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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凡人读通鉴四 天下共逐,秦得其鹿_煮酒论史_论坛[第1页]

作者:山君山君  更新时间:2018-10-19 0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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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古至今,所生活的都是由现代华夏各族的祖先一脉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
    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繁衍、扩张、起伏的历史过程中,除了传说中的华夏远祖黄、炎二帝战蚩尤,颛顼战共工这两场分别是带领华夏族占据中原和基本上确立了华夏族在中原的主导地位的战争外,真正令历史产生巨大转折并载之史册的节点只有两个:前一个是禹将帝位传于儿子启,开创了父子相继、相对稳定的国家形式,使中华民族步入了天下一家的轨道;后一个是秦灭六国,从此进入了大一统的朝代,从而迎来的国家、民族的大扩张时代。
    而后一个节点的出现,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使中华民族最终完全融为一体,生息于同一片广亵、肥沃的土地上。
    
    秦灭六国,中华民族从此步入了大一统的封建时代。
    秦的统一,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秦的建立,确立了封建王朝的基本模式和政治格局。
    自秦以降,中国的封建王朝都基本上维持着近似的模式,而且皇权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过。
    其次,整个国家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统一了度量衡,使国内各民族得以在同一基础上进行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形成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三,统一后,由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从而大增强了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
    事实上,除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蒙、满入侵外,其它外族的入侵就没有完全得逞过。
    其四,大一统的出现,消除了地域的隔阂,加强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分封制的奴隶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其五,文字的统一,催生出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使中国以东方主宰的地位,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文化辐射扩散到了周边国家,带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从而使中国在亚洲保持了两千年的无以伦比的国家影响力。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因此,纵使是反对、敌视、诅咒秦皇朝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领导中国统一进程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名列中国“四大名君”之首。
    
    但是,秦的统一是使用了激烈的暴力手段的,其间杀人盈野,流血漂杵。
    战争,从来都是政治的延续,而且是解决的终极手段。
    除了强大的国家武力外,秦在争夺霸权,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外交威胁、挑衅离间、背信弃义、残忍无耻的手段层出不穷。
    最终取得了竞争上的优势,并且逐步转化为胜势,最后取得了彻底的成功。
    而秦在此过程中,残酷对待山东各国,强势的扩张导致了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此过程中,秦一直都是奉行高压政策,而没有给天下人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争夺天下,统治天下,一直都是采用霸权政策,以武力相威胁,其统治手段只是单方面的威胁手段。
    因此,秦从开始争霸天下到被推翻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了“霸道”的政策。
    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儒学一派,都基本上是认为“王道”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除了无是非标准的纵横家外,其余各家,包括法家都承认并追求王道治国的境界。
    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乏以王道治国,以仁政致成功的例子,如管仲、乐毅、吴起、齐威王、燕昭王、魏文侯等,都不同程度上以追求王道,实施仁政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他们所仿效的、追求的、希望达到的是周文王、武王的以德服人,以义伐不义的境界。
    所以他们看不上一味崇尚武力,以残暴刻薄著称的秦王朝。
    这是“王道”与“霸道”之争,但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王道”却败给了“霸道”。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事物、思想、历史的评价就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评判的标准了。
    以“忠孝仁义”为标榜的儒家思想,需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以彰显儒家思想的正确性。
    而在汉以前的历朝历代中,禹、汤、文武都是吊民伐罪,享国长久,被誉为“圣人”的人,就是所谓“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的角色,是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对象,是正面的典型。
    而自秦以暴力征伐天下,以不义残虐人民,并因此而仅维持了短短的十余年就宣告崩溃后,儒家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反面典型。
    由于不实行仁政,以暴力诈术对待天下人民,秦的统治终于迅速崩溃。
    在此过程中,虽然并没有达到儒家所希望的“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期望,但其覆灭却确实是“仁义不施,攻守势异”的结果。
    由此,秦朝的暴政和它的迅速灭亡就成了儒家学说中千百年来不断拿来作为示范的“典型案例”,并且以秦不施行仁政而亡国的教训不断警示和鞭策着千百年来的封建帝王们,促使他们“勤政爱民”、“施行仁政”,虽然其效果因人而异,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施行仁政的君主,确是比较享国长久的。
    
    但是,儒学的思想家们却忽视了或者故意廻避了另外一个重要又关键的问题:秦并不施行“仁政”,残虐天下之人,为什么老天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国家承担起了改变历史发展,一统天下的重任呢?而不是选择了山东六国,象齐、楚这样相对温和,宽仁的国家呢?尤其是齐国,在秦灭其国前,在天下狼烟四起、干戈不息的形势下,居然得享四、五十年的和平。
    君王后、齐王建对国民所实行的可谓仁政,但在秦国的暴力机器面前却不堪一击。
    “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这不是讽刺,而是哀伤和怀念,一代仁君却被暴秦饿死在山水之间。
    这是“仁政”的悲剧,也是仁政的不足!存在就是合理,秦国走出了一条与山东六国不一样的路,可就是这条路却是被证明是最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潮流的。
    秦国前后共六代君主对其政策执着坚持,施行不缀,使国力、军力得到不断提升,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山东六国拉开差距,逐步由优势转化为胜势,最终使统一天下的大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天下的统一,铸就了千秋万世的伟业!但是,由于这条路走得太成功了,使得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们和他的大臣们都坚信这是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唯一可行之路,从而忽略了形势的变化会产生新的矛盾,需要因应新的形势重新确定政策这么一种可能性,他们变本加励地将高压政策推行到了极致。
    如果说统一前的奋斗过程就象将车推上山顶一样,而政策、军队就是推动力量的话,那么,到达山顶后,需要的就不是这种力量,而是一种制约、平衡的力量,使车子不会从山顶掉下去或延迟从山顶掉下去的力量。
    但秦的君臣们却不懂这点,到达山顶后仍全力推车,结果车子在下山的路上越跑越快,直至失控后撞山堕崖,粉身碎骨了。
    
    在当时天下纷纭,群雄争霸的时代中,秦国所采取的政策,其强国、强军,提升国力、军力的方法,转优势为胜势的总体政策方针,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其明确的现实意义和可供借鉴的地方。
    今天的形势虽然不再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流血盈野的争斗,但现在的全球争霸、市场竞争、资本决斗的残酷无情,比起古代群雄争斗有过之而无不及。
    毫无疑问,秦国一统天下之路,可以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提示。
    
    秦统一天下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其始于孝公的变法令,从那时开始,直到始皇称帝,秦国经过了七代君主,长达一百四十余年之久!当我们在千百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也不由得心中震撼和掩卷沉思:斯其时也,纵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征战,于始皇帝统一天下开始时,山东各国仍有大于秦国数倍的土地,单一个楚国,其人口就不比秦少到那里去。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到山东六国于秦开始统一征程后却互不相救,而且对强秦畏之如虎呢?又是怎样的历程令到秦国逐步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对山东六国从威慑到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令六国束手就缚,一统天下呢?始皇又是如何判断天下一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后人们实在应当加以认真的研讨,从中吸取对自己有利、有益和有效的经验和教训。
    

    
    战国城邑图
    第一章商君变法,底定强国之基

    秦国是诸侯国中开国较晚的,自平王东迁洛阳时,秦的先人立有大功,得到周王室的认可,正式成为一个诸侯国(等级好象是五级中的“伯”一级)。
    山君个人认为秦人是氐羌的一支,其出身也是西戎的一部分,不过因时际遇,得遇周王室的东迁,从而得到认可,正式进入中原文明之中。
    但是秦的出身是天下共知的,由于立国较晚,而且出身于羌戎的一支,以至被开化较早的山东诸国所岐视和排挤。
    
    但是山东诸国却忽视了作为当时强国之一的秦的历史,秦穆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的文治武功亦曾震惊天下!其后直至战国初年,秦国并不是可以任人鱼肉、宰割的羔羊,秦军仍是一支足以威胁各国的劲旅!但是,战国初年却并非秦国的舞台,反而秦国成了各国争相掠夺和排挤的对象。
    战国初期的魏国就曾从秦手中夺去了河西,而楚也从秦国夺取过土地,可能是汉中吧。
    这两次失地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中,那就是大军事家吴起。
    而中原各国以夷狄视秦,中原的会盟、协议都不考虑秦的需求和利益!国家的尊严被侮辱,国家的领土被占夺,这令到充满血性的秦人和秦公室感到无比的屈辱和羞耻。
    当时秦并非一个封闭和排外的诸侯国,相反它是大度包容的,秦穆公时由于吸收了蹇叔和百里奚两位优秀人才才达成了霸主的愿望。
    所以,秦国并不是一个落后又闭塞的国家,但山东各国的做法却将他们自然地置于秦国相敌对的位置上,成为秦人仇恨的对象。
    
    秦国不可侮!痛定思痛之下,秦孝公发出了振聋发馈的求贤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后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从此令中可以看出孝公的心思,是希望强大秦国,使国家重新成为诸侯强国之一,收复故土,布施德政,令秦重新得到诸侯的敬重。
    但孝公没有想到的是此令使秦国迎来了一位名震千古的改革大家,将秦国推上了一统天下的历史轨道。
    从此,随着大改革家公孙鞅的入秦,秦国的变法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商鞅是卫国公室成员,姓公孙,是战国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
    可他却不得意于自己的国家,于是跑到了魏国,成了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
    公叔痤看出了公孙鞅有治国大才,于是在死前向魏君推荐了他,但又担心国君不肯用他,公叔痤深知,公孙鞅若不为魏国所用,而为别国所用的话,则会对魏构成重大威胁,于是又要求魏君若不用他,就杀了他。
    交托完后事后,公叔痤感到愧对公孙鞅,就将此事告诉了他,并让他赶快离开。
    谁知公孙鞅听后夷然不以为意,他说:“若魏君不能用我的话,又怎会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
    事情果如他所料,但公孙鞅却看出了魏君不过是一介庸夫,根本用不起自己。
    正在此时,孝公发布了求贤令,公孙鞅由此西行入秦。
    
    说到这里,山君不禁赞叹起我们先人的胸襟来: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中,没有几个是本国人,主导楚变法的吴起是卫人;主导秦变法的公孙鞅是卫人;主导燕变法的乐毅是魏人;而主导韩变法的申不害是郑人!这些改革家们不得志于本国,却在跑到别国后大展才华。
    但是,每一个成功的变法都是君臣相得的结果,所以每一次变法的成功,首先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君主的眼光、胸怀和经历。
    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韩昭侯都是具有大心胸气魄的人,此是成功的基础。
    而魏文侯、赵武灵王、齐威王则是本身就是才华横溢,能直接领导变法的人。
    正是由于各国都重视人才,才会出现象春秋战国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气象,使此时代成为我国思想宝库发源的时代,也主宰了中国二千余年的思想走向!
    一、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没有之一。
    为何这样评价?这是因为商鞅变法所涵盖的范围是空前的,而且很全面。
    秦变法的最终结果是使秦从一个仍处于奴隶制残余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完全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
    商鞅变法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了政体、军事、经济、赋税、政区、治安等涉及到国家根本的方方面面。
    由于变法的范围足够宽广、深远,而且变法的时间足够长,使得变法的优势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从而让变法深入人心,形成了有效的制度,使变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其后纵使商鞅身死,但变法的结果却没有发生变化。
    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第一次变法。
    
    概括起来,变法的内容有以下方面:首先,改革户籍制度,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进行户籍登记,以“伍”、“什”为基层行政单位,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行政掌控能力。
    与此同时配合推行“连坐法”,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共同举发,否则同罪,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不告者与降敌同罪。
    而且,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连坐(有意思的是,最后商鞅自己也是栽在这条法律之下而被抓住的)。
    
    其二,奖励军功,杜绝私斗。
    商鞅在变法中明确规定了二十级爵位制度,以斩敌首为基本的奖励计算方法,每级爵位都详细规定了对应的职位、收入,每种爵位所对应的田宅、奴婢数量和服饰等。
    同时,又规定了禁止私斗,即不许世家大族和奴隶主为了私利而发生争斗,如发生争斗,将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刑罚。
    由于厉行军功制度,秦军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战斗力、凝聚力大为提高。
    此后秦军战力一跃而成诸国之首,自统一之前的一百多年的争斗中,秦军仅败过与赵奢之战、与信陵君的两战、与李牧的三战和灭楚的初战等寥寥数战。
    而禁绝私斗,也大大减少了内耗,将有限的国力几乎全部发挥到争霸天下的角逐中。
    
    其三,鼓励农耕,抑制从商。
    古代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不事生产而从事商贩的商人就被认为是寄生者,一直都被歧视、压制。
    变法对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家庭进行奖励,产量多的,可以免去劳役和赋税。
    而弃农从商的,游手好闲的,会被罚为奴。
    秦国还采取措施,招募别国的无地农民来秦国进行耕种。
    为了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秦国还规定了成年男丁必须分家,独立谋生。
    
    其四,制订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给予有爵位者以尊贵的地位,并规定了各级爵位相应的田地、奴婢、衣饰等待遇。
    这是给予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的,而没有功劳的人,纵使有财富也不得修饰,更不许违反规定使用、穿着相应于各爵位的衣物和用品。
    
    其五,规定公族子弟只有有军功的人才能将名字列入公族族谱,具备公室子弟身份,否则除名。
    这个制度的实施,保障了秦后来历代国君的素质,他们都不是文弱书生,而是能冲锋陷阵的猛士和腹有良谋的帅才。
    
    这几条变法措施是根本,实施的结果,从体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并举,措施之狠,范围之广,远胜于楚、齐、燕、赵、韩等国的变法。
    这也是秦变法效果远好于诸国的原因。
    但是,单靠以上几条是不够的,那只是基础。
    在这几条变法措施大见成效以后,商鞅于显王十九年(前350年)又开始推动二次变法,二次变法的内容更深刻,层次更高,其内容有:
    其一,于咸阳筑王宫,将国都从比较偏僻的栎阳迁到水陆交通比较发达,位于关中平原中央的咸阳,这样更方便国家对各方面的掌控。
    而且由于有关中平原的支撑,咸阳的发展就有了充份的保障。
    
    其二,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土地开垦。
    秦所采取的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落后过时的奴隶制度,成功地将国家经济转移到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模式上。
    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允许人们自由开荒,开荒所得土地归个人所有,可以进行有偿买卖,按占有土地的多少交纳赋税。
    从而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井田制的奴隶社会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秦国的经济实力也逐步上升到了诸国的首位。
    
    其三,进一步完善了行政体制,按一定数量的乡集合成县,各县派有县令,县丞,将关内合并成三十一县,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
    
    其四,统一度量衡,规定了斗、桶、权、衡、丈、尺的规格,这是一个创举。
    统一度量衡后,流通有了统一的基础,为税制改革和统一官员的俸禄提供了依据。
    
    其后于显王二十一年(前348年),对于赋税的改革终于水到渠成。
    但由于史料有限,对于商鞅赋税改革的内容,如今仍有比较多的争议。
    但是,毫无疑问,赋税改革令秦国有了比较充足的财富,可以支持起长期的战争需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秦变法深深地触动了秦国的各个方面,变法措施的强力推行,使秦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措施配套,推行得力,变法后的秦国,政治制度是当时诸国中最先进的,军力、经济力也最强大。
    从而使秦奠定了统一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二、对变法内容的分析
    商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一次变法,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奠定了封建制度的基本框架。
    它对各方面改革力度之深,令人不禁将其与当时及其后的各次变法相比较,当时的不用说,其后无论是汉武的变法、北魏鲜卑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等,若论全面、深刻、彻底,无一能与商鞅的变法相比。
    
    由于变法涉及的范围大,力度大,所以这样的变法就更注重其内容的先后,而且变法的方式也更加需要留意。
    从变法的顺序来看,第一次变法所涉及的是比较基本、能比较快见效的东西。
    这样做能让百姓较快地享受到变法的成果,而且,不进行第一次变法,第二次变法就无从进行了。
    奴隶社会,国家政权的控制只能到达士、大夫的阶层,而士大夫们基本上是奴隶主,所以国家其实无从对奴隶个人实施控制,当然也就无从向他们收取赋税了。
    因此,国家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也就无从谈起。
    国力的强弱,取决于士大夫们对国家的支持力度,不打破此种限制,就无从发挥出国家的真正实力。
    商鞅推行户籍制度,基本上打破了奴隶社会的人口管理制度,从而使国家对其生民的人口、生产状况有了具体的掌握。
    而且,伍什连坐制度的建立,使国家有了实行强有力人口控制的工具。
    所以,秦的户籍制度是实施其它变法的基础。
    当然,这种户籍制度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庶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实行户籍制的基础。
    秦是一个比较新的诸侯国,估计其奴隶主的数量和规模也较少,所以才能比较顺利地实施变革。
    而相反,山东诸国都是老诸侯国,实施这样的变法,其阻力就可能大得多了。
    
    二十级军功爵位制的实施,打破了旧军制的桎梏,为真正有才能、有勇气的人才开通了一条上升的道路。
    请注意秦军的军功制并没有规定受爵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一切以功绩来评定!而社会上的地位也由人的爵位进行规定,也就是说,那怕你出身乞丐、流民,从军后只要你能得到军功,受到封赏,立马就能得到社会地位和财富!这毫无疑问是当时最为公平和合理的军事封赏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军队的上进心和奋斗精神,这是变法中成效最快显露出来的一条制度。
    自此以后,秦军简直是脱胎换骨,战力一跃而起,远过各诸侯国,而且名将辈出,攻城略地所向克捷,甚少败绩。
    而与此相对的是山东诸国,仍沿习着旧的军制,由奴隶主贵族统军,胜无所赏,败无所罚,纵使有一二名将,又如何能与目标明确,奋勇争先的百战精锐相比呢?
    鼓励农耕,抑制从商在当时并无不妥之处,只是长期沿习下去才逐步变得妨害了国家的发展而已。
    战国期间,社会生产力低下,并无太多的剩余物资可供流通,商人的作用就不显。
    而且,从商就会减少农业人口,当时地广人稀,这样只会导致更多耕地无法得到耕种。
    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是一个处于群雄并起的社会时期,保卫国家,争霸天下,需要强力的国家财政,所以战时往往会进行物资管制,将物资的调配、控制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利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
    这种军国主义或称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直到今天仍是战争时期调动国力的不二法门。
    这样当然不允许商人厕身其间,控制国家的部分物资和财力了,只不过这不是经济常法。
    后人不知变通,将重农抑商当作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国策,从而极大地限制和伤害了国家的发展进步。
    
    但真正令商鞅成为贵族死敌却是公室子弟无军功不可籍名的规定。
    对于世袭的贵族来说,这一招实在太狠!奴隶社会,国家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基础上,各阶层如同金字塔一样,互相支撑,最终上到塔顶的是天下共主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公室。
    而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对固定的,也可以世袭。
    所以,一般情况下,贵族子弟若无大错仍是贵族,仍盘踞在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奴隶之上,但商鞅的措施却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制度。
    不能属籍的贵族子弟是什么?是庶民!众多的公室子弟,骄生惯养,能马上搏取军功的有几人?这样一来,公室的数量就锐减到一个国家可以轻松负担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能取得军功以晋身的宗室子弟就没有一个是无能之辈!这样的制度一但坚持下去,宗室中必定人才辈出,而其中能继位的佼佼者又怎会是昏君?事实上,孝公之后的六位秦君,无一是昏庸无能之辈。
    商鞅变法,断绝了多数贵族的富贵梦,贵族们能不恨之入骨吗?剥夺宗室利益的改革者,前有吴起,后有商鞅,都在君主死后倒在贵族们反攻倒算的屠刀下!
    成功的改革者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秦变法也没有止步于第一步。
    若变法只有这么些措施,就比吴起高明不了多少。
    秦变法的成功,关键在于实行了第二次变法,彻底摧毁了奴隶制的基础,从法理、制度上将封建的国家制度稳固了下来。
    第二次变法的措施无一不是目光深远,所谋至大的。
    
    首先是迁都。
    旧国都往往是旧势力的集中地,不利于新制度的推行。
    而且,咸阳的地理位置优于栎阳,有利于国家控制。
    咸阳水陆交通便利,秦迁都至此,已是毫不动摇地摆开了与山东诸国决一高下的格局了。
    
    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最根本的仍是生产方式的区别。
    井田制作为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严重限制了土地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所以,要发展国家就必须给予土地耕种者以相应的保障。
    在第二阶段的变法中,秦国明确地废除了井田制,规定土地归开恳者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
    而且,初恳的土地可以免除十年的赋税。
    这样一来,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使秦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迅速发展,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针对地广人稀的状况,秦国大量招募各国无地自由民进行土地垦殖。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最终颠覆了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使秦国彻底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在这个方面,秦是做得最成功、最彻底的。
    由此国家涣发出强大的活力,国家经济得到强力推动,财富迅速增加,在经济上开始形成统一的基础。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需要更加强力的国家机器进行掌握和控制。
    而此时,进一步在户籍基础上进行行政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秦国开始适时地推行了郡县制,将地方按一定的大小和人口进行组合,在秦境内划分成三十一个县,并且在每个且内设立县令和县丞,分别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和助手。
    国家各级官制就此形成并实施下去。
    地方官员由国家派遣并任免,使国家开始强力地掌握地方的行政权力,从此对国土和人民的统治就不再流于形式和名义,而是实实在在的控制。
    无论征收赋税,征调民夫还是调集军队,国家的意志都可以得到迅速的体现。
    而当时山东各国仍是封地林立,奴隶主横行,国家意志对这些存在还是无能为力。
    长平之战,秦国可以迅速征发河西民众遮挡赵军,终于困死了赵军。
    这就是国家意志的强力体现,而且充分地反映了秦体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对于一个统一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其一,是保证国家财政制度的公平合理,赋税的征收、俸禄的发放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计量手段,在全国各地推行都可以按一个标准。
    其二,保证了国家的法令、政令的统一、顺畅。
    其三,国家的基本建设,诸如道路、桥梁等建造有相应的依据,军队有了合适的制式装备。
    其四,保证了物资流通的顺畅和交易的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其五,统一的度量衡,是生产,尤其是工业规模生产的基础。
    秦军的装备是批量生产的,秦国当时的生产能力是冠于诸国的。
    
    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军队战力强大,人民生活有明确的目标,这样的国家才是可以统一天下的。
    
    三、变法的过程
    变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中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权力斗争、利益交换。
    而坚持变法的人往往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
    历代变法者中不乏大智大勇的人,但却几乎无一能将变法成果延续下去。
    而商君变地的成功就在于改革的成果一直延续到了秦灭六国、天下一统。
    其生命力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法中最顽强的。
    纵观历代,吴起的变法,是人亡政息;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生前就已基本失败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他生前是做得虎虎有生气,但他一死,迅速消亡,连家人都遭到皇帝的清算。
    由此可见,改革的成功待续是多么的艰难!所以,要想取得变法的成功,变法的愿望、变法的内容固然非常重要,可是,一个有条理、有支持、有基础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和方法同样不可或缺。
    只有两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达成变法的愿望,并使变法的成果维持下去。
    
    成功的变法,首先是要做舆论上的准备。
    史载:“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法令的改变,政体的改变,不是马上能取得成果,有益于大家的。
    反之,却是马上有一批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害。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变法是夭折在这个阶段的。
    无数有志改革的人却留下了千古骂名。
    因此,就必需对变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所追求的美好前景广为宣传,让掌权阶层能明白其中的重要性,将关键的人争取过来。
    历朝历代变法一起,统治集团就会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变法派和守旧派。
    变法的依靠往往是君主的支持。
    但变法最终能否延续下去,其最终取决于变法能为国家,能为统治集团——是统治集团,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利益。
    是否有利于家天下的稳固和延续。
    秦国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国力衰弱,丧师失地,只有变法才能振兴国家,这是商鞅和孝公的共识。
    正因有这种共识,秦国的变法才有其产生的基础。
    但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是不够的,更要有强力的行动和手段。
    而首先就是需要利用舆论压制住守旧派的攻击和抵毁。
    对于朝庭上以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势力,商鞅的辩驳极为有力和发人深省:“夫民有可心虑始,而可以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论于法外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
    ”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宣言,言常人所不敢言,这是执行的基本理念,商鞅其后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应当细细地分析商鞅的这段名言,我们从中所得一定很多:一、“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
    ”老百姓是不会在一开始就给变法者以强力支持的,因为这时变法的成果还远远未能取得。
    而给百姓带去的往往是因为传统制度和模式改变而带来的不便和动荡。
    这时大众一般是反对变法的!只有变法成果逐步显现后,百姓的舆论才会越来越倾向变法,支持变法并乐意享受变法的成果。
    因此,变法的倡导者、支持者们就需要事前仔细地筹划变法的步骤,以免激起百姓的巨大反抗。
    二、“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变法就是改变传统和成法。
    创立道德本源的人是不会认可世俗成法的,建立大功的人是从来不会征求大众意见而再决定自己行动的。
    这是因为双方的思考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习惯于传统的人难以创新和突破。
    每一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在大众中一般激起的往往是不理解、反感和排斥。
    因此,由于传统的观念、体制和成法往往是国家落后、衰败的根源。
    所以有志于强国强军的伟大人物们自然会考虑必须打破传统的桎梏,走出创新的路子。
    这些往往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这就必然导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三、“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论于法之外也。
    ”在此商鞅点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一般人没有这样的天赋能力,往往会被所见所闻束缚住,所以他们并不是可以居于决策地位的人,而只能作为被动的执行者,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必然结果。
    而只有大胸襟、大魄力的人才能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创出一条全新的路子,并带领大家沿着这条路走向成功。
    四、“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制礼,不肖才拘焉。
    ”聪明人制订法律是为了控制一般人的;贤明的人确立礼仪,是为了规范不听话的人的!这并不是歧视谁,而是说明国家的法令、礼仪的变更是更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更有利于控制民众的。
    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商鞅其后就是这样做的。
    但他过分强调了“圣人”与“常人”、“智者”与“愚者”、“贤者”与“不肖者”的区别与对立,以致于将自己孤立于大众之外,最终造成了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结果。
    
    新法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在新法公布后,如何令民众相信国家的信誉?如何表达国家的决心?若不能取信于民,那么,新法是无人理睬的,变法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确立新法的信用,商鞅采取的措施很简单:“立木之赏”!史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之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涉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这个措施简单而又有效,在新法未公布前,首先确立了政府的信用。
    那么新法一实施,有政府的信用作为基础,法令就能比较快地得到实施。
    
    当然,如果变法那么容易地推行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变法了。
    新法的推行,必然损害了一批以旧法为基础的旧贵族的利益。
    于是“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法之不便者以千数”。
    一般老百姓是无暇来国都的,也不可能见到当权者侃侃而言!这“千数”之人,必然是各地的官员和散处各地的贵族!在春秋战国的年代,官员、贵族的比例是很低的,纵使到了汉代,官民的比例仍几达八百比一,那么,这千数的官员和贵族,就代表了一股极为可怕的反对势力了。
    当反对力量达到一定的实力后,他们的行动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上升到了行动上了。
    反对派们几乎是一开始就放出了决战的胜负手:“于是太子犯法!”这一手实在毒辣!在中国,太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于国君而言,他是臣,对于群臣而言,他是君!他是未来的国君,太子的犯法,就是代表了新法的未来堪忧,不给予坚决的反击,新法就必然走向失败!孝公实施新法时,年纪应不会太大,估计也是二三十岁的壮盛之年,他在位二十多年,当时,太子估计也只有个十岁左右,还只能算是一个无知小童。
    所以商鞅明白,真正的始作俑者,就只能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
    作为反对势力的代表,他们才是太子犯法的幕后黑手。
    为此,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发动了凶猛的反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春秋战国,称“公子”者,必是公室成员,而姓“公孙”者,也是君亲一族!打蛇打在七寸上!商鞅的手段够狠!一下子就摧垮了反对者们的抵抗。
    商鞅为相十年时,赵良指责他手段太狠,就提到“公子虔杜门不出八年”,这是多么深的仇恨!不管什么年代,能做太子师、傅一类的,都不是简单的人物,这为商鞅个人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可这样一来,其镇慑的威力是巨大的:“明日,秦人皆趋令。
    ”
    但商鞅并不满足于打垮反对派的攻击,他还想彻底铲除反对派的生存根基。
    为此,他对当初反对新法的人下了狠手:“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这是用专政手段确立新法的绝对权威。
    当初,这些人跳出来反对新法,因为人太多,而且又是处于微妙阶段,所以商鞅当时对于这些议论、反对新法的人没能怎样。
    但当新法推行,大见成效之后,当初的部分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跑来说新法的好话了,但却遭到商鞅的无情打击。
    这样一来,商鞅的权谋用得未免太过分了。
    此后,杜绝了众人悠悠之口,新法固然没有敢于跳出来反对的人,但同时,也没有了敢于表示支持,敢于批评新法的人了。
    此后,商鞅就演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众人之外,仅靠孝公支持而与天下众人相对抗的独夫。
    孝公一死,孤立无助的商鞅就“作法自毙”了。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变法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却给变法的发起、领导者带来了杀身灭族的巨大灾祸。
    究其根本,就在于商鞅没有团结起、发展出一批支持变法的力量,无论变法取得了多大成效,商鞅都无法让变法的受益者们转变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
    在这方面,商君的缺陷实在太明显了。
    
    然而商君的推行变法的过程是很成功的,“营造舆论——建立威信——颁布法令——打击反对者——巩固新法权威——达至大见成效”,这样一个模式,几乎成了变法的定式,“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盜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纵使是大儒司马光,也不能不给商鞅变法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变法的最终成果
    商君的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
    在变法实施后,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政体、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都走到了天下各国的前列。
    秦国成了当时唯一的军国主义大国。
    到了现代,以战争、掠夺、扩张为目的,国家的运作主要为了长期战争需要的军国主义国家已是专制、落后、可耻的代名词,但在现代落后的东西,放在两千多年前,却并不落后。
    在当时,军国主义体制肯定是一种先进、有效,能迅速、高效地调动和使用民力的体制。
    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远远地超出了山东诸国的水平的。
    变法后的秦国比起山东诸国来,已经是全方位的超越:
    首先是国体的先进性。
    秦国率先实行了户籍制,并在户籍制的基础上重新将地方民众组织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基层组织。
    “伍”、“什”、“乡”、“县”、“郡”,逐级上升,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行政社会系统。
    县令、县丞的设立,实现了国家对地方的直接管治。
    这是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的雏形,由秦以降,历朝历代,中国国家的组织形式就没有离开过这种形式。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建设是多么彻底、先进!作为一个政治家,商鞅的眼光是多么的深远、前瞻!这种体制的确立一举奠定了秦帝国的领先地位,支持着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着的国力,与山东各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其次是二十级军功制的先进军事体制。
    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合理的军事奖励、晋升体制。
    当然,在当时,这个体制最多也只能做到相对的公平合理,因为同是取得军功,贵族子弟、公室子弟所得的回报是远大于平民子弟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制度成为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军功晋升制度。
    实行这个制度后,秦国产生的名将之多,出身之杂,冠于诸国,山东各国名将加起来怕也就只有这个数吧。
    每代秦君时期,都有相对应的名将出现,甚至不止一个:白起、司马错、杨瑞和、蒙敖、王贲、王龁、王翦、魏冉、李信、蒙恬等等,很多就是出身平民,或是潦倒旅人。
    与之相反,山东诸国中,除赵国产生过几个出身不一定高贵的将领外,其它名将无一不是宗室、贵族:田忌、田单,齐公室后代;乐毅,乐羊的孙子;赵奢,赵公室成员;孙膑,孙武的后代;项燕,楚之三户熊、项、屈这一的子弟;更遑论信陵君魏无忌了!将军权把握在一小撮公室、贵族手中的山东诸国,又如何会是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只论军功,不论出身的秦军的对手?
    其三是先进的经济体制。
    秦之经济体制比之山东诸国,其先进性表现得极为突出。
    与山东六国仍有大量的奴隶方经济相比,秦经济的主体已基本上是自耕农,土地私有化受国家大力支持和保护。
    由于没有奴隶主封地的分割包围,国家能顺利地统一度量衡,针对国家需要和社会体制的实际情况,秦国改革了赋税制度,秦的赋税改革也是奠定了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
    生产力的解放,其结果必然是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其四是国家地位的迅速提升。
    所谓弱国无外交,秦国衰弱时,山东诸国对其大打出手,极力排斥抗拒,将秦视为夷蛮,所有会盟都不知会秦国。
    估计在变法前的秦国,它的使者们也会做得很受气吧!由于变法后秦的国力、军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变法的中、后期,秦的霸气已逐渐显露。
    变法十八年后,秦已多次击败三晋军队,威震天下。
    周王不得不正视秦的地位,“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
    秦孝公使公子少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变法使秦国成为了霸主。
    
    其五是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秦对山东诸国从战略防御逐步变为战略进攻,这是必然的结果。
    当时山东诸国仍以魏比较强大,而且魏侵占河西后,就挡在秦与山东诸国之间,秦要扩张,必先与魏交锋。
    只有夺回河西地,才能与赵、楚等国有所交往。
    商鞅指出了其中的关键:“秦之与魏,譬若人和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
    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
    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今以君之圣贤,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
    然后秦据山河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事实上,秦有崛起,也是从攻魏开始的。
    变法后,秦魏四度交锋,魏丧师失地,最后魏献河西地以求和。
    秦达到了其“据山河之固,东乡制诸侯”的战略目的。
    这是变法的必然结果,其中商鞅功莫大焉!变法,使秦霸业初成,也使秦国上下都认识到:新法是富国之本,强国之路!其后,纵使商鞅身死,但变法的成果却得以保存。
    

    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国的一统天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秦国从争霸天下,到统一天下,其根本得益就在于变法得以坚持实行。
    秦以其远远优胜于山东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支持国家进行了长达百四十余年的扩张战争,最终压倒了山东诸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全胜。
    
    第二章以横破纵

    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横,军力冠于诸国,秦开始了其争霸天下,逐鹿中原的漫长征程。
    由变法的中、后期开始,秦就倚仗其强大的国力、军力,大举东侵。
    孝公时期,秦就多次击败军力强悍的三晋之师,收回了河西地,一雪前耻。
    此后,秦的霸气显露无遗,向东扩张不遗余力,山东诸国连战皆北,丧师失地。
    最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诸国中某个国家可以独力抵抗的了。
    要么联合起来压制秦的扩张,要么处理好与秦的关系,将压力转移到另的国家身上。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国政方针: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或是交好秦国避免祸患,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合纵”和“连横”了。
    
    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一群群,一伙伙的辨士们来往于各国宫庭。
    他们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向君王们推销自己的主张,只要他们的主张一被君王所接纳,马上就身价百倍,富贵逼人。
    他们并没有是非对错,而只是按自身的需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求搏取富贵。
    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其出发点既不是为天下苍生,也不是为各国公室。
    他们只是利用各国作为自己的工具,以推销自己的主张。
    这些人和其后的同类一起,形成三教九流中相当有名的一个流派:纵横家。
    而纵横家中成就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就是两个;苏秦和张仪。
    苏秦曾身佩六国相印,是合纵的代表;而张仪却两度相秦、两代相魏,单论功业,张仪实在远胜苏秦。
    苏秦虽然一力促成合纵,但最终各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而张仪利用连横政策,在各国中上下其手,秦国所获甚丰。
    这是一个山东诸国与秦互有进退的相持阶段,而最终结果是秦国以连横破合纵,终于在相持中逐步取得上风,而秦的外交手段也不断改变,变得越来越狡诈、无耻,不讲信用。
    
    一、合纵的时代
    作为一个对天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流派,纵横家们的行为和个人道德其实是十分低下的。
    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行事肆无忌惮,不计后果,极尽诡诈下流无耻之能事。
    其人品和行为令人不齿。
    就以苏秦为例,他首先是想以连横的手段去游说秦国的,不被接纳后,又想用合纵的方法去游说山东各国。
    其为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
    他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设计圈套,算计张仪,而其人品也极下流,出使燕国时色诱寡居的燕文公夫人,事败后出逃,到齐国后又搅风搅雨,以致为政敌所杀。
    政治上,他反复无常,人品上,他卑劣低下。
    但就这样一个人,却也曾风光一时,佩六国相印,不能不说是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个人,能在历史某一瞬间爆发出绚烂的火花,自有其原因。
    自秦国强势崛起,对山东诸国逐步取得战略攻势以来,六国就开始感到危机了。
    但一时之间,他们又无法向长期争斗的对手们低下高傲的头胪。
    这时,就需要一个人, 一种说法,一个共同的对手,使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从而能使他们坐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共同的对手已经产生了,那就是强秦。
    而苏秦联系六国共同遏制秦国的理论,就适时产生,并且深深打动了各国君主。
    
    从史载苏秦打动各国君主的言语中,可以看到他的说法几乎都是千偏一律,先是奉承被说君主如何英明,地方如何广阔,力量如何强大,然后就进行恐吓,树立起秦如何贪婪无道,描绘出一番秦人如何地凶恶残暴的远景,最后,端上合纵抗秦这一道大菜,那些先被奉承得心花怒放,然后又被威吓得战战兢兢的君主们又怎会不胃口大开,甘之如饴?其实苏秦所说的都是空话,因为其可操作性基本没有。
    他也不知如何去整合这六个互相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矛盾和仇恨,一直都在互相争斗不休、算计不止的同床异梦的同盟者。
    所以,苏秦的所作所为,只是为六国画了一张大饼,但六国谁也没有吃到口,而好处只是落到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苏秦的手中:“于是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车骑辎重拟于王者”。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空手套白狼。
    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求到了权力和富贵。
    
    但是,六国的同盟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六国之间并没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他们互相之间不但有世代的仇恨,而且不断地争斗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六国间并无一个共同的协调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所以合纵的盟约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在搭建这个空架子的过程中,苏秦就屡遇危机。
    虽然苏秦利用张仪入秦暂时解除了危机,但是却给合纵制造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而且因这个对手的发力,从而使第一次合纵的盟约被彻底破坏。
    
    二、以力破局
    合纵的遏制对象是秦国。
    若诸侯真的齐心合力,秦的战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山东诸国与秦相比,不可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但在当时,三、四倍还是有的,纵使秦后来兼并了巴蜀。
    诸侯的合纵,有力地威胁到秦的向东扩张,所以秦的统治者就必然要有应对的方法。
    当然,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只是笑话。
    是的,只有实力相当才能成为对手。
    老鼠的任何诡计,在老虎眼里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在当时,虽然客观上有联合六国,遏制秦国的需要。
    但是,真正令到楚、齐、燕等大国感到威胁的情况并不多。
    因此,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所达成的合纵同盟,基础其实是很脆弱的。
    为此,张仪在取得惠王的信任后,一出手对付山东各国的合纵,所采取的就是武力威胁。
    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
    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张仪深深地抓住了第一次合纵的弱点:各国之间仍有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纷争。
    其实秦国用犀首欺魏则可,欺没有边界接壤的齐是做不到的。
    而且当时齐正处于威、宣阶段,国力强盛,完全可以强秦一战。
    所以,秦要约齐攻赵,必然用的是利益引诱。
    由此可见,第一次全纵的结果并不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好,在利益面前,在长期的矛盾影响下,合纵的盟约几如废纸,一点虚无飘渺的利益和并不强大的威胁,就使齐魏轻易地撕毁了盟约。
    同样,在秦欺齐、魏的过程中,赵、韩、楚、燕也没有任何动作,我相信当初魏被入侵时,一定就近向赵、韩求救,但韩、赵没有给魏以任何支持。
    苏秦有没有劝说赵王?从苏秦的功名事业角度来看,不可能没有,因为不援魏本身就意味着盟约有瓦解的危机。
    但赵、魏两国多年征战,仇恨极深,要赵援魏,谈何容易?魏王一见形势不妙,马上转向,倒向秦国,约上关系较好的齐国,一起去讨伐合纵的发起国赵国去了。
    于斯时也,相信苏秦一定苦涩地明白到,以自己一人之力,去捏合这几个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大国,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六国的同盟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六国之间并没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他们互相之间不但有世代的仇恨,而且不断地争斗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六国间并无一个共同的协调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所以合纵的盟约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在搭建这个空架子的过程中,苏秦就屡遇危机。
    虽然苏秦利用张仪入秦暂时解除了危机,但是却给合纵制造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而且因这个对手的发力,从而使第一次合纵的盟约被彻底破坏。
    
    二、以力破局
    合纵的遏制对象是秦国。
    若诸侯真的齐心合力,秦的战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山东诸国与秦相比,不可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但在当时,三、四倍还是有的,纵使秦后来兼并了巴蜀。
    诸侯的合纵,有力地威胁到秦的向东扩张,所以秦的统治者就必然要有应对的方法。
    当然,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只是笑话。
    是的,只有实力相当才能成为对手。
    老鼠的任何诡计,在老虎眼里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在当时,虽然客观上有联合六国,遏制秦国的需要。
    但是,真正令到楚、齐、燕等大国感到威胁的情况并不多。
    因此,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所达成的合纵同盟,基础其实是很脆弱的。
    为此,张仪在取得惠王的信任后,一出手对付山东各国的合纵,所采取的就是武力威胁。
    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
    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张仪深深地抓住了第一次合纵的弱点:各国之间仍有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纷争。
    其实秦国用犀首欺魏则可,欺没有边界接壤的齐是做不到的。
    而且当时齐正处于威、宣阶段,国力强盛,完全可以强秦一战。
    所以,秦要约齐攻赵,必然用的是利益引诱。
    由此可见,第一次全纵的结果并不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好,在利益面前,在长期的矛盾影响下,合纵的盟约几如废纸,一点虚无飘渺的利益和并不强大的威胁,就使齐魏轻易地撕毁了盟约。
    同样,在秦欺齐、魏的过程中,赵、韩、楚、燕也没有任何动作,我相信当初魏被入侵时,一定就近向赵、韩求救,但韩、赵没有给魏以任何支持。
    苏秦有没有劝说赵王?从苏秦的功名事业角度来看,不可能没有,因为不援魏本身就意味着盟约有瓦解的危机。
    但赵、魏两国多年征战,仇恨极深,要赵援魏,谈何容易?魏王一见形势不妙,马上转向,倒向秦国,约上关系较好的齐国,一起去讨伐合纵的发起国赵国去了。
    于斯时也,相信苏秦一定苦涩地明白到,以自己一人之力,去捏合这几个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大国,是难以做到的。
    
    别人挨打赵不去救,一转眼,赵就变成挨打的对象。
    这时的赵肃王却想起盟约了,指责盟约的发起人苏秦没有尽力了。
    但苏秦自己却深深地明白到:自秦欺赵时起,盟约就名存实亡了。
    面对三国的围攻,苏秦无计可施,只好金蝉脱壳,遁走燕国。
    当然,其出使燕国的名义就是说服燕国援赵或是牵制齐国。
    但苏秦一去赵,他辛苦建立的合纵联盟就一如沙器遇水,一败涂地了。
    由此可见,在纵横家中,苏、张并称,但实际上,张强于苏。
    苏自愧不如,是有自知之明的。
    张仪的第一次出手,就就简单地破解了秦国被孤立的局面,打破了六国对秦的战略包围。
    
    三、乘胜追击
    然而,作为合纵破坏者之一的魏国,马上就尝到破坏合纵的苦果了。
    从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至周慎靓王二年(前318年)为止十三年间,秦国七伐魏国,魏国独挡秦师,屡战屡败,十余年间,魏国共丢失了阴晋、焦、曲沃、少梁、河西、汾阴、皮氏、蒲阳、陕、平周、鄢等大片国土。
    秦通过一系列扩张战争,不但收复了战国初年被吴起侵占的河西,而且用强大的武力威迫魏国迁都,攻取了魏的故都少梁。
    在之前,秦只与魏、楚接壤,而在对魏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击后,秦国向东扩张,国土已经与赵、韩接壤,除燕、齐外,其余山东大国均已打开了自己的大门,秦国已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
    
    这是山东各国的悲哀。
    十余年之中,魏国独抗强秦,丧师失地,十余年间,没有一个国家给魏国以支持和帮助,以对扩秦的向东扩张。
    为此,赵、韩两国也很快就面临秦的威胁了。
    但秦人也十分明白,他们虽然国力上比其它六国稍胜一筹,但也有限。
    所以,不但不能同时与四个邻国开战,而且也该策略地去蚕食邻国的领土。
    所以,虽然魏国是秦国必然的打击目标,但是,秦不是一味地强攻硬打,而是又打又拉,逐步蚕食魏国的国土。
    在七战的间歇中,秦曾两度归还所占的魏土,这样一方面使魏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纵使战败,仍有保有领土的希望。
    另一方面,示诸侯以大度,使诸侯认为占领与归还只是两国自己的事情,从而麻痹了各国的警惕。
    而实际上,这些所谓“归还”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即穿,所谓“归还”的土地,仍处于秦的武力威胁之下,可以说是想取就取,想还就还,魏人根本无力阻止。
    十余年内,魏国历经战乱,丧失大片领土,损失大量士兵和民众。
    可以说,魏基本上被打残了。
    在其后的年代中,魏基本上丧失了对秦的威胁,在秦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秦国开通了东向的大门,达成了第一个战略目的。
    
    山东六国向秦敞开了大门,魏被打残以后,秦的兵锋指向何方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韩国地小力弱,虽然申不害变法后增强了韩的国力,但这种不彻底的变法又如何能与秦相比?数战之下,韩太子入质于秦,韩已不能构成秦的威胁了。
    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赵就无惧于秦了,秦要对赵动手,基本上是两败俱伤。
    张仪也承认:“大王(赵武灵王)收率天下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
    ”如此兵威之下,攻赵是为不智。
    既然无法攻赵,那对还在赵之后的燕就更没办法了。
    除赵以外,当时天下能与秦相抗的,东有齐,南有楚。
    他们就成了秦国东扩的下一个对手。
    本来齐处于魏、韩之后,秦是没有办法的,但在魏、韩为秦所服之后,秦就能威胁到齐了。
    而且,魏、齐世仇,秦就更有机会联魏伐齐了。
    可虽然六国的大合纵已解体,可齐楚间的小联盟还存在。
    齐、楚合纵,以秦之强,也不敢轻撄其锋。
    要东进,就必须拆散齐、楚联盟。
    为此张仪出使楚国,将古代厚黑学发挥到了极致,掀起了继苏秦合纵六国后又一个纵横家们叱咤风云的高潮!
    张仪的使楚,完全继承了商鞅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厚黑无耻精神,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了。
    这一点尤其被后世的儒家和史家所鄙视,认为“攻战之世,天下趋于诈力”,其始作俑者,就是秦,而张仪,是秦国以强大的国力,军力为后盾的流氓外交的集大成者。
    当然,光有流氓外交家,没有猪头统治者,这种把戏是玩不成的。
    魔术大师的表演精彩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助手的本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秦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猪一样的楚怀王,才造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
    否则,张仪这一套为何又不向赵武灵王施展?无它,武灵王的英明神武在战国诸君主中绝对可以排入前五,张仪那套在他面前玩不转。
    
    张仪使楚,本意是要拆散齐楚联盟,为秦国向东扩张,攻打齐国扫清道路。
    但其最终结果是出乎张仪、惠王意料之外的。
    未出使之初,秦并不了解楚。
    但楚国地广人多,在吴起当政期间国力强盛,威震诸侯。
    这时其积威尚未退去。
    因此,最初秦并不敢轻易对楚下手。
    宁愿选择与秦并不接壤,并且军事行动更不利的齐下手。
    但是,张仪一但出使楚国,很快便发现了楚的外强中干。
    而且,更主要的是张仪发现了楚怀王的几个大弱点,从而使秦国及时调整了他的扩张战略,将打击对象从齐变成了楚。
    那么,张仪在出使过程中究竟发现楚王的什么弱点,从而促成了秦的转变呢?我们从怀王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他有几个重大弱点:其一是轻信。
    国家间的交往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没有个人情感可言。
    当张仪抛出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嫁秦宗室入楚王室这两条诱饵后,请求楚、齐绝交。
    在未得地的情况下,楚王竟轻信了张仪的承诺,破坏了齐楚联盟。
    其二是刚愎自用。
    秦国的条件可能是圈套,楚国的高明之士也有人看穿了这一点:“群臣皆贺,陈轸独吊”。
    陈轸看穿了张仪那一套,也觉得地不可得,因此劝说怀王:“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
    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
    秦何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
    是王北绝交齐,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
    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
    ”陈轸可谓目光如炬,不但完全看穿了张仪的图谋,而且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方法。
    可惜怀王却一意孤行,拒绝了陈轸的正确意见。
    其三是行事操切,不计后果,对此张仪一定有所了解。
    所以回秦后,果如陈轸所料,“必负王”,三月不朝。
    其背信弃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怀王尚以为是自己做得不足,“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北骂齐王。
    ”于是“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交合。
    ”惠王、张仪闻之,一定大喜过望吧!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楚王帮他们做到了。
    其四是目光短浅,轻举妄动。
    张仪一看目标达成,马上露出流氓嘴脸,改口说只是答应割地六里。
    使者回报,楚王大怒。
    于斯时也,楚仍有数策可选的:一是向齐致歉,修复旧好,联齐抗秦,毕竟二国已有比较长的合作关系,此策楚虽失去脸面,但实际利益却不会受损害;二是以静制动,整军经武,示敌以强,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三是如陈轸所言,“赂(秦)以一名都,与之交兵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
    ”秦的目标本就是齐,既与齐绝,与秦会兵取之,未尝不可;而四自然是发兵攻秦,是为下计!但无奈最终楚所实行的就是下策。
    
    楚军主动攻秦,一战丹阳,楚师全军覆没,八万战殳,主将被俘。
    当初吴起为楚夺取的汉中郡重新回到了秦国手中,楚王不忿,尽起全国之师偷袭秦国,于是两军再战蓝田,楚军再度大败。
    此时韩、魏二国趁火打劫,南下攻楚。
    楚为求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只好割两城向秦请和。
    为此,在怀王这个蠢猪式的国王领导下,楚国丧师失地,元气大伤。
    
    四、连横破纵,成就高峰
    成大事者,无一不是胆气豪壮、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之辈。
    张仪虽然人品卑下,但却是性格坚忍、胆气雄豪之人。
    秦两败楚师、威震天下,天下莫不侧目而视。
    至此,秦经过连场大战,威慑诸侯,连横的条件已经成熟。
    作为连横的始作俑者,此时张仪可以选择魏、韩等较弱小的国家先进行游说,积威之下,这些国家不敢不答应与秦连横,而且风险小,收效易。
    但是,若不先说服楚国,连横是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的。
    由此可见,苏、张取得大名并非倖至!从张仪将第一个连横的对象选为楚国就可见他的胆识不凡!不凡的胆识是建立在过人的见识上的。
    出使楚国,令张仪深深了解了楚王的性格特点,其弱点使楚王做不到心狠手辣。
    惠王派人告诉怀王,请以武关外地易黔中地时,怀王出于对张仪的极度愤恨,于是答复说:“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
    ”由此可见楚王的轻率和易怒。
    但是,在历经欺骗和挫折后,又有几人能够冷静以对呢?面对楚王的直言索要,秦王都没打算答应,但张仪却看到了连横成功的契机和希望。
    由此,张仪请行,张仪之所以敢行,并非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对楚王、王的亲信、楚国的情况都有深刻的了解,并由此得到了行动的自信和成功的信心。
    张仪向秦王指出成功的可能性有两点:一是有强大的秦国作后盾,而张仪是秦王最宠信的大臣,“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
    ”二是张仪有强力的后手,上次使楚时,机灵的张仪已交好了楚王最亲近的大臣靳尚,并通过靳尚与楚王的宠姬郑就拉上了关系。
    张仪谙熟人情世故,明白对于怀王这样低智商的人来说,“枕头风”是不可抵挡的利器!
    张仪如约之楚,到后被囚,楚王将杀他。
    靳尚、郑就果然先后跳出来阻止。
    于是,“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
    至此,张仪游说连横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于是张仪一年之内,游说楚、韩、齐、赵、燕,劫之以威,诱之以利,成功说服了各国君主,接纳了连横政策。
    在纵、横的较量中,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可惜成果得来不易,失去却快。
    连横刚完成,重用、支持张仪的惠王就死了。
    继位的武王是个战争狂人,武力至上主义者。
    估计看不上张仪的诡计阴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
    ”张仪在惠王在位时,也太过威风,大臣中政敌不少,一见王不待见仪,“群臣多毁短之。
    ”可见,历朝历代中并不缺少见风驶舵的无耻之辈。
    而各国接受连横本是出于无奈。
    一见秦王不再支持张仪,他们也就马上翻脸不认人:“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从。
    ”
    虽然诸侯皆叛,连横最后功败垂成,但是,经过合纵连横的反复较量,秦国成功地收回了河西,打开了东向的通道,削弱了魏、韩,威服了齐、楚,更大地确立了国家的战略优势。
    所以,无论最后能否达成连横的结果,秦国都在客观上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五、乘乱取蜀,扩张国力
    在合纵连横斗得如火如荼之际,秦国却遇上了巴蜀内乱。
    惠王欲取蜀,却又担心路不好走。
    这时,韩国又起兵攻击秦国,取蜀与否,秦臣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张仪为代表,认为取蜀不利,应先反击韩的入侵,乘胜进据二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以司马错为首的大臣们却更清醒地认识到,争取天下不但需要有好的名义,更需要有强大的国力。
    为此,司马错对两种方案的利弊作了精僻的分析:首先,秦要争霸天下,国力仍不足够,“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而取蜀地能“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地足以富民。
    ”其次,蜀国处于内乱中,秦国于乱中取蜀,“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其三,取蜀不会引来诸侯的争夺和阻挠,“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
    ”其四,攻韩,挟天子所得的却是恶名。
    天子是天下共主,威胁天子,不但不会得到好处,反而会引来天下各国的合力阻止,秦不会得到利益。
    相较之下,取蜀远有利于攻韩、挟周。
    惠王是个明君,马上意识到应该如何取舍。
    
    慎靓王五年(前314年),秦起兵伐蜀。
    当然,伐蜀的主将是司马错。
    作为一个当时仅次于白起的秦国名将,司马错的战略眼光尤在白起之上!秦军在他的统率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到十月,平定全蜀。
    当然,秦国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管夷吾一类的仁人,吃到嘴里的肉,焉有再往外吐之理?但是,巴、蜀是请秦帮助平乱,秦也不好公然吞并蜀,于是,使了个诡计,将蜀王贬为侯,这样就成了秦的属国。
    再派陈庄相蜀,控制了蜀的行政大权,这样一来,蜀国名存实亡,成为秦的后花园了。
    “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至此,秦才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压制东方诸国的本钱。
    而且,单以国力而论,纵使国力最强的齐、楚,都已无法与秦相较了。
    
    @高依弟 2018-07-11 21:22:54
    千古一帝说得过去 明君这个?
    ——《刀神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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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前始皇无论如何都算是个明君。
    
    第三章穰侯的成就

    武王立后,张仪去国。
    风起云涌的纵横之说基本告一段落。
    其后的公孙衍、苏代之辈虽也风云一时,但却再也难以取得苏秦、张仪的成就了。
    
    武王虽然好武成僻,然唯其如此,终也死于武事。
    他居然是因为与力士孟说比试举鼎,因用力过度,内伤呕血而死(绝脉而薨)。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掉了。
    此后,秦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杰出政治家不断涌现,他们为秦国的霸业尽心竭力,将秦的霸业逐步推向高潮。
    其中前有穰侯魏冉,后有应侯范睢。
    
    一、血腥的登位
    历朝历代,对王(皇)位的争夺是最血腥和无情的。
    武王薨后,由他没有后代,于是,王位就落到了他的兄弟们的头上。
    由于没有指定的继承人,秦也没有嫡长承继的传统,所以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封建时代,王位的争夺的依据有几条:一是遗命;二是嫡长;三是得到群臣的拥戴;四是手握武力。
    若是后来的封建社会,在没有遗命的情况下,第二条就能起到关键作用,汉宣帝等多数帝王登位就是这样来的。
    但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秦国就没有严格按这一条进行。
    这样,王位的争夺就变成了各方实力的较量了。
    武王去后,王位的争夺极为残酷,结果,胜出的是武王的异母弟赢稷,即后来的昭王。
    
    昭王的登位完全是实力较量的结果。
    武王死时,稷并不在秦国内,而是作为人质在燕。
    本来这对争夺王位是极为不利的,若国内没有强援,那么,纵使是太子,都未必能拿到皇位,更何况是异母弟?但稷有个好母亲,宣太后芉八子,这个女人实在是个武后、吕后一流的人物,而且,她又有一个好弟弟魏冉。
    魏冉是个有大能的人,在太后的诸弟、侄中,“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诸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
    ”这时魏冉一定控制了咸阳附近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已控制住了王族和王宫。
    从武王死后,宣太后,魏冉派人去燕国接稷回国,到昭王登基,纵使顺利,也得两个月吧?若不是魏冉控制住了王族,怎么轮得到昭王上位?“力能立”,是指他有立王的力量,其间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争斗和阴谋?当对手们见到宣太后手腕高明,魏冉实力强劲,只好无奈地承认了昭王登基这个事实。
    但是,宣太后十分清楚,昭王登位并不能服众,为了自身的安全,“昭王即位,以冉为卫将军,卫咸阳。
    ”
    从登位的顺序而论,首先轮到登位的应当是武王的同母弟,由惠文后所生的王子们,而作为嫔妃芉八子所生的王子,本来是没有登位的资格的。
    而且,昭王登位,最大的好处只会落到宣太后和魏冉的手中,无它,昭王年幼,国家的权力就只会把持在母党手中。
    虽然被迫认可了昭王登基这个事实,但是,比昭王更有资格登位的其它王子们心中明显不服气。
    纵使是身为太后的惠文后,心中想必也耿耿于怀吧!在强力压制下,他们虽然一时无法发难,但长久下去,肯定会有所行动。
    而且这些王子们并不是孤单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戴者。
    同样,身为国家实际主宰的宣太后和魏冉,也应该明白到这一点,赧王十年(前303年),“是岁,庶长壮及大臣,诸公子谋作乱,魏冉诛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于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灭之。
    ”我们现在已难以明白这场叛乱的发生究竟是由诸公子自发进行还是由宣太后、魏冉所诱导而发生,但山君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很大。
    诸公子是昭王的劲敌,他们不动,就没有除去的理由。
    通过放松监视,让敌对派系的大臣们互相串连谋划,对众王孙进行威吓迫害,这样迫反他们并不难。
    从魏冉的行动来看,山君认为他是早有预谋的。
    是役,魏冉杀掉了以庶长壮为首的敌对派大臣,杀掉了直接参予叛乱的惠文后的儿子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众公子,连带将他们的总后台惠文后也搞死了。
    他们的嫂子,武王的王后被放逐回了魏国。
    最后,魏冉将屠刀直接伸向昭王所有的异母兄弟们,“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灭之。
    ”也就是说,除了昭王的同母弟高陵君和泾阳君外,其余的同辈兄弟们估计都被魏冉杀个干干净净了。
    从此,昭王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巩固,而国家的实际权力终于完全落到了母党手中了:“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
    ”由此可见,王(皇)位的争夺是来不得半点的仁慈的,不彻底干掉对手,就会留下后患,形成对自己的威胁。
    
    二、前期的扩张
    作为国家领导人,事实证明,宣太后、魏冉是非常优秀的。
    他(她)们不但处理政敌心狠手辣,而且处理国家间关系,选拔人材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
    魏冉当政期间,秦与赵、魏、韩、楚接壤,选择谁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是十分关键的。
    秦国对于对手,总是采用分化瓦解,又拉又打的手段,以消除敌手们合纵抗秦的可能性,为此不惜付出适当的代价,包括土地,作为拉拢的手段。
    从赧王十年到十五年的几场战争中,我们就可以领略到秦国分化瓦解的手段:赧王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
    ”成功地将楚分化出去了。
    其后于十二年,秦伐魏、韩,分别夺得魏蒲坂、晋阳、封陵,和韩的武遂。
    魏、韩对秦无可奈何,于是将怒气发泄到背盟的楚头上,约上与楚有背盟之仇的齐,三国共同伐楚,楚国抵挡不住,只好以太子为质向秦求救而解围。
    可是一转眼,秦又与魏、韩连横,从而将山东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
    楚太子实在是庸才,为了个人私怨而与秦大夫私斗,从而逃回国内,给秦以引发战争的借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后,秦就将打击的主要对象从魏、韩转移到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作为秦的实际统治者,可能魏冉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在魏、韩被削弱,齐与秦结盟后,秦国的主要对手就只有赵与楚两国了,但两国的实力却并不在同一水平上。
    赵军在武灵王的统率下,东征西讨,所向克捷,军力强悍,将秦军压制得死死的。
    而秦、楚的几次大战,都证明了楚军的孱弱,因此选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
    二、楚国外交相当失败,既不能结好秦国,又因背盟而得罪齐、魏、韩等山东各国。
    伐楚,不但不会引起诸候的反感,而且还可得到诸候的助力。
    三、楚王及其管治班子实在是一群废材,既无军事才能,又无治国方略,政治上游移不定,目光短浅,军事上治军无方,将不知兵,战力低下,空有庞大国土,众多军队,却处处受制于人。
    赧王十四年,秦以楚太子逃归为借口,联合魏、韩、齐四国伐楚,一战败楚,取楚重丘。
    十五年,秦再伐楚,大破楚师,斩首三万,再次杀将取地。
    为此,楚不得已,只好太子入质于齐请平。
    十六年,秦再侵楚,取楚八城。
    三年间,楚三度丧师,失地十数城。
    秦人对楚形成了臣大的威胁,而楚孤立无援,数次战争中得不到其它国家的帮助。
    因此,秦国的领导者们由此得出了错误的信息,认为可以对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谋求更多的利益。
    所以秦采取了一个错误的行动——诱禁楚王。
    
    三、失道寡助
    赧王十六年(前297年),秦伐楚后,秦王邀约楚王要求会盟,楚王应约而去,秦人伏兵武关,挟持了楚王,威胁割地,楚王拒绝了秦的无理要求,因而被秦人扣押。
    赧王十八年,楚王出逃未成,十九年,病死于秦。
    
    以会面、会盟为名,暗算对方的首领,是秦人的惯技,也是秦国流氓外交和政治的一种极致反映。
    秦国做过两次:第一次是商鞅统军伐魏,诱骗魏军统帅,魏将公子卬,一战大败魏师;第二次就是诱禁楚王了。
    但诱禁楚王的结果并不美妙,反而使秦在外交、政治、军事上遭到重大挫折。
    
    毫无疑问,古人比今人诚实、守信得多。
    国家之间很守信用。
    以诈力去争取利益是从秦开始的。
    此后,国家之间的信用就基本上没有了,尤其是秦,更是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典型。
    宣太后和魏冉是因为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上台的,因此,难免比较迷信武力,而且,他(她)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低估了这种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带来的不良后果。
    秦扣押楚王是秦统治者执政过程中所做出的几个重大错误决策之一。
    秦人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扣押楚王,达到兵不血刃,夺得别国国土的目的。
    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
    当一国首领落入敌手之后,其被俘期间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所作的任何承诺都是无效的,得不到承认和执行的。
    与其威胁敌国首领割地赔款,还不如趁敌国群龙无首,国家混乱之际攻城略地得的好处多。
    而且,这样做,国家信誉丧失殆尽,此后,无论秦王与那个国家的君王会面,各国均是严加戒备,以防再出现楚王被扣之类的情况。
    而且,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不会出钱或割地去赎回被俘的君王,楚怀王是如此,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明英宗也是如此!最后敌人基本上一无所获。
    楚王迎回在齐太子,立为国君后,秦的算盘就基本落空了。
    这也是秦国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的主要原因。
    
    此后,楚王在秦就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可。
    因为释放楚王的结果就是意味着秦国的完全失败。
    其实让楚王逃回,也是打了秦人的耳光,秦人丢不起这个面子。
    无奈之下,又将其抓回。
    但老弱的楚怀王由此又累又气,一命呜呼了。
    到此,秦人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
    活人不能放,死人总不能再扣了吧?无奈之下,“秦人归其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由此产生了一个对秦极不利的结果:“诸侯由是不直秦。
    ”秦国没有道义,被诸侯国所鄙视,以往各国没有共同语言,但这次有了。
    秦国的做法激怒了各国,也给各国合纵伐秦的理由:“齐、韩、魏、赵、宋同击秦,至盐氏而还。
    秦与韩武遂,与魏封陵而和。
    ”这是穰侯为政的一次重大挫败。
    自秦变法以来,秦军战胜攻取,军威无敌于天下,至此,神话破灭。
    在诸侯联军的压迫下,秦被迫割地求和,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受此次挫败的影响,其后两年,秦军基本上无所作为。
    
    在此说一点题外的话。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敌人对国家的伤害远比不上本国奸细带来的伤害大,信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断地重复着令人痛心的场景。
    从“张弘范灭宋于此”(张弘范祖先是宋人,他是金国汉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称得上“大汉奸”),到郭药师、刘整,到“三顺王”,再到汪伪政权、“华北自治委员会”、“满洲国”!芉八子是楚人,其弟魏冉、芉戎估计也是她远嫁秦王室时带去的楚人亲属。
    但她(他)们对待故国又是多么狠毒残忍!不但残杀自己的同胞,侵占故国的土地,而且最后连故国的国王都被其诱禁害死!想必在会盟时,魏冉就没少用他楚人的身份蒙骗楚王,令他轻信吧!虽然他们对秦有大功,但是,她们对于楚国来说,是彻头彻尾的楚奸!当爱国者屈原愤而投入汩罗江之时,其情怀、其节操,其爱国的高尚品德又显得何其伟大,珍贵!秦灭六国,其功一半应归各国的内奸。
    这汉奸的基因,直到现在,仍未绝迹,对景之时,这些汉奸们仍会象阴暗之地的毒菌,呼呼地外冒,国人们,应该警惕啊!
    四、杀神白起
    战国时代,将星熣灿,名将辈出。
    在众多将领中,谁人战功最大,杀敌最多?相信人们心中都明白,那就是有人屠之称,一生百战不败,杀敌过百万的白起!这是一个不败的传奇,而白起之所以能当上一国统帅,屡挫强敌,杀人盈野,完全是出于穰侯的举荐。
    当然,相信之前白起已经在军中享有盛名了。
    但是,白起并非出身贵族,一介小兵要成为统帅,凭军功上位,也只有秦国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可是,杀人者人恒杀之,白起最后的下场也并不美妙。
    
    没有白起,秦也许同样能达成统一天下的结局,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
    秦统一天下,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但是,这个过程的长短、曲直,却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所决定的。
    白起的出现,无疑加快了秦统一天下的进程。
    由于白起的出现,韩、魏、楚基本上被打垮,赵也大伤元气。
    随着齐几乎被燕灭国,在此过程中,秦国已基本上威服了山东各国,秦国统一天下的雏形已经出现。
    这是一个杀人盈野,流血漂杵的过程。
    穰侯魏冉是一个注重实力的政治家,因此,他的策略是与山东各国硬碰硬的较量,比拼的是国力、军力,正因任用了白起为将,穰侯的策略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实施者。
    
    由于囚禁了楚怀王的缘故,秦被诸侯讨伐,被迫割地,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受打击,以前被打残的韩、魏又再蠢蠢欲动了。
    周赧王二十、二十一两年中,秦虽两度与魏交锋,但却没取得什么成果。
    因此,未免给各诸侯国留下秦人“技止此耳”的感觉。
    于是赧王二十二年(前291年),魏、韩组成联军伐秦,魏、韩此役一定是声势比较浩大,给秦以巨大压力。
    这是国家尊严的战斗,战败,虽不会亡国,但却会失去以前多年取得的成果。
    所以,此战输不得!此时,方显得穰侯高明的识人眼光。
    他向秦王推荐了时任左更的白起代替老将向寿统帅秦军迎敌。
    这是有很大风险的。
    当时向寿已多次统率秦军取胜,是个战功赫赫的名将,由他统军迎敌,虽不能说一定取胜,但却是知根知底,不失为一种平稳的方法。
    而且,当时除向寿外,秦国的另一位百战名将,国尉司马错仍在!这也是一位威名赫赫的名将,生平未逢一败。
    因此,穰侯推荐白起,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尤其是若用人不当,战败的后果他也是难以承担的。
    幸而白起没有辜负穰侯的举荐,他统率秦军与韩、魏联军战于伊阙,一战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
    ”这是自战国以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可惜由于长平之战的存在,掩盖了此战的光芒,历史没有详细记录此战的过程。
    但此役于白起诸战中杀敌人数仅次于长平,沉重打击了韩、魏二国。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韩、魏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陷入无兵可用、被动挨打的境地。
    此役过后,白起取代了司马错成为国尉,后又升任大良造,成为秦的几大重臣之一。
    
    此役的取胜,让秦在外交上重新掌握了主动。
    秦国此时又再对山东诸国实施分化瓦解的故伎。
    是时,与秦有血海深仇,连年争战不休的国家是魏、韩、楚,韩、魏的联合进攻使秦认识到要重新评估韩、魏的威胁,若三国联合抗秦,那么纵使秦那样强横,也是难以一下解决掉敌手。
    最好的方法就是分化瓦解对手,实行各个击破的方针。
    因此,秦挟大胜的余威,确定了首先打击魏、韩的方针。
    这样一来,就必须分化楚国。
    因此,秦王去信威胁楚王,楚王害怕了,与秦和亲,秦国暂时消除了一个重大的威胁。
    为此我们不能不鄙视怀王父子,这是一对猪头父子,豚父犬子!无怪温公(司马光)论之:“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
    ’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韩、魏、楚唇齿相依,韩魏不存,楚焉能独活?而楚屈服于秦的威胁,与之和亲,导致韩、魏势孤,迫于形势,由于战败,韩、魏无力与秦相抗,赧王二十五年,“魏入河东地四百里,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魏、韩已从被侵占土地走向了主动献地求和了。
    
    @songcc1203 2018-07-25 10:33:21
    楼主继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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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移动的网,居然断了十天之久,无语了。
    
    而赧王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发生了燕伐齐,几亡齐国的重大事件。
    齐最后虽然复国成功,但国势已衰,再无争霸的资格了。
    因此,秦的称霸就只剩下一个对手:赵国。
    
    此后,秦并没有放松对韩、魏的进迫,乘着两国势孤,国力、军力大损之际,赧王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阳。
    ”二十九年,“秦司马错击魏河内,魏献安邑以和。
    ”“秦败韩师于夏山。
    ”秦两大名将轮番出击,掠去魏国大片土地。
    至此,韩、魏宾服矣。
    三十一年,“秦王、魏王、韩王会于京师。
    ”秦人又使出了手段,拉拢住了魏韩,为何?因为楚又不安份了。
    作为有深仇大恨的敌国,楚是不可能甘心雌伏的。
    而且,秦也不可能放过他们。
    三十四年,“楚欲与齐、韩共伐秦。
    ”从这里可以看出,秦、楚联盟必定因某个原因破裂了。
    但秦再次抢先出手,安抚了韩、魏,下一轮,又该对楚大打出手了。
    此时的秦国,兵强马壮,猛将如云。
    首先动作的是司马错:“(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楚献汉北及上庸地。
    ”其后于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
    ”两战过后,秦所控制的土地已逼近楚国郢都。
    而楚穷于招架,几无还手之力。
    悲乎!地方数千里,人口数百万,国力几可与秦相匹敌的战国大国楚,因其国君与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丧师失地,无力再振。
    至此,秦国已具备重创楚的条件了。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6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
    ”真是“老子狗熊儿混蛋”!居然将国家弄到“兵散”、“涉都”的地步,兵散,自然是军无战心,全军溃散了。
    这时的楚王,想必吓破胆了,那里还敢再战?大概只想着远远地搬走,避开那帮瘟神罢。
    先是搬到陈,后来又干脆远远地搬到寿春(彭城),将楚国西部大片国土都扔给了敌人。
    其后三十九年,“楚王东收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江南十五邑。
    ”这是溢美了,此时距武安君陷郢已近两年了。
    秦建立了黔中郡和南郡后,再度回师北上,主力已离开楚地。
    所谓“复西取江南十五邑”者,不外是趁秦无力控制大片国土这际,重新派兵占住而已。
    不经力战,安能保住?楚国力已垮,心胆已丧。
    此后,直到灭亡为止,楚再无能为矣!
    而赧王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发生了燕伐齐,几亡齐国的重大事件。
    齐最后虽然复国成功,但国势已衰,再无争霸的资格了。
    因此,秦的称霸就只剩下一个对手:赵国。
    
    抱歉,前面发错了。
    现补上缺的那段。
    
    五、战略重心北移
    韩、魏已服,楚已散。
    但秦的东进仍受阻于另一强国:赵。
    于赵武灵王的时代,赵军力强悍,骑兵战力甲于天下。
    终武灵王一生,虽未能从秦取得土地,但却将秦军压制在函谷关以西,不得寸进,当时赵是略占上风的,从武灵王谋划从九原袭击咸阳就可见他并不认为秦军有多强。
    其后,武灵王虽死,但强悍的赵军仍在,也有谋臣良将,可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国君不行,国势也就逐步走下坡了。
    
    随着秦军不断地进攻韩、魏,韩、魏大片国土被吞并,秦夺回河西后,赵与秦就有接壤了。
    而且,韩、魏与赵,同属三晋,唇亡齿寒,赵也无法坐视秦军在三晋大地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这样一来,赵就有因应韩、魏的情况出兵救援,也有与秦军发生边界冲突,更有争夺战略要地而发生边界战争。
    因此,两国交兵越来越频繁,而赵军的强悍也是名符其实的。
    随着秦赵的不断交锋,秦国的统治者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不打败赵国,秦就不能真正地称霸中原。
    因此,随着韩、魏、楚的衰落,赵越来越凸显。
    两国冲突不断加剧,最终逐步走向两国的战略对决。
    
    赧王二十七年,“秦攻赵,拔杜阳。
    ”三十年,“(秦王)会赵王于中阳。
    ”三十二年,“秦赵会于穰。
    ”秦索要和氏壁,蔺相如完璧归赵。
    三十三年,“秦伐赵,拔两城。
    ”三十四年,“秦伐赵,拔石城。
    ”三十五年,“秦白起败赵军,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
    ”三十六年,秦赵渑池会。
    四十二年,赵、魏联合攻韩,秦救韩,败魏军于华阳城下,斩首十三万,再战赵军,“沈其卒二万人于河。
    ”魏献南阳地求和。
    其后,楚在秦、魏、韩联合进攻的压力下,春申君黄歇,虽然说服了秦王与楚约亲,但楚也表示了臣服。
    由是,赵势孤矣。
    从以上可以看到,秦、赵间的争斗越来越频密,发展下去,必然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场战争终于到了。
    赧王四十五年(前369年),秦军侵赵,兵围阏与(今山西和顺)。
    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它介于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扼控进出太行的要道,北可通赵的发源地晋阳(太原),东又可翻越太行抵达赵都邯郸。
    阏与被围,秦军可随时威胁邯郸。
    赵王向大臣征求意见,廉颇、乐乘认为“道远险狭,难救。
    ”但赵奢却是持不同意见:“道远险狭,譬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廉、乐说的是常态,从邯郸出发,越过太行山去救阏与,的确困难。
    这是客观困难,但赵奢却看得更深一层:路远,路狭,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却不是不可克服的。
    关键在于统帅的决心和勇气。
    就从这一点来看,赵奢就胜于廉颇。
    山君有时想,若长平之战时,赵奢这位智勇双全的名将仍在的话,赵国纵使不胜,恐怕也能全师而返。
    惜乎是赵括!不过,纵使赵奢有决心和勇气,若秦军稳扎稳打,扼守险要而拒赵军的话,赵军取胜的机会仍不会很大。
    可惜,由于秦军自变法以来,百战百胜,未逢败绩,因此必然骄傲。
    而作为统帅的赵奢也不是很有名气,所以秦军轻敌了!兵围阏与后,秦军轻兵深入,直抵离邯郸不远的武安城西下寨。
    这样,就给赵军以可承之机了,赵奢抓住了敌人的弱点,首先采取迷惑手段麻痹敌人。
    赵军离开邯郸三十里后就下寨,按兵不动。
    秦军前来挑战,“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
    ”赵奢示敌以怯,高壁深沟,二十八日不战。
    不单如此,还杀了一个要求迅速救援的将领。
    赵军的行动已经令秦将产生了轻敌情绪,但秦将也不是易与的,他还是派出斥侯去打探敌情。
    赵军抓住了其中一个,带到赵奢面前,赵奢好好招待他一顿后放人。
    得知情况的秦将心中认定赵军心怯不敢战,于是松懈了戒备,准备等阏与瓜熟蒂落,落入秦军的手中。
    赵奢不但是优秀的将领,而且也是个心理大师,正确地引导了敌将的心理,成功地松懈了敌人的防范,由此造成了取胜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纵使敌将如何愚蠢,在武安到阏与的路上仍会留兵防守险要的。
    若敌将有所防范,赵奢带军越过敌垒而增援阏与,而被强敌尾随的话,必然会在某处险要被敌前堵后追而导致大败,甚至有全军尽墨的可能。
    为此,通过谋略欺骗敌军,拖延其反应的时间,争取战略先手,就成了取胜的关键。
    赵奢在放掉敌探后,马上全军急行军赶往阏与,两天一夜强行军,约三百里,赶到离阏与五十里处扎下营盘,由此,赵军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秦将不蠢,在上当后,一但明白过来,马上就知道自己面临着机会和风险,于是全军尾追赵军而去。
    这时秦、赵双方是胜负参半:若赵军被秦军的留守部队堵在半道,而秦军又能及时赶到的话,赵军就危险了;一但赵军破堵,赶到目的地,就会对秦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则秦军危矣!但赵奢何许人也?会料不到这点吗?赵军准备充份,“卷甲而趋”,收拾好了再上路,自然行动迅速,赶到阏与后,还可从容立寨休息。
    已上当的秦军得知消息后,匆匆尾随而去,“悉甲而往”,着装整齐上路,不累么?这也是没有办法,赵军的行动出乎秦军的意料之外,不作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就不怕赵军伏击他们?这样一来,就犯了兵法的大忌:“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武安至于阏与,三百里山路,秦军悉甲而往,会多累?又有多少人掉队,失去战斗力?这时的赵军是庙算多者,离胜利不远了。
    
    赵奢还有一个优点,是善于听取意见。
    赵军到后,有个下级小军官叫许历,请求见统帅提供军事意见:“秦人不意赵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
    ”此时赵军的实际战力已略逊于秦军,许历的意见不外是“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而已。
    但这正中赵奢下怀,他马上接纳了,并且由许历担任军法官。
    许历接着提出了第二条意见:“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
    ”为何?这是战场形势决定的。
    先到的赵军不但休息充分,士气旺盛,而且还可以从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战场。
    北山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敌军想取胜,非争不可。
    深谙兵法的赵奢马上拨出一万劲卒抢占北山。
    后到的秦军,又累又饿,在这样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也只能死中求活,困兽犹斗了。
    秦将也看出战场的关键在北山,于是统军攻山。
    但在早有准备的赵军面前,又焉能得手?秦军本来就疲累,攻不上山,更是士气低落。
    此其时也!赵奢抓住有利时机,统领主力出击,上下夹攻,结果“秦军大败,解阏与而还。
    ”是役,赵奢精心算度,步步紧逼,从军力、战力、地利、心理等各方面算计敌军,敌手的每一步行动都落入了赵奢的算计中,秦军焉能不败?焉得不败?
    这是山东各国与秦交锋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战役级的胜利,打破了秦军的神话,有力地遏制了秦军的向东扩张。
    随后的一年中,秦军再次进攻阏与,在早有准备的赵军面前,再度无功而返。
    
    阏与之战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穰侯的威信和对朝政的控制力受到了重大打击,此时恰值秦的另一位名臣西向入秦,以此役为契机,逐渐动摇了穰侯的统治,最终取而代之,使秦国的霸业进入了另一个同样波澜壮阔,奇诡变幻的新时期。
    
    第四章 远交近攻

    平心而论,穰侯对秦国霸业有重大贡献,秦国在他的领导下,威服魏韩,击溃强楚,虽然后期有阏与之败,但这对秦国只是个挫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秦国的优势地位。
    从战略上而言,穰侯有其不足之处:秦一味崇尚武力,东征西讨,虽有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但这种做法却并没有长远的策略作为指导,结果变成与诸国乍盟乍敌,秦军四面出击,疲于奔命。
    虽然战绩不俗,但真正甘心臣服的国家,与秦成为战略盟友的国家,对霸业有所帮助的国家却一个也没有。
    但关键的是,令穰侯最终下台并结局不妙的是他对秦王室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从挟持昭王上台,到被昭王赶下台为止,穰侯把持秦国政长达三十五年!其间正如政敌评价的:“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作为一个长期把持国柄的人,又没有强力的约束,很容易产生专权、暴虐和贪婪。
    最后,穰侯竟然动用国家力量去攻城掠地,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而缺少助力的秦王,也只能捏着鼻子答应了。
    如何强公室,杜私门,估计一直是秦王考虑的问题。
    此时,终于出现了一位符合秦王愿望的人物,这个人既有战略眼光,又懂军事,而且权谋机变,阴谋诡计也是一流水准,他就是范睢。
    秦王在范睢的帮助下,逐步瓦解了太后、穰侯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夺权成功,彻底清除了母党的势力。
    自古以来,架空君王,专制朝堂的权臣中没几个有好下场的,那怕忠心如霍光,利国如张居正,虽然生前辉煌一时,但死后家族都无法避免被皇帝清算。
    因此,清醒而有能力的权臣,如杨坚、赵匡胤等,就只能是走篡位自立的路了。
    
    一、计将安出
    六国非无士也,其败亡的原因却在于没有识人之能、容人之量、用人之度。
    秦的堀起,得士为先:商鞅卫人,张仪魏人,魏冉楚人,范睢魏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名将司马错虽不知出身何地,但他是客卿,可见也是个外来者。
    秦与山东六国争持一百四十余年,朝堂上主政的几乎全是外来人!这些人不入于秦,或秦不用、排斥他们的话,秦能做到统一天下吗?由范睢在本国所受到的待遇可见六国诸侯们是如何阻塞贤路,残害人才。
    范睢在魏时曾随魏大夫须贾使齐,由于口才好,得到齐王赏识,齐王私下赐了金、牛、酒给范睢。
    须贾怀疑范睢私下泄露国家机密而得到齐王的赠予,就向魏齐反映了这事。
    齐王赠金范睢本来是因范睢辩才无碍,名闻诸侯。
    身边有这样的英才,魏齐不但不加重用,反而听信谗言,横加迫害折辱。
    “魏齐怒,笞击范睢,折肋,摺齿,睢详死,卷以篑,置厕中,使客醉者更溺之。
    ”套用一名现代的话:“没有这样欺负人的!”这是深仇大恨,不死不休!毋怪范睢当秦政后,对魏齐不死不休,必将其置诸死地而后快。
    那些隐藏魏齐,与之偕亡的所谓侠士们,以一魏齐而与秦开衅,为国取祸,是为不智和不义,而魏齐心胸狭隘,见识浅陋,不但为国招祸,而且没有承担的勇气,到处躲避,祸延他人,死有余辜!一人遭逢大变,往往会影响到他的性情。
    范睢后来是一个心胸狭隘,嫉贤忌能的人,最后,他的功业也最终败于自己的手中。
    
    范睢虽然人品有问题,但却是一个眼光高远,善于谋略的人。
    他两次为秦王献谋,第一次是外事。
    从范睢见王的过程中就可见其人极富权谋。
    他深深地把握住了秦王的心理,一步步将秦王引入毂中。
    范睢到秦后,将他救出魏国的秦使王稽将他推荐给秦王,但秦王却摄于穰侯的威势,不敢在朝堂上公然接见他,“王见之于离宫”。
    聪明如范睢,马上就明白了秦王的处境。
    但要取得秦王的绝对信任,就必须对秦王施加强力的影响。
    秦王所忌者何?当然是宣太后、穰侯专制朝堂、架空君王了。
    重夺君权,清除权臣,是昭王心中的目标。
    他所缺乏的,是能给他大力支持,而又有这个能力的大臣。
    由此,范睢出奇计,他不是规规矩矩地待在朝堂等候接见,而是故意走错路,走入平时给君王和贵客专用的通道“永巷”,内侍前来驱赶,见到内侍,自然王也在后了。
    “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这样的话,落入昭王耳中,何异于晴天霹雳!这是数十年他心中所想又不敢宣诸于口的。
    他是来见王稽推荐的贤才的,待他得知说这话的人就是他要见的人时,如何不大起知己之感?他心中明白,自己可能已经找到能抗衡穰侯的得力大臣了。
    
    秦王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范睢迎入内室,将身边的人赶走,“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而教寡人?’”作为君王,首先行礼,语气恭谨,口称“先生”。
    一开始,秦王就给了范睢帝师的待遇,但这并不足够,范睢要的不是这个。
    秦王三问,范睢三答:“唯唯”,沉吟不语。
    秦王不免心中失望,“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至此,范睢终于确定秦王的请教出于至诚。
    为此范睢开始实行第二步:阐明利害关系。
    首先,说明不敢应对的原因:他是个外人,与秦王没有什么恩义,但“所陈皆匡君之事”,这样一来,就必然要离间秦王母子、舅甥间的骨肉亲情,“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
    其次,表达自己对秦王的忠心,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秦王的事业不怕死。
    第三,当然也不想死,但不是自己怕死,而是担心“臣死之后,天下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老大,不是我怕死,是怕我死后,天下就再也无人肯帮您了!秦王也是聪明人,马上给范睢吃定心丸,首先给他顶高帽子:“今天寡人得见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您老人家是上天派来帮我的啊,“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行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什么都可以说,百无禁忌,不必怀疑我的诚意。
    至此,“范睢拜”,表示了臣服和忠诚,“王亦拜”,表示尊重和信任。
    君臣交心,达成共识。
    
    俗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此阶段,范睢也就无所顾忌,和盘托出了。
    当然,首先仍需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国力对比。
    范睢认为秦军战力甲于天下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范睢也不忘向秦王的政敌穰侯沷污水,“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
    ”这话明显失之偏颇,秦与山东六国,几乎无年不战,兵锋所向,斩获无算,范睢此言,明显是投秦王所好,恶意贬低穰侯的功业,为自己的上位铺路。
    但是,下一段就真正显示出范睢的水平了:“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
    齐湣王南败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
    诸侯见齐之罢敝,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
    而王若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
    ”前段指出各国图远的危害:劳民伤财又不能真正得到实利(齐的情况并非是如范睢所言,这只是范睢借以说服秦王的一个借口)。
    而山君觉得秦倒是实实在在有这样的情况:秦伐楚,得黔中、南郡,魏献南阳,秦又得南阳郡。
    但赧王五十二年却又有武安君伐韩,取南阳的记载。
    由此可见,各国间的争斗,并非秦一味得地,南阳其后又落入韩手中。
    如此看来,南郡也未必能保住,以后恐怕还是回到了楚人手中。
    因此,秦此前所进行的征伐,真正控制在手中的就只有河西、河东、上庸、汉中、宜阳等地,这是距秦较近的地方。
    其它地方看似攻克,其实因兵力不足,最后守不住,仍被弃掉。
    由此可见,秦越过韩、魏去伐齐的刚、寿地区,确是不可能保住的,徒耗国力而已,这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因此,范睢在这里就指出了真正对秦有利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而远交近攻的关键就在于控制住处于中国(中原)的韩、魏,若秦想得天下,首先要控制住中原,一但控制住中原,就可以威胁楚、赵了。
    而控制关中、中原,进而取天下,几乎是后世所有朝代取天下的不二法门。
    联赵还是联楚,则秦大有选择的余地。
    若楚赵都依附于秦,齐势孤力单,也只能依附,这样一来,就可以乘势灭韩、魏了。
    而韩、魏一灭,席卷天下之势已成。
    自范睢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后,其后数代秦王均遵行不渝,终于克成大业,席卷天下,一统江山。
    
    范睢这里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但其针对的仅限于军事方面。
    而在范睢向秦王献计时,“左右多窃听者,范睢未敢言内,先言外事。
    ”因此,对穰侯的势力,唯有除除图之,逐步剪除其羽翼,方可成功,急不来的。
    这与遵义会议上所采取的方法如出一辙。
    遵义会议的出发点也是先解决军事问题,成立了周、毛、王的新军事三人组,先夺军权,然后逐步进行政治、组织上的清算,最后,通过整风统一思想,将王明集团和苏联的影响控制连根拔起。
    至此,中国共产党才完全成熟,具有王者之相了。
    
    @村人老李 2018-08-06 08:24:35
    周一清晨的问候,顶好帖!
    -----------------------------
    多谢老李,我会努力的。
    
    二、攘外必先安内
    从范睢入秦到昭王彻底从朝堂上清除掉穰侯的势力,其间用了五年,从赧王四十五年到四十九年。
    先秦是文字记述不容易的年代,竹简的编写十分费功夫,而且保存不易,历经千年后,散秩更多。
    如今,我们已无从详细了解秦王室与母党之间这场权力斗争的细节了,但其间波翻云谲,反覆纵横,又该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从古到今,权力斗争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无情搏斗。
    范睢刚入秦时,在权力的舞台上,秦王估计就是个大龙套,就象戏台上的天子,虽然身份尊荣,但却不是唱主角的,剧情的发展由不得他。
    是时也,太后、穰侯的势力强大,太后控制着王室,穰侯把持着国政,而由穰侯推荐的名将白起掌控着军队。
    此时的秦王,孤立无援。
    赧王四十五年时,昭王登位已三十七年了。
    按年纪而言,秦王就是年约四十余的壮盛之年了吧!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中,被母亲、舅舅玩弄于股掌之中,成年之后,母党拒不归政,昭王一定心中饱经苦楚了吧!由此,也养成了昭王忍隐的性格。
    他一直都在寻找能辅助自己清除政敌的人,直到范睢出现。
    
    但是,纵使范睢出现了,当时秦王的力量仍是比较弱小的,仍需要做出大量努力才有希望扭转劣势。
    山君认为史中所载范睢劝秦王去掉四贵的谏词不应说于赧王四十九年,因为这段话的内容决不会于四十九年才开始实行,否则就不可能战胜对手,这是范睢于秦王的第二次献策。
    范睢首先指出在太后的支持下,穰侯、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等四贵目无王法,独断专行,视国君如无物,已严重威胁到国君的权力和尊严;其次,范睢以齐湣王、赵主父为例,权移臣下的结果,国君都是不得好死,国家就会受到重大损失,而作为臣子,权臣们往往只为自己打算,置国家前途、利益、命运于不顾;其三,如今朝堂上已布满了相国的爪牙,国君孤立无助,“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也是很沉重的命题。
    相信秦王是在范睢的劝说后,开始着手布置这场权力斗争的。
    范睢很有权谋机变,秦王同样能忍耐等待,君臣相得益彰,终于取得了成功。
    由于这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所以范睢的献计应当更早些,如果是于赧王四十六、七年说的,就比较合理了。
    因为四十六年,秦兵围阏与失败,而四十七年,秦王采纳了范睢的计策,使五大夫绾伐魏攻下了怀地。
    由此可以想见,当初秦王用范睢为客卿,就是用他参谋军事的。
    到了四十七年,秦王开始对军队逐步进行掌控了。
    
    @村人老李 2018-08-09 08: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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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绞尽脑汁,服务看官

    从来国王与权臣的争权,首先往往是对政权的支柱——军队的争夺。
    然后是逐步剪除对方在朝堂上的支持者,最后,发动雷霆一击,打垮对手。
    我们已无从了解详情了,但是秦王室中公族势力一贯都是很强大的,母族的专政,一定会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被篡位的危险,也迫使公室成员坚定地站在国君一方去对抗母党的压迫。
    另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是军方。
    范睢成功地将举足轻重的统帅白起拉到了国君一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动摇母党的权力基础。
    为何说是范睢拉拢了白起?有两条依据:如果是秦王说服了白起,那么秦王早就可以干掉穰侯了;另外,长平之战后,由于应侯的私心阻挠,导致秦军失去了围攻邯郸,重创乃至灭亡赵国的有利时机,白起极为不满,“由是与应侯有隙”,可见此前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
    若不是应侯说服了武安君,两人是不会关系那么好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秦王已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时才发动了雷霆一击,“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
    至此,国君一派一鼓荡平了母党的所有首领,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在此过程中,范睢作为秦王的主要谋士,是立下了大功的,有大功自然就有厚赏,秦王“以范睢为丞相,封为应侯”。
    到了次年(赧王五十年),宣太后去世,九月,穰侯就 党势力彻底瓦解。
    作为大儒的温公,对范睢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虽其(穰侯)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
    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搤其吭而夺之耳。
    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
    要之,睢真倾危之士哉!”在此,温公直斥范睢助昭王铲除母党是出于私心,是个快于口舌的小人,这样说也过份了。
    诚然,昭王的做法有亏孝道,但宣太后把持国柄,危害王权,这已经对秦王室构成了重大威胁,其作为类似其后的吕后、武后,行为甚为有亏妇道!而穰侯专制国事,架空国君,把持国政数十年,直到国君壮盛,仍拒绝还政,又何其不道?!不彻底清除母党,就无从重振君权!权力之争,从来没有留手一说。
    昭王对母党的处置仍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取其性命。
    当然,范睢有私心是毫无疑问的,穰侯不倒,他就无从权力登顶。
    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君权取胜的基础上,否则,没下场的就是他范睢了。
    
    @songcc1203 2018-08-10 09: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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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长平之战
    秦的后患消除后,其霸权的步伐又重新迈开,按应侯“远交近攻”的扩张方针,三晋就必然是秦军兵锋所向的主要打击对象。
    三晋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在韩、魏无力抵抗之下,赵就成了三晋中的抗秦主力,也是秦必须全力压制的国家。
    不打垮赵的抵抗,就无法真正地确立权威。
    但秦的东扩,遇到赵的强力抵抗。
    而赵军,确实也有与秦相抗的实力。
    两次阏与之战,秦军均无功而返。
    由此,秦赵间必然会为两国间的利益而爆发大的争斗,这是决定性的战争!由于偶然的因素,这场战争最终都到来了,这就是震惊当时的长平大战。
    
    任何一场决定性的大战,都是敌对双方综合运作的结果,没有谁是必然会取胜的。
    结果是双方运筹帷幄,战场搏杀而决定的,长平之战,也不例外。
    
    1、偶发事件,必然结果
    秦国内争结束后,扩张的战车再度隆隆启动。
    这次的攻击对象就基本上限于三晋了。
    两次阏与之战,让秦人明白了赵军并不易与。
    于是“杮子只挑软的捏”,秦国在夺取了魏的河西、河东地后,就将眼光投向韩的上党。
    上党是个战略要冲,处于太行山南(今西长治市和晋城市,具体可参见前“阏与 长平地形图”)地控三晋要冲。
    可以说,秦恐怕早就盯上这块地方了。
    两次阏与失利后,秦军希望夺取上党,形成对赵、魏、韩的战略压迫。
    
    武安君白起是个战术大师,为了夺得上党,他策动了两次攻击,赧王五十二年(前361年),“攻太行道,绝之”,断绝了韩经太行山与上党联系的道路;五十三年,“拔野王,上党路绝”,占据野王(今河南沁阳)后,彻底将上党与韩本土割裂开了。
    在此时,在秦人心目中,上党地区已经是树上成熟的果子,迟早会落到自己手中的。
    无奈秦人于多年的战争中,杀人盈野,三晋之民深受其害,死伤数十万子弟,丢失大片国土。
    因此,他们对秦这个虎狼之国极为痛恨。
    韩上党太守冯亭得知上党与韩联系断绝后,知道秦迟早来到,于是建议投赵。
    他心中的如意算盘是赵接受上党地后,秦国必来争夺,此时就可促使赵、韩合作抗秦了,于是冯亭就向赵请求让不党归赵。
    赵王与大臣商议后,接受了冯亭的请求,赵人兵不血刃,得到了上党地区。
    费尽心机的秦人恐怕想不到赵竟敢虎口夺食,将上党纳入自己囊中,于是愤怒的秦军在王龁的统率下,进攻上党。
    赵军在廉颇的统领下,进驻长平(高平市),接应上党民众离开,同时抵抗秦军的攻击,由此,举世震惊的长平大战拉开序幕。
    
    也许会问,赵若不受上党,秦是否还会进行上党战役呢?其实很简单,秦国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秦取上党的目的,本就在于进一步威胁三晋。
    而在韩、魏已基本屈服的情况下,秦的矛头仍会指向赵,而已取得上党的秦军对赵的威胁必将更大。
    赵军之前虽有失利,但总体军力仍在,面对秦的压力,自不会束手待毙。
    因此,秦、赵的碰撞仍会发生,只不过不在长平而已。
    因此,赵取上党与否,并不是秦赵间一决高下的先决条件。
    只要秦的扩张政策不变,无论上党在谁手中,都会因各种原因爆发双方决定性的大战。
    而上党归赵也只是个偶然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只是决定了这场大战发生在长平而已。
    
    真是对不起读者,为什么我两晚发的章节都丢了?求解答。
    
    同样,长平之战的发端本就在于秦、赵两国的争霸,到双方矛盾最尖锐时,终于爆发出了惊天的大碰撞。
    宏观上,这场大战早就在庙堂上展开了,双方的庙堂争斗,就开始分出高下了。
    秦国图谋上党已久,武安君的两次局部性的战役,步步紧逼,最终切断了上党与本土的联系,从而形成了瓜熟蒂落的形势。
    此时,冯亭向国人建议归赵,固然有祸水东引的原因,但我们却不能不认真分析一下赵究竟能否取上党,并且取得后又有何利弊。
    
    当赵王收到冯亭的请求时,心中并没有底,究竟要不要接收上党?从这方面可见刚即位的赵王的幼稚,他只信自己的血亲,而不是朝中先王遗留下来的杰出的文臣武将们。
    若是征询了蔺相如、廉颇他们的意见后,估计结果会不一样。
    当然,赵王所咨询的两人同样是公室中才智杰出之士:平原君赵胜和平阳君赵豹。
    两人的意见却相左,平阳君认为:“圣人甚祸无故之利”,不可贪图天上砸下来的馅饼,弄得不好,这可能是磨盘。
    而且平阳君也有他的道理:“秦人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事实上当时韩王已将上党献给秦了,秦人已将其看作是自己的地方了,“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稼其祸于赵者”,其意图很明显,“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强大乎!”人家打生打死,你却火中取粟,而且抢的又是个恶名昭彰的恶霸流氓,怎会有好结果?这是儒家一套功利观点,并没有说清楚得到上党有何害处,所以没能说服倾向于接受上党的赵王。
    于是赵王又去问平原君。
    平原君其人其实虚有其名,其人识见、度量、用人、治国并无甚长处,赵王其时年轻,不太懂国事的艰难,估计给他几句话哄得心花怒放,认为自己德量过人。
    《战国策》中并无记载平原君劝说赵王的话,估计也是因为除了一些马屁空话外,无甚可取。
    而且,赵王派他去接收上党,他也没有针对秦国采取什么措施,这是赵接收上党后的一个重大失策!
    赵是否应该接收上党?应该;是否应该就这样接收上党?不应该!
    为何说赵应当接收上党?无它,只因此地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取得上党,西向可以阻挠秦的东扩步伐,东、南向可以扼控三晋。
    这是当时一个战略制高点,拿下此处,就可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而且,为何秦要两次进攻阏与?只因阏与扼守着通往邯郸的大门。
    但拿下上党后,秦军不需通过阏与即可进逼邯郸。
    因此,抢先拿下上党,也是给国都一个重要的战略屏障。
    既然敢于火中取粟,从虎狼之国手中拿下上党,赵国的君臣们难道就没人想到会遇到秦军的拼死争夺么?象赵胜那样,点齐居民户口,封赏有功之臣后,施施然回朝,真是误国!本来,赵本土与上党也象与阏与那样,隔着太行山,增援不易,既是战略要地,秦也可能来争夺,那是不是应当早为之所?增加军力,派遣得力大将镇守,囤积物资,于险要地形,交通要道设置防守重兵。
    须知武安君攻破野王就可中绝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这就意味着赵军只需在几个关键险要上投下重兵,也同样可隔断秦军进图上党的路径!从五十三年上党归赵,到五十五年上党之战爆发,其间经历了两年,这段时间,赵国君臣究竟干什么去了?直到王龁攻进上党,廉颇才匆匆率军赶到长平,接应上党人民离开。
    而在准备充份,士气高昂的秦军面前,连连战败,在此恶劣形势下,廉颇采取了正确的应对,终于在下风中取得了相持的局面,已不失名将本色了。
    但是,倘若赵国在两年长的时间内,充分利用先期占据上党的战略优势,做好攻守准备,纵使武安君亲自统军前来,怕也落不了好处!又何以至于落入后来的战略被动中,最终导致惨败?由此可见,赵国君臣在庙堂之中,已败算多矣!
    2、庙堂之上,运筹帷幄
    一场倾国大战,战场上,表现为双方士兵舍生忘死的奋战,而背后支撑着的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两国君臣在朝堂上的运筹算计。
    因此,弱的一方并不是一定会失败的一方,历史上大量以弱胜强的战例也说明了这点。
    
    当其时也,秦国上有昭王、应侯在朝堂上掌握全局,下有武安君白起,左庶长王龁等名将统军征战,确也是气势如虹。
    但当时赵也并不差的,赵文有蔺相如、平原君等,武也有廉颇、乐乘等名将,同样也是命世英杰,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才会爆发大战,强弱悬殊,是不会爆发这样大规模对抗的。
    
    历史上从没有猝然相遇的大战。
    将一场大战的结果归结于偶然是完全错误的。
    就以拿破仑为例,拿破仑的滑铁卢战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已被欧洲和法国所抛弃。
    以前看过《巴黎圣母院》,雨果以其华丽的文笔描写了辉煌宏大的滑铁卢之战,看完让人掩卷叹息,不明白为何格鲁希这个蠢才那么不知变通,在找不到敌踪的情况下,就不会马上回师支援皇帝陛下,而是固执于那些僵化的字眼,从而导致陛下的惨败呢?但现在山君早就不会这样想了。
    拿破仑的失败已经是历史的必然,纵使能取胜一次滑铁卢战役,打败一次英普联军,他也不可能以一个饱经战争创伤,国力濒于崩溃的法国去对抗整个欧洲。
    历史是残酷的,当冥冥之中用他那无情的巨手去支使拿破仑打破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后,接着就无情地将这毁灭之手给抛弃掉了。
    因为其时欧洲需要的已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表面上,滑铁卢战败是因为拿破仑没有等到格鲁希所统带的援军,但实际上,此时的法国已人才凋零了,当初追随拿破仑的众多名将已风流云散,以致于格鲁希这样的蠢才也能在陛下手下勉担大任。
    倘若是缪拉、内伊们执行这个命令,又焉会是这样的结果?
    以上这节本应接在“求解答”之后的,不知何故又丢了。
    请大家原谅
    3、昏招叠出,败象已成
    赧王五十五年(前258年),王龁统率秦军进攻上党,“拔之”,拿下了上党。
    此时,不愿西向的上党民众向赵国逃亡,廉颇于是统率赵军进驻长平,接应逃亡的上党民众。
    而王龁由此,将攻击的矛头转向了赵国,由此,长平大战拉开了序幕。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事件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双方斗智斗勇,精彩纷呈。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赵国并没有对秦的大规模进攻做出充份的准备,如果如山君前节所述那样,赵军准备充份的话,王龁进拔上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上党是一片高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现有例子: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的上党战役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点。
    上党除了几个较大的城市外,其余都掌握在共军手中。
    1.6万国民党军虽乘受降之势进入了上党,但其实介于太行、太岳之间,孤立无援,于是被刘、邓集结了3.1万部队围住。
    共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后,长治孤城难守。
    为此阎锡山只得组织部队增援。
    增援部队先被阻拦在外,后又被刘邓主力所包围歼灭。
    据守无望后,长治之敌出逃,被早有预料的刘邓部队再度包围歼灭。
    是役,在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全力配合下,刘、邓以3.1万主力取得歼敌3.5万的战绩,其指挥功力可见一斑。
    刘邓上党战役也是将上党易守难攻的地形发挥到了极致。
    秦军对于上党争夺战一定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因此战役一开始,秦军攻击锐利,迅即占据不党。
    反观赵军,由于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匆匆而来,各方面的准备都欠缺,本来一支很能战的部队,却连战皆北,损失了一个裨将,四个都尉。
    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因各方面的原因,战力和求战意志已高于赵军;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赵军准备不足,攻守战具不充分的因素。
    
    初战不利之下,赵国君臣们又出了一个大昏招:向秦国求和。
    本来上党之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秦、赵间因为利益争夺而形成的争霸格局也是必然的。
    秦争上党本来为的就是威胁赵国,秦又怎可能媾和?赵大夫虞卿是个很有眼光的人,在赵王与虞卿、楼昌商议是否应当求和时,楼昌认为应当派有份量的使节入秦求和,但虞卿坚决反对:“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媾,秦将不听。
    ”同意和谈与否,主动权是在秦方的,秦的制度,军功最大,破军杀将,主将是可以拜爵封侯的。
    而且,打败赵国,是秦近期的战略目标,军方又焉能同意谈和?“不如发使以重宝附楚、魏,楚、魏受之,则秦疑天下之合从,媾乃可成也。
    ”我们读史,不时也会掩卷叹息:为何正确意见就那么不容易被接受呢?秦、赵各以重兵集团相斗,秦是一定会防范其它各国的。
    若赵会同其它各国做出威胁秦的姿态,和谈就有前景,虞卿真是个智者啊!
    但人的私心是会蒙蔽他的心智的。
    赵王是个幼稚的人,身边也没有能真正指导他的长辈。
    他拒绝了虞卿的正确意见,派了郑朱为使,入秦求和。
    秦人接受了郑朱,就象一个小孩做了一件得意之事会马上向人,尤其是与自己作对的人炫耀一样,赵王见秦人接纳了郑朱,认为媾和很有成功的希望,于是赶快向虞卿显摆:“秦内郑朱矣。
    ”但见多识广的虞卿一定从郑朱的报告中读出了不同的信息,感到巨大的阴谋正在迫近:“王必不得媾而军破矣。
    ”你一定达不到目的的,不要太得意了!想必赵王一定极为恼火虞卿这样不给面子,但虞卿却振振有辞:“何则?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现在各国祝贺秦军取胜的人都在咸阳,以昭王、应侯的老谋深算,“夫郑朱,贵人也,秦王、应侯必显重之以示天下。
    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矣。
    ”秦国此时才是真下正的上下一心,君臣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可用于孤立赵国。
    于是,秦果然到处散布媾和的信息,隆重招待郑朱,但却就是不答应和谈。
    秦人这一手实在强!直到长平军败,诸侯无一国助赵!
    和谈不成,唯有继续开打。
    赵军准备不足,连败几仗,损兵折将。
    廉颇作为战国名将,一看势头不对,马上改变对策,收缩兵力,构筑好工事、营盘,在长平固守,做缩头乌龟。
    秦军估计天天去挑战,但就是捞不到仗打。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
    当时,秦军准备充分,战力略强,而且连战连胜,士气正旺,赵军无法与秦军正面硬撼,因而采取长期坚壁的守势。
    长平所处的位置,又适合这样的战术,以四周多山,一条要道上,扎营于险要,敌军就无法通过。
    三国郝昭驻守陈仓城,诸葛猛攻二月不下,也只能废然退兵。
    斯时也,拖延对赵有利,上党之民已撤离,敌军军资需远道运送,长期相持,于秦不利。
    而赵军后勤供应虽同样不畅,但总算离本土较近,而且阏与也是赵地,补给条件优于秦军。
    所以,在战况不利的条件下,廉颇及时转入守势,与秦军相持,实在是一个名将于当时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抉择。
    但这样一来,就令因和谈不成而一肚子五味不和的赵王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了:“赵王以颇失亡多而更怯不战,怒,数让之。
    ”赵国几个末代君王都是发育不全的脑残之辈,他和谈不成,于是将脾气发到前线统兵大将的身上,派人严辞指责廉颇。
    不知身经百战,功勋累累的廉颇心中作何感想?但这样严辞促战,导致覆军杀将的战例后世同样还有:安史之乱发生后,叛军进攻潼关,当时各地汇集潼关的军队号称六十万,由哥舒翰统率,乍一看来,兵力优于敌军。
    但哥舒翰心知,这几十万军队来自四面八方,各不统属,守是足够了,如若出战,必将因军令不畅,指挥不灵而一败涂地。
    但已年老昏聩的李隆基根本不愿考虑前线的实际情况,不但严辞促战,而且还派监军前来督战。
    哥舒不得已出战,全军溃败,潼关丢失,唐军关内可战之兵全部丧失,叛军声势大振,席卷关内。
    若非郭子仪的朔方军来援,肃宗于灵武即位,李隆基能否逃到四川都是个问号。
    
    应侯主政秦国后,除了战略方针有了明确外,收买敌国大臣,陷害敌国抗秦意志坚决的文臣武将,大力加强在各国的情报活动等“用间”的做法,也成了秦的一条国策,并且在此后累见奇效。
    赵王严辞指责廉颇的情报,一定被秦间第一时间送回了秦庭。
    以应侯的智谋,焉会不抓住这样有利的机会?赵王不信任统兵大将,就给秦人以离间的机会。
    应该注意到,在长平之战的前段,秦的军神白起一直没有出场,为何?因为廉颇应对正确,纵使白起来到,也拿他的乌龟战术没有办法,还不如在朝堂上运筹来得有用。
    现在,机会来了。
    只要赵王不信任廉颇,急于求战就好办,就可想办法赶走廉颇。
    但找谁来?若将乐乘、李牧之流弄来,换不换还不一样?一定要找一个赵王熟悉,有知兵之名,又年少轻狂的人来将兵,秦军才有机会。
    而赵国正有几乎为秦军量身订造的人选:嗣马服君赵括。
    此人素有知兵之名,论起兵法,“尝与其父奢论兵法,奢不能难”。
    赵王为何熟悉?他们年岁相当,括也是贵族子弟,甚至与赵王可能有同窗之谊。
    而且,一般情况下,军队将领的子弟往往也会从军。
    其时的赵括,可能已是禁卫军统领一类的职位,否则,一介白身,骤然担当统帅是不可能的。
    人选一定,秦间开始造势:“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若惠文王在,这类谣言是不起作用的。
    但当政的却是他的脑残儿子。
    他一想,有理呀!换将吧!这下把老马服君夫人吓坏了,赶紧上书阻止:“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十数,所友者以百数,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
    今括一旦为将,东乡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
    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王以为如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真是个明事理,有识度的母亲!赵王的见识,妇人不如!但他终于拒绝了赵母的要求。
    
    从战争开始,接收上党,不作备战,遣使求和,指责大将,临阵换将,赵王的每一个抉择都是错的,而且都是在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选择的情况下,他坚持选择错的,而且不选一般错的,只选极品错的,真正的一个极品脑残!至此,败势已成,只差败到什么程度而已。
    
    4、名将风范,掌控全局
    赵王入毂,消息传回秦,秦马上展开第二步行动:偷偷将武安君派到军中,取代了王龁的统帅地位,将王龁降为副手。
    而且,出于军事谋略的突然性和隐蔽性,秦王颁布了仅针对此战的一条军令:“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可怜的赵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算计中,而敌方的敌情变动却全都蒙在鼓里!
    赵括到军中,自然马上将老将廉颇赶走。
    而廉颇的对敌心得,敌我间的优劣态势更是无从陈述。
    以廉颇的知兵和阅历,怕也知道此战赵军在劫难逃了。
    但他是罪臣,是屡被君王责骂的败军之将,又能说什么?恐怕随同赵括来的人中还有要将他押回都城的钦使吧!我们可以想见,鬓发斑白的老将,拖着沉重的步伐,从营门中走出,他的侍卫们,手执缰绳,默默地跟随着到营外,将缰绳递给老将军。
    老将军慢慢地回头,深深地注视着慢慢地沉入夜色中的军营,终于,一声叹息中跨上战马,马队奔向被夕阳染得血红的群山,苍凉的马蹄声声,寂寞地消散在清冷的风中……
    赵括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他在赵的野战集团中并没有任何根基。
    古代的军队系统是壁垒分明的,某位将领统带的兵,是别的将领使不动的。
    赵括是禁军将领,以他的口才,身边同样会有一群和他相投的禁军军官,在他如璜利舌的鼓动下,这些战友自然抱着一腔建功立业的雄心赶到前线。
    赵括一到军中,马上就废除了廉颇的那一套,同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中要害,置换掉廉颇的人。
    平心而论,后一条赵括并没有做错,没有自己的心腹手下,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只是他的人也和他一样,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军事菜鸟而已。
    改组完军队,赵括要带军出击了!
    武安君是真正的军事大师,不败名将,但除了他自己的军事天才外,又有谁知道他为了每次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劳累?优秀的将领,不但了解自己,同样了解敌军,更善于利用地形地势。
    武安君到后,估计不知多少次徘徊在上党长平的山野中,一边察看地形地貌,一边设想着双方攻守的种种可能性,不断推详,完善着自己的战役计划。
    他深知,这一战关乎国运,他不允许自己仅仅小胜、险胜、击溃、击退对手,他追求的是全胜、完胜,他要完整地歼灭对方整个野战集团。
    随着他一次一次地走过山野,眼光掠过一片片山峦沟壑,一个大胆而又疯狂的战役计划逐渐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七月的一天,赵括统带赵军出战了,双方阵势对圆,赵军一反前态,主动向秦军发起攻击,一时间,长矛如林,飞矢似雨,吼声如雷,双方士卒舍生忘死,拼命苦斗,鏖战良久。
    等等……?秦军的阵形似乎有点散乱,战力似在下降?赵括发现了秦军的异常,似乎加把力,胜利就在眼前了!赵括果断地一挥手,后备队全数投入战场,赵军士气大振,战力倍增。
    终于,秦军明显不支,逐步崩溃了!赵括大喜,命令全军压上,意图全歼敌军,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看似崩溃的敌军,实际的退却却是有条不紊。
    在秦军的后方,白起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酷的微笑,对身边的幕僚、侍卫们说了声:“回营!”,蹄声如雷,一行人迅即消失在山路的拐变处。
    在狭窄的山道上,兵力无法展开,赵军只能衔尾急追,喊杀声惊天动地,秦军慌乱回窜。
    很快,秦军大营在望了。
    撤退中的秦军加快脚步,退入营中。
    赵括下令进逼秦军,冲垮对方的大营!但赵军还未冲到营前,秦军就已全军入营,营门关闭。
    一声鼓响,秦营中升起一阵阵如乌云般的箭雨,落在赵军阵中,赵军顿时人仰马翻。
    直到天色将暮,赵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未能攻破秦军大营。
    赵括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收兵回营。
    正于此时,后面有斥侯连滚带爬地奔到赵括面前:“将军,秦军,秦军!”,赵括大怒,正想喝问,斥侯已上气不接下气地禀告:“禀将军,后方出现秦军!归路已被截断了!”“什么?!”赵括一抽战马,迅速向来路驰去……。
    第二天早上,赵括带军向大营靠拢时,发现数以万计的秦军已经占据险要,严阵以待了。
    赵括派出精兵发起猛攻,但是,却无法冲开占据有利地势的秦军的阻击。
    赵括于是派人向大营传令,命令留守部队出击,作出夹攻敌军的态势。
    留守的将领接到命令后,一了解前线的战况,吓出一身冷汗,他马上集合剩下不多的部队,匆匆出发,刚出营门不久,他就感到地面传来不祥的震动,稍有经验的军人都能判断出,这是骑兵的行动。
    果然,前方开阔处,飘扬着一面黑色的大旗,旗上大大的“秦”字随风舒卷,矫夭如龙,旗下,乌云般的秦军铁骑已摆好冲击的阵势。
    赵将呆在路上,一颗心一直往下沉,下沉。
    ……赧王五十五年七月,“赵括至军,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
    武安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
    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不得入。
    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
    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
    ”
    白起一看初战得手,于是自后麾师猛攻,腹背受敌的赵军陷入了重围,一时间无法突围,只能扎下营寨,固守待援。
    被围赵军的粮道断绝,消息传到国都,赵王大惊,赶快增兵救援,并且督运粮草支援被围的赵军。
    得到增援的大营于是出兵猛攻,与赵括夹击阻挡的秦军,血战多日,双方死伤惨重,秦军阻击部队本来就人少,阵线日渐单薄。
    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分之”,赵军前后已投入了四十多万部队,秦军的数量虽然占优,但也多不了多少,无法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困死敌军。
    倘若被赵军主力溃围而出,多日努力,将功亏一匮。
    此时,秦王已到河内亲自督战。
    得知秦军阵线有动摇的危险,马上就地动员河内秦民年十五以上的男丁编成丁壮,赶赴长平,增援白起。
    得到增援的白起马上向阻击阵地增调援军,几经苦斗,取终稳住了阵地,打破了赵军主力突围的企图。
    
    5、回天无力,辉煌大胜
    从国与国之间的对比,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军事实力上,赵稍逊于秦,若从经济实力上看,秦却远胜于赵。
    因此,赵军陷入重围后,赵国虽然拼命挣扎,但国力却日益干竭。
    这时,“齐人、楚人救赵”,前文不是说“诸侯无一国助赵”吗?是的,山君仍坚持这个观点。
    在那个年代,与其说齐、楚救赵,还不如说齐军、楚军是被派来防范秦国以及看看有无趁火打劫的机会的。
    在整个过程中,齐、楚军有何对赵有利的行动?没有。
    而楚人一贯有趁火打劫的传统,齐湣王就是死在援齐的楚将淖齿的手中的。
    所以山君严重怀疑这“救赵”的齐、楚两军的动机。
    赵国力不足,向齐借粮,应该说,六国之中,齐是比较富裕的。
    但无论赵使周子怎样劝说,齐就是不肯借粮给赵。
    当时也,齐王究竟为何固执己见,非要在这关键的时候落井下石呢?齐出师救赵,以前就有过。
    此时已值赵生死存亡的关头,齐却不肯借粮,这说明齐王田法章确实没有大局眼光和远见卓识,是个平庸的君主,也难怪他的老婆和儿子会这样,最终下场悽凉。
    若齐、楚的表现算是可耻,那么,魏就可悲了。
    “秦之始伐赵也,魏王问于诸大夫,皆以为秦伐赵,于魏便。
    ”何便?“胜赵,则吾因而服焉,不胜赵,则可承敝而击之。
    ”看看魏国这群蠢物,实在无话了。
    若非有魏无忌,可能秦统一天下都用不了这么久。
    若此时,乘两国全力互搏的机会,其余各国真心救赵的话,只需派一偏师,乘秦空虚,西向入秦,则秦军纵不败,也无大胜了。
    由此可见,在近百年的积威之下,诸侯各国已噤若寒蝉,不敢动弹了。
    
    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赵军和赵国都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了。
    九月,赵军主力被围已四十六天,已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赵括也没有法子,只好孤注一掷,将军队分为四队,不舍昼夜,猛攻秦军大营,可是,久困的饥卒又有何战斗力?无奈之下,赵括只好亲自统带亲卫部队突击,但又如何敌得过严阵以待的秦军?这支部队的战力引起了秦军的注意,成为秦军重点照顾的对象:秦军调动弩兵对其实行猛烈的狙击,连赵括在内,都被射杀在阵前。
    至此,赵军终于崩溃,被围的余军全部投降。
    消息传到大营,面对秦军优势兵力的压迫,大部份是辅兵的大营守军,在留守将领的带领下,也放下了武器。
    “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
    ”对这个数量山君是比较怀疑的,如果是三十万,就比较可信了。
    长平一带,地势险狭,其实并不可能容下百万大军的战斗。
    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四十万”、“百万”一类的字眼,其实在古代作战,部队是有两种的,一种是担任作战任务的战兵,而另一种就是担任辅助工作的辅兵,辅兵其实就是随军的民伕,战斗力没多少。
    一支部队中,战、辅比例一般是1:2,就是说,四十五万赵军中,其实战斗部队只有十五万,其余都是辅助部队,秦军也不例外。
    现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淮海战役中,共军参战部队虽只有六十万,但动员起来支前的民工达二百多万,比例几达1:4!难怪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秦发河内民众支援白起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能是去帮助主力部队作战,而并非代替主力作战,以辅兵对辅兵,抢夺辎重,截断粮道,运走物资还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在这四、五十天的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中,双方都死伤惨重。
    精锐赵军估计都死伤得差不多了。
    而为了围死这些赵军精锐,秦军主力同样死伤过半。
    所以山君认为降军应该只有三十余万才对
    

    看着这几十万的降卒,白起也挠头,怎样处理?放回去的话,这场仗可是白打了。
    关起来?自己都供应紧张,那有那么多粮食养他们?而且赵人并不乐为秦用,一旦炸营,非出大乱子不可。
    思前想后,白起认为:“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
    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
    ”于是,白起下令,以分批释放为名,将俘虏全部活埋,只余下二百四十名孩儿兵放了回去。
    白起战功赫赫,名震天下,然其残忍嗜杀,狠毒无情,终得“人屠”之名,其最后也不得善终。
    天道循环,岂有不报?是役,秦军前后歼灭杀掉赵军多达四十五万,在那个时代,可让赵国户户白衣,家家举孝了。
    “赵人大震”,一将无能,累死三军,那一君无能呢?害死全国!此战过后,山东再无抗手,最后一个能与秦国抗手的强国也彻底衰败了!
    长平战役,是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战,此战不但摧垮了六国的抵抗势力,而且摧垮了六国的抵抗意志。
    此后,六国如同待宰的羔羊一样,虽然有过挣扎,但那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6、功亏一匮,将相生隙
    兵贵神速,仗打到这个份上,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其实消灭敌主力后,分兵略地,争取战果的最大化,就是为将首要考虑的问题,武安君也不例外。
    战胜休整完毕,白起分军为三:由王龁统军攻击皮牢、武安,完全控制住上党地区;由司马梗北进太原,完全占领赵国在太原以西的土地;而主力当然由武安君亲自统带,准备攻击邯郸,收获此战以来最大的果实。
    以当时情况而论,赵军主力已覆灭,邯郸已成为一座基本不设防的城市。
    在王龁攻下武安后,已扼守住邯郸的门户了,取下邯郸,此其时了!这时相信武安君所统带的秦军主力已运动到了邯郸城下,做好攻城准备了。
    
    然而就在此时,应侯范睢性格中的卑劣一面却暴露出来了。
    前面说过,范睢遭逢大变后,其人变得阴微刻毒,自私猜忌,嫉贤忌能。
    武安君建立了不世的功业,已经在范睢心中播下了嫉忌的种子。
    在合适的时候,种子就会开出害国的花朵。
    秦尽取上党,军临邯郸之际,“韩、魏恐,使苏代厚币说应侯”。
    苏代是苏秦弟弟中最出色的一个,也是个嘴货,著名的纵横家。
    著名的纵横家们虽然没有原则,混淆是非,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是比较了解天下大势的,而且往往对游说的对象进行过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苏代一定深刻地了解过范睢的为人处事!因此,苏代游说范睢,只是抓住一点:权位。
    “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如果让武安君灭赵成功,以他所立的功劳,一定爬到您老人家的头上,您想不让他上位也做不到,人家功劳大呀!“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
    ”赵国百姓不喜欢秦国,若灭赵,赵的百姓都跑得精光,其实秦没得到什么呀!“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
    ”这下是赤裸裸的挑拔离间了:纵使灭赵,秦也没有所得,为如割地赔款来得实惠。
    而且,灭赵只是武安君个人的功劳,除了能为武安君争取更大利益外,你应侯却什么也得不到!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打中了范睢心中最阴微的角落,他动心了。
    于是劝说秦王:“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结果秦王听从了范睢的意见,割赵、韩七城以和!
    一场倾国大战,秦军死伤惨重,好不容易才换来了对赵的绝对优势,拿下邯郸,纵使不能灭掉赵国,但赵国再也无翻身的余地了。
    乘此机会,居高临下,时机合适时,席卷韩、魏也不是不可能!巨大的军功,绝佳的机会摆在面前,秦三军将士能不兴奋莫名,踊跃参战,渴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白起曾率军取魏六十一城,当他得知数十万死伤只换来韩、赵七城而罢兵结果时,怎能不气愤填胸?三军得知此等结果,能不气沮万分?不知白起有没有快马赶回都城,在朝堂上对君咆哮,甚至辱骂应侯?其后武安君病倒,除了一场大战,身心俱疲外,一定有被这种结果气坏的原因在内。
    待他得知应侯受馈后劝说秦王,以致令秦军功败垂成后,怎能不对应侯痛恨万分?此恨直到死都未解。
    
    武安君是一介武夫,对朝堂的争斗和政治忌讳虽不能说无知,但所知也不会太深。
    秦昭王老于政事,能看不出这是灭赵的极佳时机吗?应侯虽然亲信,但能比得上祖宗的大业?那么,为何昭王会接受应侯的意见,中止灭赵的进程?无它,看看另一绝世名将乐毅的灭齐的过程就可以明白了。
    若白起灭赵,挟不赏之功,让秦王如何处理,而且,秦倾国之兵都在白起手中,以白起的独断专行,坑杀几十万降卒也不请示的情况,如有异动,如何控制?山君认为这才是昭王、应侯密商的内容。
    他们已急于召回军队,收回军权了。
    昭王对这种情况尤其忌惮,毕竟穰侯控制军队,架空国君的教训并不远!从来大权在握,拥兵自重的军头,除了几个成功上位,推翻君王自立外,其余的没几个有好结果的,白起也不例外!象乐毅这样功成身退,功大名美的,屈指可数。
    
    四、兵败邯郸,黯然收场
    罪恶之花是结不出善良之果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秦王、应侯以私心而待国事,其结果当然不会美妙。
    一次大战后,往往会形成一种形势:胜势。
    取胜一方在战力、形势、士气、军资等方面都对敌方形成巨大的优势。
    在此情形之下,胜方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往往会因对方遭受重挫之后,无力回击而变得很顺利。
    长平之战后,如果秦军马上采取行动,倾力攻击邯郸的话,刚刚被歼灭了整个野战集团的赵军,一方面,已无时间组织可以阻挡数十万新胜秦军攻击的防守部队;另一方面,也被秦军雷霆一般的行动和无情残酷的作风所镇慑,未缓过劲来,军心士气都无法鼓起;第三方面,各诸侯国也慑于秦的兵威远震,必不敢救。
    因此,此时秦若攻击邯郸,必下。
    纵使不能灭亡赵国,但肢解赵国,令赵无法再对秦形成威胁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秦胜之后,却采取了下策,接受了韩、魏的求和,给赵以喘息的时间。
    须知赵不但有一个强有力的野战集团,而且还有一个战力不低于,甚至极有可能高于野战集团的、由李牧率领的戌边集团!一但得到喘息机会,赵一定会第一时间抽调戌边的精锐回援国都。
    虽然不能抽调太多,但以戌边军兵的战力,守住邯郸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此时诸侯都会醒悟过来,他们可以接受秦弱赵,但是不能允许秦亡赵!只要有时间,就会派出援兵救赵,秦就无法实现战略目的了。
    秦王、应侯被私心所蒙蔽,以致丧失了最有利的战略进攻时机,其后又出于私心,一意孤行,攻击邯郸,结果不但大败而回,失去了秦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而且应侯的个人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只能黯然求去。
    
    1、战后的折冲樽俎
    长平战后,诸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合纵连横活动,其始于苏代游说应侯,促成秦退兵,保住了赵国。
    然而,正如温公所说,其时,天下以力相尚,以诈相高,“天下趋于诈力”,除秦将流氓政治发挥到了极致外,山东诸国与之相比,也并不逊色很多。
    苏代说服应侯后,赵、韩分别答应割六城和一城以求和。
    但秦一退兵,赵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了。
    作为一个富有智慧,腹有良谋的智者,虞卿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说服了赵王翻悔,不予秦国六城。
    平心而论,虞卿的做法不见得高明,他不过是开启了“以夷制夷”的先河而已。
    但虞卿看透了秦国的状况:长平之战,赵固然损失惨重,但秦同样累个半死。
    秦一但退兵,就不可能于短期内卷土重来。
    当秦一旦恢复过来,可以再次向赵出手时,赵已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守御并与各国进行合纵。
    于是虞卿提出,与其将六城给秦,壮大秦的实力,不如给齐,与之结盟。
    这样,秦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甚至可能会反过来要求与赵媾和。
    但这个意见与另一大夫楼缓的意见相左。
    楼缓认为必须执行和约,以免为别国所乘,也不要给秦借口开衅。
    赵王最后仍是接受了虞卿的意见,联齐抗秦。
    结果,赵王“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
    ”楼缓在赵王怒火之下,只好亡命而去。
    
    然而,虞卿计就一定好,楼缓计就一定不好?虞卿虽然策划之下,避免了割地求和的结果,但却给了秦以二次攻赵的理由。
    也许会说,秦有席卷天下的雄心,攻击三晋,是其既定的国策,无论用什么理由,秦赵仍会再起冲突的。
    但是,长平之战,给赵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秦,赵的国力几乎被一扫而空,而秦只是死伤了较多军队而已。
    因此,停战时间越长,对赵的恢复越有利。
    燕、齐深仇,但昭王、乐毅却是用了二十八年时间恢复国力,寻找机会,训练军队,才得以一战几乎灭齐的。
    所以,若采用楼缓的方法,示之以弱,暂时消除秦攻赵的籍口,将秦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国家,用更多的时间医治创伤,恢复国力,也许其后不会那么被动。
    由于赵爽约,不肯割地,可以想象秦王和应侯一定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心中能不怒火万丈?因此,到了赧王五十六年九月,在长平之战结束不到一年,秦赵再度爆发大战。
    是战秦军大败,但是,在不到一年内,赵两度经历本土大战,最后虽然取胜,但能不元气丧尽?而且,秦赵由此成为死仇,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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