公开鼓励人们自私,为顾小家庭、小团体利益可以不搭理社会公义。
    

    “亲亲”鼓励以人定是非,人情大于法,叫人多关心个人、家庭利益,少、不关心他人、社会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会人。
    这使得国民重私利轻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跟热情。
    可见,咱们的公民意识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养了。
    难怪西人说咱们是个人情社会,不是个是非社会,难怪咱们处处裙带翻飞,常常因情废法,每每不讲公德,难觅合格公民了。
    

    实践中“父子相隐”的重点是“子为父隐”。
    当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说得过去,不构成犯罪,当儿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绳之以法。
    这里还是有个等级问题,还是不能以下犯上。
    跟“子为父隐”类似的还有臣为君隐、徒为师隐、贱为贵隐、穷为富隐、不肖为贤隐等等。
    “长者虽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违法犯罪行为要隐,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面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儒家认为必要的向亲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牺牲部分人(惯常是弱者方)的权益,必要的牺牲社会正义、良知,是维护秩序应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搁他们眼里,秩序比正义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严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会重要,狭爱比博爱更实惠。
    当关注下层,关注公义,胸怀宽广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号召不分血缘亲疏地位尊卑平等爱人时,被儒家老二孟轲破口大骂为“禽兽”。
    因为他觉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统治地位就没法维持了。
    回望历史,这些为贵族服务的自诩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兽”思想家排挤出社会舞台后,其作为、后果,客观地说的确不能把他们也骂为“禽兽”,应该是“禽兽不如”。
    

    “亲亲”在破坏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使社会诚信缺失。
    要求人们为上位者隐,为亲属隐,为名流贤士隐,就是明要你甭说真话,真话都不能说,何谈诚信?诚信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吧?所以,可知儒家虽然有时也吵吵诚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须服从等级、亲亲等各种秩序,是为秩序服务的。
    这样的“诚信”是建立不起诚信社会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残人性、人生。
    

    封建社会的核心等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
    儒家宣扬的孝道跟忠君相连,为忠君服务,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长制跟封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
    孝道跟等级相连,为秩序服务,是奴性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丘的学生、因为尊容象他而在他挂后一度领导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讳、洞若观火地说:“做人孝父母、敬兄长,却喜欢触犯上层人物,这种人少有;不喜欢触犯上层人物,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是没有的。
    ”

    跟今儿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不一样样,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剧烈损害子女的正当权益,直至生命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孝”、“忠”都成了杀人的刀子。
    

    来看几个传诵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学生闵子骞同学打小没娘,后娘恶心他。
    冬天,后娘给自个儿亲生的俩孩儿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给子骞同学穿拿芦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挡风御寒。
    子骞同学冷得从早哆嗦到晚,也不找亲爹告状,不跟后娘的可恶行为做斗争,不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
    

    有天他爹坐车出门,叫子骞同学搁前头赶马牵驴。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子骞同学冻得拿不住牲口的缰绳,一会儿一掉,把他爹掉恼了,一马鞭抽他身上,瞬间芦花打破的衣缝中纷纷飞出,跟雪花在空中纠缠。
    他爹这才大吃一惊,骂儿子蠢,为啥要忍受摧残,不报告爹哪?子骞同学说揭露娘的恶是不孝,不孝是大恶,比娘虐待他还恶,他不能作恶。
    他爹说回去就休了那坏女人,子骞同学忙跪雪地上拦住说,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冻,撵走她,俩弟弟也没棉衣了。
    

    闵子骞被树为孝子标兵。
    可他这么做不光牺牲自个儿的合法权益,还不分是非正邪,姑息养奸,置正义、善良于不顾,对恶行一味投降、包庇、纵容。
    

    晋朝一叫郭巨的,一劈头也是有钱人家后生,爹挂后,他托大把家产平分给俩弟弟继承,自个儿要个老娘来养活。
    后来,日子越过越紧,直到添了个宝贝儿子。
    瞅瞅白发苍苍的老娘,瞅瞅快见底的米缸,郭巨摸着儿子红朴朴的小脸蛋,跟媳妇说杀了宝宝吧,省下粮给娘吃。
    他媳妇超三从四德,忍着撕肝扯肺的疼,随丈夫到外面挖坑埋儿。
    搁今儿郭巨杀人犯的干活,但先前他一直当模范。
    

    儒家的“孝”还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长,人格不能独立、健全,成人儿童化、依附化。
    孝子的婚姻、事业、置业等等大小事儿都要听从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狱了,也要“三年无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儿跟父母牌位请示。
    著名的老莱子,七十了因爹娘还在,就事事顺从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儿样承欢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摇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儿装哭撒娇。
    搁父母跟子女永远不能成长成跟父母有同样权、责、同等人格尊严的独立的个体,父母老是要管辖、控制、或说统治子女,父权扼杀了子权。
    

    人们在家因“孝”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后,出了家门在国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对君、下官对上官儿童化,依附于上,奴性于上,缺乏独立见解,人格跟心智残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样样,男尊女卑也为维护皇权专制跟等级压迫做出了卓越贡献。
    孔丘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把女人打入被压迫阶层提供了依据。
    他当县长时,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锢、圈养女人的措施,那会儿男人是社会活动的主性别,将女人隔离于男人,就事实上剥夺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活动的权力。
    尽管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当做第二性,但跟她们比,中国女人受的歧视、压迫、残害更烈。
    多女共事一夫,缠足叫西方歧视妇女者相形见绌;节烈牌坊,“男女授受不亲”更是害了一拨又一拨女人。
    比方熟读“圣贤书”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岁的小小闺女肚肚饿了,随口咪西了男仆递上的一块饼,就逼她绝食7天,活活饿死,叫人拍案叫惨。
    完了,女权运动咱们也比西边开展晚,且开展之初也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总之,中国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来的又晚。
    
    八、倡导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开启民智的,孔丘顶着道教育家的光环,说他愚民估摸可多人会替他喊冤,这就首先得说说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儿。
    

    春秋前学校大抵官办,是真正的免费教育,不光不象今儿的学校样巧立名目乱收费,还倒贴一顿午饭,不过只收贵族子弟,是实打实的贵族学校。
    课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备的六艺: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算术),教材主要是《尚书》、《周礼》、《易》、《诗》等古文献,教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培养后备统治者。
    孔丘做为贵族子弟,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吃了好几年免费的午餐。
    以后他自个儿办了学校收了学费,可说是开了民办教育跟教育产业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却不是为民而是为官的。
    他虽提出“有教无类”,叫富而不贵人家子弟也能上学,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可教育的内容、目的却跟官校一丘之貉。
    仍是官校的课程、教材,仍是为统治者培养后备军,学以致仕,只不过相对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而已。
    而且,由于有学费的门槛,广大无钱无闲的劳动人民的娃娃仍然进不了教室。
    总之,孔丘的教育实践并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福音。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丘拿过教鞭就认为他一定不主张愚民。
    

    事实上,对广大民众,孔丘主张不必要教给他们太多知识。
    他的一个县长学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礼乐教育时,他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讥他使劲儿过了,应当“礼不下庶人”。
    庶人没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反对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完全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百姓不配跟领导掌握相同的信息,级别不够。
    这种态度有助于中国的暗箱政治,阻碍政务公开,有助于专制,阻碍人民参政议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现是通过忠孝奴性训练、等级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专制等方法,最大限度压缩个人空间,泯灭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成为无思想少主见的工具,以便奴使。
    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
    ”这方面,儒家做得超级棒。
    

    九、重文轻理、轻武,重脑力轻体力。
    

    孔丘他爸武将的干活,士大夫“六艺”中“射”“御”二艺顶呱呱。
    孔丘不似乃父,虽说个头跟他爸一样“小巨人”,可甭管上学还是教学都偏科礼乐。
    他挂后,儒生把《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跟音乐,称为“新六艺”,开除了原先“六艺”中所有非文科项目。
    以后,儒学当道,学生们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加“四书”。
    军事、体育、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书生及打书生上去的士大夫越来越文弱、发酸。
    文史以外的学问、技艺被叫做细枝末梢,雕虫小技,为人不屑,这些方面突出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书籍比,咱们的军事、经济、自然科学的书,只能在山脚下堆个土包。
    文史之滥,无疑对汉民族打仗常败给他族乃至他国、及科技落后误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缓慢,贡献大大的。
    

    话又说回来,尽管跟理工军经比,咱们的文科发达,可正经的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却又欠发达得很,远落后西方。
    在毛泽东全面移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中国几无大哲学家。
    儒生们拿手的是道德说教,只教人服从,不教人思辨、推理。
    

    传统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文理军工经的同时,也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
    儒家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从理论上就剥夺了劳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只赋予他们被治理的“权力”。
    孔丘曾骂跟他请教种庄稼种菜问题的樊迟同学是“小人”,说“君子”是不屑干这种活计的。
    后来,他在周游的路上则被“小人”骂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劳动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脑力劳动不论在地位、名誉、报酬上都比体力劳动优越。
    直到今天,体力劳动者仍然没有获得与脑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仍没被正确认识,劳动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普遍小于他们为社会的付出。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扭曲,脑力劳一得二(与权力结合的脑力劳一可能得十、得百……),体力劳一得半。
    甚至,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实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得不到跟脑力者同等的话语权。
    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长期、并仍在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谐。
    
    十、轻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
    他们认为人外有天帝,老天爷主宰国家、君主、及每个人命运,主宰万事万物。
    皇上做为天帝的儿子代表他管理世间,天子的权力既然受命于天,更变天子也只能由天不能由人,这为帝王统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据,有利其江山万代。
    做为一般人,儒家说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畏天命”。
    特别希望穷人贱人安分守己,甘于贫贱,甘于不平等,甘于被剥削压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挂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没有轮回。
    人们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狱受永刑。
    跟咱们不一样样,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这辈子干的好事坏事到挂时一块儿算总账,好人上天坏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为来世做准备的。
    这样,他们行善多了种动力,做恶多了种恐惧。
    尽管唯物主义认为天堂地狱是虚构出来的,但在人们的觉悟还未提高到极高程度时,这种说法的确起了些扬善止恶的作用。
    而咱们只信今生不信来世,少了种行善的动力,少了种做恶的恐惧。
    人们只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来,缺乏忏悔精神。
    

    当然,宗教的硬伤也可明显,比方其整个体系是建在唯心、非科学基础上的,不真实性终将被人们认识到;易导致狂热、偏执,当宗教跟民族问题搅和到一块儿时,更叫人不冷静,如咱们西藏的问题;还有其上层也跟世俗权贵一样常将权力利益化,欺压剥削下层民众等。
    宗教是把双刃剑。
    

    儒学之恶不止上述,还有散布中庸,鼓励人不敢为天下先,繁文缛节泛滥,过重婚丧等仪式浪费钱财,叫人好面子,说话办事好绕弯不直率扎实,文过饰非等等。
    

    总之,正如陈独秀所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无穷”,“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又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鲁迅也说“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今儿“国学”者们,不知是“可恕”的,还是“当得永远的诅咒”的。
    “国学”的核心说到底是腐臭的“四书”“五经”,尽管一些“国学”倡导者结合时代对其进行了些“新开发”,但换汤难换药。
    比方对《论语》,有人刻意张扬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论语》跟碗心灵鸡汤似的。
    姑且不说孔丘的可多议论并不是针对所有国人,而主要是针对上流人士所发,将其引为针对一般人是种误读,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更主要的是,只要受到煽动一读《论语》,大多数人就难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响,因为这才是《论语》的中心价值、主要内容。
    对主张现代精神,致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人们来说,读经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桩赔本生意。
    

    李大钊曾说“自由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
    笔者觉着,不光自由,几千年中国最大的祸害,前进最大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
    请大伙到啥时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锋吴虞的话: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
    ”陈、李、鲁、吴“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犹在耳,他们未竟的事业急需进行到底。
    

    当然,尽管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国粹的主体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专制文化、吃人文化、亡国文化,但中华文明绝非一无是处。
    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缚的人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对中国的进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贡献。
    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邹容、李大钊、鲁迅、毛泽东;文艺上的陶渊明、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吴道子、徐悲鸿、郑板桥、周星驰;科技上的祖冲之、张衡、郭守敬、郦道元、僧一行、毕升、沈括、宋应星、徐光启;革命上的方腊、钟相、洪秀全、孙中山、秋谨、方志敏、董存瑞;还有孙武子、张骞、郑和、文天祥、雷锋、王进喜等等。
    我们的四大发明、中医中药、瓷器、丝绸、茶叶、围棋、中华武术、相声、剪纸、泥塑、杂技等民间艺术、敦煌壁画等等,都是人类的魂宝。
    

    今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抛弃腐朽传统文化的同时,咱们还应扔掉狭隘的民族观念,放开眼界跟胸怀,面向世界,实行拿来主义。
    不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应开放。
    民族的精华是属于世界的,反过来,世界的精华也应当被各民族充分汲取。
    一切人类皆兄弟,兄弟的好东东自然应当拿来为我所用。
    实际上,共产党应该是最拿来主义的政治力量,因为不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拿来主义需要魄力。
    瞅准了就痛痛快快地拿来,不要肉肉叽叽地想再搞啥中体西用那套,那套已经被历史证明不中。
    因为所谓中体是君(官)体,而现代社会是民体,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从人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彼此关系的平等程度看,人类社会大致是照这么个循环走的:早期个人时代(氏族部落以前;每个人对社会的作用大致相当,各人以个人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横向社会。
    )——早期平民时代(氏族部落时期;除少数被剥夺者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社会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
    )——早期精英时代(部落联盟、城邦共和国、奴隶制早期;少数领袖主导社会,有明显的阶层,贫富贵贱差别明显;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
    )——君主时代(正式国家建立、奴隶制后期、封建制时期;一人一家主导天下,阶级等级森严,贫富贵贱极其悬殊,社会极不平等;是竖向社会。
    )——精英时代(资本主义、初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
    )——平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
    )——个人时代(共产主义时期,这时个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层次的横向社会。
    )今儿世界上除少数国家还在君主时代外,大多国家在精英时代。
    

    咱们也在精英时代中,并正向平民时代发展。
    传统的儒文化产生于、很适合、很服务于君主时代,加强了中国君主时代的残酷、腐朽,并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君主时代,阻碍了精英时代的到来,到今儿已完全过时、腐朽、反动。
    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将拖缓社会向前的脚步。
    同时,可以预见,儒文化的复辟,必将失败,跟螳臂当车似的。
    

    为啥改革之初没人提孔老头跟儒家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硕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时,忽如一夜风雨来,儒学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历史画卷就知道,这事儿其实并不奇怪,类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
    孔丘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主张守旧一劈头老不被当权者用,后来好不容易当政了但政策误国误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国也被创新图变、奋发竞争的各国弃。
    直到汉皇一统天下后,才请他出来当维护统治的法宝。
    以后,每当社会大变革时,革命者(比方各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头头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边儿凉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来,请儒文化当立国的指导思想,以保既得利益。
    因为他们都明白儒家“无革命之力,有维护之功”(五四时批孔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因此,咱们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扬传统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碍深入、全面改革之实,以免改革半途而废,以使现代社会早日、扎实地建设起来。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反对封建制度。
    强调君君臣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专心打洞。
    何为周礼,周礼不是周时的礼仪道德,而是周朝奴隶社会的社会礼治结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世代为王,侯者王封赐之,世代为侯。
    p民世世为奴。
    封建社会虽然同样是普天之下皆为王土,但不再有诸侯割据,以郡县封官而治,不予世袭。
    仅从政治上讲,封建制度相较于奴隶制度在君王加强集权统治的同时也调动了社会阶层进步积极性和活跃度。
    p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得到地位上的提升,这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具备显而易见的进步性。
    而孔老儿为一己之私却始终抱着反对革新,恢复旧制的思想到处招摇撞骗。
    尤其跟法家更是势不两立,霸道不可一世。
    如此自私小人竟被庸人弱儿颂为圣贤,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忽悠!腐儒为人之伪善本性可见一斑!

    狭义上,孔子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商贸文明总是一次次被毁灭,君主专制政体总是保护不了商贸文明,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如不把政府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是很容易腐败的;君主专制下,国人素质弱化奴化。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美国科技创新最多,生产力水平最高,国民经济总量最大,值得我们借鉴。
    

    儒家王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阶级矛盾激化非常严重,基本不到百年就会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腐败泛滥国家即将奔溃然后靠镇压维持稳定最后顶多两百多年而亡,就连独尊儒术不久的汉朝阶级矛盾激化都非常严重,西汉末期土地被皇族权贵士绅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王莽篡位成立新朝,东汉又出现黄巾起义等农民起义,都是土地和财富被士绅官僚、权贵等兼并导致民不聊生不得不服,唐宋明就更不用说了,元清作为殖民地可能还更惨,要知道汉朝才独尊儒术没多久,可能汉朝还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很多只不过不受官方重视罢了,民间影响应该还不少,诸葛亮那么牛的人就是出自道家,可见道家、墨家等优秀人才基本都隐世在民间等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出来救国救民,可见儒术并不适合治国,儒家思想主要是论语和孟子,就算加上春秋、尚书、礼记这三个历史书也谈不上什么治国,儒家思想主要就是以礼治国,其实就是人治,人治的缺陷就是容易私心重形成权力和利益垄断关系网破坏社会和谐,所以近代时期主要就是打破人治思想,武帝之前不用儒家治国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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