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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凡人读通鉴四 天下共逐,秦得其鹿_煮酒论史_论坛[第1页]

作者:山君山君  更新时间:2018-07-12 00: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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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古至今,所生活的都是由现代华夏各族的祖先一脉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
    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繁衍、扩张、起伏的历史过程中,除了传说中的华夏远祖黄、炎二帝战蚩尤,颛顼战共工这两场分别是带领华夏族占据中原和基本上确立了华夏族在中原的主导地位的战争外,真正令历史产生巨大转折并载之史册的节点只有两个:前一个是禹将帝位传于儿子启,开创了父子相继、相对稳定的国家形式,使中华民族步入了天下一家的轨道;后一个是秦灭六国,从此进入了大一统的朝代,从而迎来的国家、民族的大扩张时代。
    而后一个节点的出现,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使中华民族最终完全融为一体,生息于同一片广亵、肥沃的土地上。
    
    秦灭六国,中华民族从此步入了大一统的封建时代。
    秦的统一,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秦的建立,确立了封建王朝的基本模式和政治格局。
    自秦以降,中国的封建王朝都基本上维持着近似的模式,而且皇权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过。
    其次,整个国家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统一了度量衡,使国内各民族得以在同一基础上进行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形成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三,统一后,由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从而大增强了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
    事实上,除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蒙、满入侵外,其它外族的入侵就没有完全得逞过。
    其四,大一统的出现,消除了地域的隔阂,加强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分封制的奴隶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其五,文字的统一,催生出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使中国以东方主宰的地位,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文化辐射扩散到了周边国家,带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从而使中国在亚洲保持了两千年的无以伦比的国家影响力。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因此,纵使是反对、敌视、诅咒秦皇朝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领导中国统一进程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名列中国“四大名君”之首。
    
    但是,秦的统一是使用了激烈的暴力手段的,其间杀人盈野,流血漂杵。
    战争,从来都是政治的延续,而且是解决的终极手段。
    除了强大的国家武力外,秦在争夺霸权,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外交威胁、挑衅离间、背信弃义、残忍无耻的手段层出不穷。
    最终取得了竞争上的优势,并且逐步转化为胜势,最后取得了彻底的成功。
    而秦在此过程中,残酷对待山东各国,强势的扩张导致了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此过程中,秦一直都是奉行高压政策,而没有给天下人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争夺天下,统治天下,一直都是采用霸权政策,以武力相威胁,其统治手段只是单方面的威胁手段。
    因此,秦从开始争霸天下到被推翻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了“霸道”的政策。
    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儒学一派,都基本上是认为“王道”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除了无是非标准的纵横家外,其余各家,包括法家都承认并追求王道治国的境界。
    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乏以王道治国,以仁政致成功的例子,如管仲、乐毅、吴起、齐威王、燕昭王、魏文侯等,都不同程度上以追求王道,实施仁政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他们所仿效的、追求的、希望达到的是周文王、武王的以德服人,以义伐不义的境界。
    所以他们看不上一味崇尚武力,以残暴刻薄著称的秦王朝。
    这是“王道”与“霸道”之争,但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王道”却败给了“霸道”。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事物、思想、历史的评价就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评判的标准了。
    以“忠孝仁义”为标榜的儒家思想,需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以彰显儒家思想的正确性。
    而在汉以前的历朝历代中,禹、汤、文武都是吊民伐罪,享国长久,被誉为“圣人”的人,就是所谓“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的角色,是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对象,是正面的典型。
    而自秦以暴力征伐天下,以不义残虐人民,并因此而仅维持了短短的十余年就宣告崩溃后,儒家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反面典型。
    由于不实行仁政,以暴力诈术对待天下人民,秦的统治终于迅速崩溃。
    在此过程中,虽然并没有达到儒家所希望的“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期望,但其覆灭却确实是“仁义不施,攻守势异”的结果。
    由此,秦朝的暴政和它的迅速灭亡就成了儒家学说中千百年来不断拿来作为示范的“典型案例”,并且以秦不施行仁政而亡国的教训不断警示和鞭策着千百年来的封建帝王们,促使他们“勤政爱民”、“施行仁政”,虽然其效果因人而异,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施行仁政的君主,确是比较享国长久的。
    
    但是,儒学的思想家们却忽视了或者故意廻避了另外一个重要又关键的问题:秦并不施行“仁政”,残虐天下之人,为什么老天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国家承担起了改变历史发展,一统天下的重任呢?而不是选择了山东六国,象齐、楚这样相对温和,宽仁的国家呢?尤其是齐国,在秦灭其国前,在天下狼烟四起、干戈不息的形势下,居然得享四、五十年的和平。
    君王后、齐王建对国民所实行的可谓仁政,但在秦国的暴力机器面前却不堪一击。
    “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这不是讽刺,而是哀伤和怀念,一代仁君却被暴秦饿死在山水之间。
    这是“仁政”的悲剧,也是仁政的不足!存在就是合理,秦国走出了一条与山东六国不一样的路,可就是这条路却是被证明是最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潮流的。
    秦国前后共六代君主对其政策执着坚持,施行不缀,使国力、军力得到不断提升,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山东六国拉开差距,逐步由优势转化为胜势,最终使统一天下的大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天下的统一,铸就了千秋万世的伟业!但是,由于这条路走得太成功了,使得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们和他的大臣们都坚信这是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唯一可行之路,从而忽略了形势的变化会产生新的矛盾,需要因应新的形势重新确定政策这么一种可能性,他们变本加励地将高压政策推行到了极致。
    如果说统一前的奋斗过程就象将车推上山顶一样,而政策、军队就是推动力量的话,那么,到达山顶后,需要的就不是这种力量,而是一种制约、平衡的力量,使车子不会从山顶掉下去或延迟从山顶掉下去的力量。
    但秦的君臣们却不懂这点,到达山顶后仍全力推车,结果车子在下山的路上越跑越快,直至失控后撞山堕崖,粉身碎骨了。
    
    在当时天下纷纭,群雄争霸的时代中,秦国所采取的政策,其强国、强军,提升国力、军力的方法,转优势为胜势的总体政策方针,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其明确的现实意义和可供借鉴的地方。
    今天的形势虽然不再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流血盈野的争斗,但现在的全球争霸、市场竞争、资本决斗的残酷无情,比起古代群雄争斗有过之而无不及。
    毫无疑问,秦国一统天下之路,可以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提示。
    
    秦统一天下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其始于孝公的变法令,从那时开始,直到始皇称帝,秦国经过了七代君主,长达一百四十余年之久!当我们在千百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也不由得心中震撼和掩卷沉思:斯其时也,纵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征战,于始皇帝统一天下开始时,山东各国仍有大于秦国数倍的土地,单一个楚国,其人口就不比秦少到那里去。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到山东六国于秦开始统一征程后却互不相救,而且对强秦畏之如虎呢?又是怎样的历程令到秦国逐步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对山东六国从威慑到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令六国束手就缚,一统天下呢?始皇又是如何判断天下一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后人们实在应当加以认真的研讨,从中吸取对自己有利、有益和有效的经验和教训。
    

    
    战国城邑图
    第一章商君变法,底定强国之基

    秦国是诸侯国中开国较晚的,自平王东迁洛阳时,秦的先人立有大功,得到周王室的认可,正式成为一个诸侯国(等级好象是五级中的“伯”一级)。
    山君个人认为秦人是氐羌的一支,其出身也是西戎的一部分,不过因时际遇,得遇周王室的东迁,从而得到认可,正式进入中原文明之中。
    但是秦的出身是天下共知的,由于立国较晚,而且出身于羌戎的一支,以至被开化较早的山东诸国所岐视和排挤。
    
    但是山东诸国却忽视了作为当时强国之一的秦的历史,秦穆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的文治武功亦曾震惊天下!其后直至战国初年,秦国并不是可以任人鱼肉、宰割的羔羊,秦军仍是一支足以威胁各国的劲旅!但是,战国初年却并非秦国的舞台,反而秦国成了各国争相掠夺和排挤的对象。
    战国初期的魏国就曾从秦手中夺去了河西,而楚也从秦国夺取过土地,可能是汉中吧。
    这两次失地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中,那就是大军事家吴起。
    而中原各国以夷狄视秦,中原的会盟、协议都不考虑秦的需求和利益!国家的尊严被侮辱,国家的领土被占夺,这令到充满血性的秦人和秦公室感到无比的屈辱和羞耻。
    当时秦并非一个封闭和排外的诸侯国,相反它是大度包容的,秦穆公时由于吸收了蹇叔和百里奚两位优秀人才才达成了霸主的愿望。
    所以,秦国并不是一个落后又闭塞的国家,但山东各国的做法却将他们自然地置于秦国相敌对的位置上,成为秦人仇恨的对象。
    
    秦国不可侮!痛定思痛之下,秦孝公发出了振聋发馈的求贤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后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从此令中可以看出孝公的心思,是希望强大秦国,使国家重新成为诸侯强国之一,收复故土,布施德政,令秦重新得到诸侯的敬重。
    但孝公没有想到的是此令使秦国迎来了一位名震千古的改革大家,将秦国推上了一统天下的历史轨道。
    从此,随着大改革家公孙鞅的入秦,秦国的变法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商鞅是卫国公室成员,姓公孙,是战国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
    可他却不得意于自己的国家,于是跑到了魏国,成了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
    公叔痤看出了公孙鞅有治国大才,于是在死前向魏君推荐了他,但又担心国君不肯用他,公叔痤深知,公孙鞅若不为魏国所用,而为别国所用的话,则会对魏构成重大威胁,于是又要求魏君若不用他,就杀了他。
    交托完后事后,公叔痤感到愧对公孙鞅,就将此事告诉了他,并让他赶快离开。
    谁知公孙鞅听后夷然不以为意,他说:“若魏君不能用我的话,又怎会杀我呢?”终于没有离开。
    事情果如他所料,但公孙鞅却看出了魏君不过是一介庸夫,根本用不起自己。
    正在此时,孝公发布了求贤令,公孙鞅由此西行入秦。
    
    说到这里,山君不禁赞叹起我们先人的胸襟来: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中,没有几个是本国人,主导楚变法的吴起是卫人;主导秦变法的公孙鞅是卫人;主导燕变法的乐毅是魏人;而主导韩变法的申不害是郑人!这些改革家们不得志于本国,却在跑到别国后大展才华。
    但是,每一个成功的变法都是君臣相得的结果,所以每一次变法的成功,首先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君主的眼光、胸怀和经历。
    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韩昭侯都是具有大心胸气魄的人,此是成功的基础。
    而魏文侯、赵武灵王、齐威王则是本身就是才华横溢,能直接领导变法的人。
    正是由于各国都重视人才,才会出现象春秋战国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气象,使此时代成为我国思想宝库发源的时代,也主宰了中国二千余年的思想走向!
    一、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没有之一。
    为何这样评价?这是因为商鞅变法所涵盖的范围是空前的,而且很全面。
    秦变法的最终结果是使秦从一个仍处于奴隶制残余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完全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
    商鞅变法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了政体、军事、经济、赋税、政区、治安等涉及到国家根本的方方面面。
    由于变法的范围足够宽广、深远,而且变法的时间足够长,使得变法的优势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从而让变法深入人心,形成了有效的制度,使变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其后纵使商鞅身死,但变法的结果却没有发生变化。
    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第一次变法。
    
    概括起来,变法的内容有以下方面:首先,改革户籍制度,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进行户籍登记,以“伍”、“什”为基层行政单位,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行政掌控能力。
    与此同时配合推行“连坐法”,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共同举发,否则同罪,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不告者与降敌同罪。
    而且,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连坐(有意思的是,最后商鞅自己也是栽在这条法律之下而被抓住的)。
    
    其二,奖励军功,杜绝私斗。
    商鞅在变法中明确规定了二十级爵位制度,以斩敌首为基本的奖励计算方法,每级爵位都详细规定了对应的职位、收入,每种爵位所对应的田宅、奴婢数量和服饰等。
    同时,又规定了禁止私斗,即不许世家大族和奴隶主为了私利而发生争斗,如发生争斗,将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刑罚。
    由于厉行军功制度,秦军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战斗力、凝聚力大为提高。
    此后秦军战力一跃而成诸国之首,自统一之前的一百多年的争斗中,秦军仅败过与赵奢之战、与信陵君的两战、与李牧的三战和灭楚的初战等寥寥数战。
    而禁绝私斗,也大大减少了内耗,将有限的国力几乎全部发挥到争霸天下的角逐中。
    
    其三,鼓励农耕,抑制从商。
    古代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不事生产而从事商贩的商人就被认为是寄生者,一直都被歧视、压制。
    变法对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家庭进行奖励,产量多的,可以免去劳役和赋税。
    而弃农从商的,游手好闲的,会被罚为奴。
    秦国还采取措施,招募别国的无地农民来秦国进行耕种。
    为了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秦国还规定了成年男丁必须分家,独立谋生。
    
    其四,制订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给予有爵位者以尊贵的地位,并规定了各级爵位相应的田地、奴婢、衣饰等待遇。
    这是给予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的,而没有功劳的人,纵使有财富也不得修饰,更不许违反规定使用、穿着相应于各爵位的衣物和用品。
    
    其五,规定公族子弟只有有军功的人才能将名字列入公族族谱,具备公室子弟身份,否则除名。
    这个制度的实施,保障了秦后来历代国君的素质,他们都不是文弱书生,而是能冲锋陷阵的猛士和腹有良谋的帅才。
    
    这几条变法措施是根本,实施的结果,从体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并举,措施之狠,范围之广,远胜于楚、齐、燕、赵、韩等国的变法。
    这也是秦变法效果远好于诸国的原因。
    但是,单靠以上几条是不够的,那只是基础。
    在这几条变法措施大见成效以后,商鞅于显王十九年(前350年)又开始推动二次变法,二次变法的内容更深刻,层次更高,其内容有:
    其一,于咸阳筑王宫,将国都从比较偏僻的栎阳迁到水陆交通比较发达,位于关中平原中央的咸阳,这样更方便国家对各方面的掌控。
    而且由于有关中平原的支撑,咸阳的发展就有了充份的保障。
    
    其二,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土地开垦。
    秦所采取的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落后过时的奴隶制度,成功地将国家经济转移到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模式上。
    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允许人们自由开荒,开荒所得土地归个人所有,可以进行有偿买卖,按占有土地的多少交纳赋税。
    从而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井田制的奴隶社会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秦国的经济实力也逐步上升到了诸国的首位。
    
    其三,进一步完善了行政体制,按一定数量的乡集合成县,各县派有县令,县丞,将关内合并成三十一县,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
    
    其四,统一度量衡,规定了斗、桶、权、衡、丈、尺的规格,这是一个创举。
    统一度量衡后,流通有了统一的基础,为税制改革和统一官员的俸禄提供了依据。
    
    其后于显王二十一年(前348年),对于赋税的改革终于水到渠成。
    但由于史料有限,对于商鞅赋税改革的内容,如今仍有比较多的争议。
    但是,毫无疑问,赋税改革令秦国有了比较充足的财富,可以支持起长期的战争需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秦变法深深地触动了秦国的各个方面,变法措施的强力推行,使秦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措施配套,推行得力,变法后的秦国,政治制度是当时诸国中最先进的,军力、经济力也最强大。
    从而使秦奠定了统一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二、对变法内容的分析
    商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一次变法,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奠定了封建制度的基本框架。
    它对各方面改革力度之深,令人不禁将其与当时及其后的各次变法相比较,当时的不用说,其后无论是汉武的变法、北魏鲜卑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等,若论全面、深刻、彻底,无一能与商鞅的变法相比。
    
    由于变法涉及的范围大,力度大,所以这样的变法就更注重其内容的先后,而且变法的方式也更加需要留意。
    从变法的顺序来看,第一次变法所涉及的是比较基本、能比较快见效的东西。
    这样做能让百姓较快地享受到变法的成果,而且,不进行第一次变法,第二次变法就无从进行了。
    奴隶社会,国家政权的控制只能到达士、大夫的阶层,而士大夫们基本上是奴隶主,所以国家其实无从对奴隶个人实施控制,当然也就无从向他们收取赋税了。
    因此,国家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也就无从谈起。
    国力的强弱,取决于士大夫们对国家的支持力度,不打破此种限制,就无从发挥出国家的真正实力。
    商鞅推行户籍制度,基本上打破了奴隶社会的人口管理制度,从而使国家对其生民的人口、生产状况有了具体的掌握。
    而且,伍什连坐制度的建立,使国家有了实行强有力人口控制的工具。
    所以,秦的户籍制度是实施其它变法的基础。
    当然,这种户籍制度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庶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实行户籍制的基础。
    秦是一个比较新的诸侯国,估计其奴隶主的数量和规模也较少,所以才能比较顺利地实施变革。
    而相反,山东诸国都是老诸侯国,实施这样的变法,其阻力就可能大得多了。
    
    二十级军功爵位制的实施,打破了旧军制的桎梏,为真正有才能、有勇气的人才开通了一条上升的道路。
    请注意秦军的军功制并没有规定受爵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一切以功绩来评定!而社会上的地位也由人的爵位进行规定,也就是说,那怕你出身乞丐、流民,从军后只要你能得到军功,受到封赏,立马就能得到社会地位和财富!这毫无疑问是当时最为公平和合理的军事封赏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军队的上进心和奋斗精神,这是变法中成效最快显露出来的一条制度。
    自此以后,秦军简直是脱胎换骨,战力一跃而起,远过各诸侯国,而且名将辈出,攻城略地所向克捷,甚少败绩。
    而与此相对的是山东诸国,仍沿习着旧的军制,由奴隶主贵族统军,胜无所赏,败无所罚,纵使有一二名将,又如何能与目标明确,奋勇争先的百战精锐相比呢?
    鼓励农耕,抑制从商在当时并无不妥之处,只是长期沿习下去才逐步变得妨害了国家的发展而已。
    战国期间,社会生产力低下,并无太多的剩余物资可供流通,商人的作用就不显。
    而且,从商就会减少农业人口,当时地广人稀,这样只会导致更多耕地无法得到耕种。
    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是一个处于群雄并起的社会时期,保卫国家,争霸天下,需要强力的国家财政,所以战时往往会进行物资管制,将物资的调配、控制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利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
    这种军国主义或称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直到今天仍是战争时期调动国力的不二法门。
    这样当然不允许商人厕身其间,控制国家的部分物资和财力了,只不过这不是经济常法。
    后人不知变通,将重农抑商当作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国策,从而极大地限制和伤害了国家的发展进步。
    
    但真正令商鞅成为贵族死敌却是公室子弟无军功不可籍名的规定。
    对于世袭的贵族来说,这一招实在太狠!奴隶社会,国家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基础上,各阶层如同金字塔一样,互相支撑,最终上到塔顶的是天下共主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公室。
    而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对固定的,也可以世袭。
    所以,一般情况下,贵族子弟若无大错仍是贵族,仍盘踞在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奴隶之上,但商鞅的措施却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制度。
    不能属籍的贵族子弟是什么?是庶民!众多的公室子弟,骄生惯养,能马上搏取军功的有几人?这样一来,公室的数量就锐减到一个国家可以轻松负担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能取得军功以晋身的宗室子弟就没有一个是无能之辈!这样的制度一但坚持下去,宗室中必定人才辈出,而其中能继位的佼佼者又怎会是昏君?事实上,孝公之后的六位秦君,无一是昏庸无能之辈。
    商鞅变法,断绝了多数贵族的富贵梦,贵族们能不恨之入骨吗?剥夺宗室利益的改革者,前有吴起,后有商鞅,都在君主死后倒在贵族们反攻倒算的屠刀下!
    成功的改革者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秦变法也没有止步于第一步。
    若变法只有这么些措施,就比吴起高明不了多少。
    秦变法的成功,关键在于实行了第二次变法,彻底摧毁了奴隶制的基础,从法理、制度上将封建的国家制度稳固了下来。
    第二次变法的措施无一不是目光深远,所谋至大的。
    
    首先是迁都。
    旧国都往往是旧势力的集中地,不利于新制度的推行。
    而且,咸阳的地理位置优于栎阳,有利于国家控制。
    咸阳水陆交通便利,秦迁都至此,已是毫不动摇地摆开了与山东诸国决一高下的格局了。
    
    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最根本的仍是生产方式的区别。
    井田制作为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严重限制了土地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所以,要发展国家就必须给予土地耕种者以相应的保障。
    在第二阶段的变法中,秦国明确地废除了井田制,规定土地归开恳者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
    而且,初恳的土地可以免除十年的赋税。
    这样一来,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使秦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迅速发展,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针对地广人稀的状况,秦国大量招募各国无地自由民进行土地垦殖。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最终颠覆了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使秦国彻底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在这个方面,秦是做得最成功、最彻底的。
    由此国家涣发出强大的活力,国家经济得到强力推动,财富迅速增加,在经济上开始形成统一的基础。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需要更加强力的国家机器进行掌握和控制。
    而此时,进一步在户籍基础上进行行政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秦国开始适时地推行了郡县制,将地方按一定的大小和人口进行组合,在秦境内划分成三十一个县,并且在每个且内设立县令和县丞,分别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和助手。
    国家各级官制就此形成并实施下去。
    地方官员由国家派遣并任免,使国家开始强力地掌握地方的行政权力,从此对国土和人民的统治就不再流于形式和名义,而是实实在在的控制。
    无论征收赋税,征调民夫还是调集军队,国家的意志都可以得到迅速的体现。
    而当时山东各国仍是封地林立,奴隶主横行,国家意志对这些存在还是无能为力。
    长平之战,秦国可以迅速征发河西民众遮挡赵军,终于困死了赵军。
    这就是国家意志的强力体现,而且充分地反映了秦体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对于一个统一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其一,是保证国家财政制度的公平合理,赋税的征收、俸禄的发放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计量手段,在全国各地推行都可以按一个标准。
    其二,保证了国家的法令、政令的统一、顺畅。
    其三,国家的基本建设,诸如道路、桥梁等建造有相应的依据,军队有了合适的制式装备。
    其四,保证了物资流通的顺畅和交易的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其五,统一的度量衡,是生产,尤其是工业规模生产的基础。
    秦军的装备是批量生产的,秦国当时的生产能力是冠于诸国的。
    
    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军队战力强大,人民生活有明确的目标,这样的国家才是可以统一天下的。
    
    三、变法的过程
    变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中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权力斗争、利益交换。
    而坚持变法的人往往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
    历代变法者中不乏大智大勇的人,但却几乎无一能将变法成果延续下去。
    而商君变地的成功就在于改革的成果一直延续到了秦灭六国、天下一统。
    其生命力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法中最顽强的。
    纵观历代,吴起的变法,是人亡政息;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生前就已基本失败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他生前是做得虎虎有生气,但他一死,迅速消亡,连家人都遭到皇帝的清算。
    由此可见,改革的成功待续是多么的艰难!所以,要想取得变法的成功,变法的愿望、变法的内容固然非常重要,可是,一个有条理、有支持、有基础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和方法同样不可或缺。
    只有两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达成变法的愿望,并使变法的成果维持下去。
    
    成功的变法,首先是要做舆论上的准备。
    史载:“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法令的改变,政体的改变,不是马上能取得成果,有益于大家的。
    反之,却是马上有一批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害。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变法是夭折在这个阶段的。
    无数有志改革的人却留下了千古骂名。
    因此,就必需对变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所追求的美好前景广为宣传,让掌权阶层能明白其中的重要性,将关键的人争取过来。
    历朝历代变法一起,统治集团就会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变法派和守旧派。
    变法的依靠往往是君主的支持。
    但变法最终能否延续下去,其最终取决于变法能为国家,能为统治集团——是统治集团,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利益。
    是否有利于家天下的稳固和延续。
    秦国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国力衰弱,丧师失地,只有变法才能振兴国家,这是商鞅和孝公的共识。
    正因有这种共识,秦国的变法才有其产生的基础。
    但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是不够的,更要有强力的行动和手段。
    而首先就是需要利用舆论压制住守旧派的攻击和抵毁。
    对于朝庭上以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势力,商鞅的辩驳极为有力和发人深省:“夫民有可心虑始,而可以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论于法外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
    ”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宣言,言常人所不敢言,这是执行的基本理念,商鞅其后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应当细细地分析商鞅的这段名言,我们从中所得一定很多:一、“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
    ”老百姓是不会在一开始就给变法者以强力支持的,因为这时变法的成果还远远未能取得。
    而给百姓带去的往往是因为传统制度和模式改变而带来的不便和动荡。
    这时大众一般是反对变法的!只有变法成果逐步显现后,百姓的舆论才会越来越倾向变法,支持变法并乐意享受变法的成果。
    因此,变法的倡导者、支持者们就需要事前仔细地筹划变法的步骤,以免激起百姓的巨大反抗。
    二、“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变法就是改变传统和成法。
    创立道德本源的人是不会认可世俗成法的,建立大功的人是从来不会征求大众意见而再决定自己行动的。
    这是因为双方的思考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习惯于传统的人难以创新和突破。
    每一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在大众中一般激起的往往是不理解、反感和排斥。
    因此,由于传统的观念、体制和成法往往是国家落后、衰败的根源。
    所以有志于强国强军的伟大人物们自然会考虑必须打破传统的桎梏,走出创新的路子。
    这些往往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这就必然导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三、“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论于法之外也。
    ”在此商鞅点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一般人没有这样的天赋能力,往往会被所见所闻束缚住,所以他们并不是可以居于决策地位的人,而只能作为被动的执行者,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必然结果。
    而只有大胸襟、大魄力的人才能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创出一条全新的路子,并带领大家沿着这条路走向成功。
    四、“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制礼,不肖才拘焉。
    ”聪明人制订法律是为了控制一般人的;贤明的人确立礼仪,是为了规范不听话的人的!这并不是歧视谁,而是说明国家的法令、礼仪的变更是更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更有利于控制民众的。
    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商鞅其后就是这样做的。
    但他过分强调了“圣人”与“常人”、“智者”与“愚者”、“贤者”与“不肖者”的区别与对立,以致于将自己孤立于大众之外,最终造成了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结果。
    
    新法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在新法公布后,如何令民众相信国家的信誉?如何表达国家的决心?若不能取信于民,那么,新法是无人理睬的,变法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确立新法的信用,商鞅采取的措施很简单:“立木之赏”!史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之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涉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这个措施简单而又有效,在新法未公布前,首先确立了政府的信用。
    那么新法一实施,有政府的信用作为基础,法令就能比较快地得到实施。
    
    当然,如果变法那么容易地推行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变法了。
    新法的推行,必然损害了一批以旧法为基础的旧贵族的利益。
    于是“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法之不便者以千数”。
    一般老百姓是无暇来国都的,也不可能见到当权者侃侃而言!这“千数”之人,必然是各地的官员和散处各地的贵族!在春秋战国的年代,官员、贵族的比例是很低的,纵使到了汉代,官民的比例仍几达八百比一,那么,这千数的官员和贵族,就代表了一股极为可怕的反对势力了。
    当反对力量达到一定的实力后,他们的行动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上升到了行动上了。
    反对派们几乎是一开始就放出了决战的胜负手:“于是太子犯法!”这一手实在毒辣!在中国,太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于国君而言,他是臣,对于群臣而言,他是君!他是未来的国君,太子的犯法,就是代表了新法的未来堪忧,不给予坚决的反击,新法就必然走向失败!孝公实施新法时,年纪应不会太大,估计也是二三十岁的壮盛之年,他在位二十多年,当时,太子估计也只有个十岁左右,还只能算是一个无知小童。
    所以商鞅明白,真正的始作俑者,就只能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
    作为反对势力的代表,他们才是太子犯法的幕后黑手。
    为此,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发动了凶猛的反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春秋战国,称“公子”者,必是公室成员,而姓“公孙”者,也是君亲一族!打蛇打在七寸上!商鞅的手段够狠!一下子就摧垮了反对者们的抵抗。
    商鞅为相十年时,赵良指责他手段太狠,就提到“公子虔杜门不出八年”,这是多么深的仇恨!不管什么年代,能做太子师、傅一类的,都不是简单的人物,这为商鞅个人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可这样一来,其镇慑的威力是巨大的:“明日,秦人皆趋令。
    ”
    但商鞅并不满足于打垮反对派的攻击,他还想彻底铲除反对派的生存根基。
    为此,他对当初反对新法的人下了狠手:“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这是用专政手段确立新法的绝对权威。
    当初,这些人跳出来反对新法,因为人太多,而且又是处于微妙阶段,所以商鞅当时对于这些议论、反对新法的人没能怎样。
    但当新法推行,大见成效之后,当初的部分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跑来说新法的好话了,但却遭到商鞅的无情打击。
    这样一来,商鞅的权谋用得未免太过分了。
    此后,杜绝了众人悠悠之口,新法固然没有敢于跳出来反对的人,但同时,也没有了敢于表示支持,敢于批评新法的人了。
    此后,商鞅就演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众人之外,仅靠孝公支持而与天下众人相对抗的独夫。
    孝公一死,孤立无助的商鞅就“作法自毙”了。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变法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却给变法的发起、领导者带来了杀身灭族的巨大灾祸。
    究其根本,就在于商鞅没有团结起、发展出一批支持变法的力量,无论变法取得了多大成效,商鞅都无法让变法的受益者们转变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
    在这方面,商君的缺陷实在太明显了。
    
    然而商君的推行变法的过程是很成功的,“营造舆论——建立威信——颁布法令——打击反对者——巩固新法权威——达至大见成效”,这样一个模式,几乎成了变法的定式,“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盜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纵使是大儒司马光,也不能不给商鞅变法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变法的最终成果
    商君的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
    在变法实施后,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政体、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都走到了天下各国的前列。
    秦国成了当时唯一的军国主义大国。
    到了现代,以战争、掠夺、扩张为目的,国家的运作主要为了长期战争需要的军国主义国家已是专制、落后、可耻的代名词,但在现代落后的东西,放在两千多年前,却并不落后。
    在当时,军国主义体制肯定是一种先进、有效,能迅速、高效地调动和使用民力的体制。
    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远远地超出了山东诸国的水平的。
    变法后的秦国比起山东诸国来,已经是全方位的超越:
    首先是国体的先进性。
    秦国率先实行了户籍制,并在户籍制的基础上重新将地方民众组织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基层组织。
    “伍”、“什”、“乡”、“县”、“郡”,逐级上升,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行政社会系统。
    县令、县丞的设立,实现了国家对地方的直接管治。
    这是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的雏形,由秦以降,历朝历代,中国国家的组织形式就没有离开过这种形式。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建设是多么彻底、先进!作为一个政治家,商鞅的眼光是多么的深远、前瞻!这种体制的确立一举奠定了秦帝国的领先地位,支持着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着的国力,与山东各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其次是二十级军功制的先进军事体制。
    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合理的军事奖励、晋升体制。
    当然,在当时,这个体制最多也只能做到相对的公平合理,因为同是取得军功,贵族子弟、公室子弟所得的回报是远大于平民子弟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制度成为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军功晋升制度。
    实行这个制度后,秦国产生的名将之多,出身之杂,冠于诸国,山东各国名将加起来怕也就只有这个数吧。
    每代秦君时期,都有相对应的名将出现,甚至不止一个:白起、司马错、杨瑞和、蒙敖、王贲、王龁、王翦、魏冉、李信、蒙恬等等,很多就是出身平民,或是潦倒旅人。
    与之相反,山东诸国中,除赵国产生过几个出身不一定高贵的将领外,其它名将无一不是宗室、贵族:田忌、田单,齐公室后代;乐毅,乐羊的孙子;赵奢,赵公室成员;孙膑,孙武的后代;项燕,楚之三户熊、项、屈这一的子弟;更遑论信陵君魏无忌了!将军权把握在一小撮公室、贵族手中的山东诸国,又如何会是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只论军功,不论出身的秦军的对手?
    其三是先进的经济体制。
    秦之经济体制比之山东诸国,其先进性表现得极为突出。
    与山东六国仍有大量的奴隶方经济相比,秦经济的主体已基本上是自耕农,土地私有化受国家大力支持和保护。
    由于没有奴隶主封地的分割包围,国家能顺利地统一度量衡,针对国家需要和社会体制的实际情况,秦国改革了赋税制度,秦的赋税改革也是奠定了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
    生产力的解放,其结果必然是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其四是国家地位的迅速提升。
    所谓弱国无外交,秦国衰弱时,山东诸国对其大打出手,极力排斥抗拒,将秦视为夷蛮,所有会盟都不知会秦国。
    估计在变法前的秦国,它的使者们也会做得很受气吧!由于变法后秦的国力、军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变法的中、后期,秦的霸气已逐渐显露。
    变法十八年后,秦已多次击败三晋军队,威震天下。
    周王不得不正视秦的地位,“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
    秦孝公使公子少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变法使秦国成为了霸主。
    
    其五是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秦对山东诸国从战略防御逐步变为战略进攻,这是必然的结果。
    当时山东诸国仍以魏比较强大,而且魏侵占河西后,就挡在秦与山东诸国之间,秦要扩张,必先与魏交锋。
    只有夺回河西地,才能与赵、楚等国有所交往。
    商鞅指出了其中的关键:“秦之与魏,譬若人和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
    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
    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今以君之圣贤,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
    然后秦据山河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事实上,秦有崛起,也是从攻魏开始的。
    变法后,秦魏四度交锋,魏丧师失地,最后魏献河西地以求和。
    秦达到了其“据山河之固,东乡制诸侯”的战略目的。
    这是变法的必然结果,其中商鞅功莫大焉!变法,使秦霸业初成,也使秦国上下都认识到:新法是富国之本,强国之路!其后,纵使商鞅身死,但变法的成果却得以保存。
    

    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国的一统天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秦国从争霸天下,到统一天下,其根本得益就在于变法得以坚持实行。
    秦以其远远优胜于山东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支持国家进行了长达百四十余年的扩张战争,最终压倒了山东诸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全胜。
    
    第二章以横破纵

    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横,军力冠于诸国,秦开始了其争霸天下,逐鹿中原的漫长征程。
    由变法的中、后期开始,秦就倚仗其强大的国力、军力,大举东侵。
    孝公时期,秦就多次击败军力强悍的三晋之师,收回了河西地,一雪前耻。
    此后,秦的霸气显露无遗,向东扩张不遗余力,山东诸国连战皆北,丧师失地。
    最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诸国中某个国家可以独力抵抗的了。
    要么联合起来压制秦的扩张,要么处理好与秦的关系,将压力转移到另的国家身上。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国政方针: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或是交好秦国避免祸患,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合纵”和“连横”了。
    
    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一群群,一伙伙的辨士们来往于各国宫庭。
    他们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向君王们推销自己的主张,只要他们的主张一被君王所接纳,马上就身价百倍,富贵逼人。
    他们并没有是非对错,而只是按自身的需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求搏取富贵。
    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其出发点既不是为天下苍生,也不是为各国公室。
    他们只是利用各国作为自己的工具,以推销自己的主张。
    这些人和其后的同类一起,形成三教九流中相当有名的一个流派:纵横家。
    而纵横家中成就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就是两个;苏秦和张仪。
    苏秦曾身佩六国相印,是合纵的代表;而张仪却两度相秦、两代相魏,单论功业,张仪实在远胜苏秦。
    苏秦虽然一力促成合纵,但最终各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而张仪利用连横政策,在各国中上下其手,秦国所获甚丰。
    这是一个山东诸国与秦互有进退的相持阶段,而最终结果是秦国以连横破合纵,终于在相持中逐步取得上风,而秦的外交手段也不断改变,变得越来越狡诈、无耻,不讲信用。
    
    一、合纵的时代
    作为一个对天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流派,纵横家们的行为和个人道德其实是十分低下的。
    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行事肆无忌惮,不计后果,极尽诡诈下流无耻之能事。
    其人品和行为令人不齿。
    就以苏秦为例,他首先是想以连横的手段去游说秦国的,不被接纳后,又想用合纵的方法去游说山东各国。
    其为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
    他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设计圈套,算计张仪,而其人品也极下流,出使燕国时色诱寡居的燕文公夫人,事败后出逃,到齐国后又搅风搅雨,以致为政敌所杀。
    政治上,他反复无常,人品上,他卑劣低下。
    但就这样一个人,却也曾风光一时,佩六国相印,不能不说是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个人,能在历史某一瞬间爆发出绚烂的火花,自有其原因。
    自秦国强势崛起,对山东诸国逐步取得战略攻势以来,六国就开始感到危机了。
    但一时之间,他们又无法向长期争斗的对手们低下高傲的头胪。
    这时,就需要一个人, 一种说法,一个共同的对手,使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从而能使他们坐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共同的对手已经产生了,那就是强秦。
    而苏秦联系六国共同遏制秦国的理论,就适时产生,并且深深打动了各国君主。
    
    从史载苏秦打动各国君主的言语中,可以看到他的说法几乎都是千偏一律,先是奉承被说君主如何英明,地方如何广阔,力量如何强大,然后就进行恐吓,树立起秦如何贪婪无道,描绘出一番秦人如何地凶恶残暴的远景,最后,端上合纵抗秦这一道大菜,那些先被奉承得心花怒放,然后又被威吓得战战兢兢的君主们又怎会不胃口大开,甘之如饴?其实苏秦所说的都是空话,因为其可操作性基本没有。
    他也不知如何去整合这六个互相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矛盾和仇恨,一直都在互相争斗不休、算计不止的同床异梦的同盟者。
    所以,苏秦的所作所为,只是为六国画了一张大饼,但六国谁也没有吃到口,而好处只是落到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苏秦的手中:“于是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车骑辎重拟于王者”。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空手套白狼。
    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求到了权力和富贵。
    
    但是,六国的同盟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六国之间并没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他们互相之间不但有世代的仇恨,而且不断地争斗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六国间并无一个共同的协调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所以合纵的盟约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在搭建这个空架子的过程中,苏秦就屡遇危机。
    虽然苏秦利用张仪入秦暂时解除了危机,但是却给合纵制造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而且因这个对手的发力,从而使第一次合纵的盟约被彻底破坏。
    
    二、以力破局
    合纵的遏制对象是秦国。
    若诸侯真的齐心合力,秦的战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山东诸国与秦相比,不可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但在当时,三、四倍还是有的,纵使秦后来兼并了巴蜀。
    诸侯的合纵,有力地威胁到秦的向东扩张,所以秦的统治者就必然要有应对的方法。
    当然,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只是笑话。
    是的,只有实力相当才能成为对手。
    老鼠的任何诡计,在老虎眼里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在当时,虽然客观上有联合六国,遏制秦国的需要。
    但是,真正令到楚、齐、燕等大国感到威胁的情况并不多。
    因此,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所达成的合纵同盟,基础其实是很脆弱的。
    为此,张仪在取得惠王的信任后,一出手对付山东各国的合纵,所采取的就是武力威胁。
    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
    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张仪深深地抓住了第一次合纵的弱点:各国之间仍有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纷争。
    其实秦国用犀首欺魏则可,欺没有边界接壤的齐是做不到的。
    而且当时齐正处于威、宣阶段,国力强盛,完全可以强秦一战。
    所以,秦要约齐攻赵,必然用的是利益引诱。
    由此可见,第一次全纵的结果并不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好,在利益面前,在长期的矛盾影响下,合纵的盟约几如废纸,一点虚无飘渺的利益和并不强大的威胁,就使齐魏轻易地撕毁了盟约。
    同样,在秦欺齐、魏的过程中,赵、韩、楚、燕也没有任何动作,我相信当初魏被入侵时,一定就近向赵、韩求救,但韩、赵没有给魏以任何支持。
    苏秦有没有劝说赵王?从苏秦的功名事业角度来看,不可能没有,因为不援魏本身就意味着盟约有瓦解的危机。
    但赵、魏两国多年征战,仇恨极深,要赵援魏,谈何容易?魏王一见形势不妙,马上转向,倒向秦国,约上关系较好的齐国,一起去讨伐合纵的发起国赵国去了。
    于斯时也,相信苏秦一定苦涩地明白到,以自己一人之力,去捏合这几个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大国,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六国的同盟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六国之间并没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他们互相之间不但有世代的仇恨,而且不断地争斗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六国间并无一个共同的协调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所以合纵的盟约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在搭建这个空架子的过程中,苏秦就屡遇危机。
    虽然苏秦利用张仪入秦暂时解除了危机,但是却给合纵制造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而且因这个对手的发力,从而使第一次合纵的盟约被彻底破坏。
    
    二、以力破局
    合纵的遏制对象是秦国。
    若诸侯真的齐心合力,秦的战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山东诸国与秦相比,不可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但在当时,三、四倍还是有的,纵使秦后来兼并了巴蜀。
    诸侯的合纵,有力地威胁到秦的向东扩张,所以秦的统治者就必然要有应对的方法。
    当然,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只是笑话。
    是的,只有实力相当才能成为对手。
    老鼠的任何诡计,在老虎眼里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在当时,虽然客观上有联合六国,遏制秦国的需要。
    但是,真正令到楚、齐、燕等大国感到威胁的情况并不多。
    因此,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所达成的合纵同盟,基础其实是很脆弱的。
    为此,张仪在取得惠王的信任后,一出手对付山东各国的合纵,所采取的就是武力威胁。
    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
    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张仪深深地抓住了第一次合纵的弱点:各国之间仍有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纷争。
    其实秦国用犀首欺魏则可,欺没有边界接壤的齐是做不到的。
    而且当时齐正处于威、宣阶段,国力强盛,完全可以强秦一战。
    所以,秦要约齐攻赵,必然用的是利益引诱。
    由此可见,第一次全纵的结果并不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好,在利益面前,在长期的矛盾影响下,合纵的盟约几如废纸,一点虚无飘渺的利益和并不强大的威胁,就使齐魏轻易地撕毁了盟约。
    同样,在秦欺齐、魏的过程中,赵、韩、楚、燕也没有任何动作,我相信当初魏被入侵时,一定就近向赵、韩求救,但韩、赵没有给魏以任何支持。
    苏秦有没有劝说赵王?从苏秦的功名事业角度来看,不可能没有,因为不援魏本身就意味着盟约有瓦解的危机。
    但赵、魏两国多年征战,仇恨极深,要赵援魏,谈何容易?魏王一见形势不妙,马上转向,倒向秦国,约上关系较好的齐国,一起去讨伐合纵的发起国赵国去了。
    于斯时也,相信苏秦一定苦涩地明白到,以自己一人之力,去捏合这几个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大国,是难以做到的。
    
    别人挨打赵不去救,一转眼,赵就变成挨打的对象。
    这时的赵肃王却想起盟约了,指责盟约的发起人苏秦没有尽力了。
    但苏秦自己却深深地明白到:自秦欺赵时起,盟约就名存实亡了。
    面对三国的围攻,苏秦无计可施,只好金蝉脱壳,遁走燕国。
    当然,其出使燕国的名义就是说服燕国援赵或是牵制齐国。
    但苏秦一去赵,他辛苦建立的合纵联盟就一如沙器遇水,一败涂地了。
    由此可见,在纵横家中,苏、张并称,但实际上,张强于苏。
    苏自愧不如,是有自知之明的。
    张仪的第一次出手,就就简单地破解了秦国被孤立的局面,打破了六国对秦的战略包围。
    
    三、乘胜追击
    然而,作为合纵破坏者之一的魏国,马上就尝到破坏合纵的苦果了。
    从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1年)至周慎靓王二年(前318年)为止十三年间,秦国七伐魏国,魏国独挡秦师,屡战屡败,十余年间,魏国共丢失了阴晋、焦、曲沃、少梁、河西、汾阴、皮氏、蒲阳、陕、平周、鄢等大片国土。
    秦通过一系列扩张战争,不但收复了战国初年被吴起侵占的河西,而且用强大的武力威迫魏国迁都,攻取了魏的故都少梁。
    在之前,秦只与魏、楚接壤,而在对魏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击后,秦国向东扩张,国土已经与赵、韩接壤,除燕、齐外,其余山东大国均已打开了自己的大门,秦国已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
    
    这是山东各国的悲哀。
    十余年之中,魏国独抗强秦,丧师失地,十余年间,没有一个国家给魏国以支持和帮助,以对扩秦的向东扩张。
    为此,赵、韩两国也很快就面临秦的威胁了。
    但秦人也十分明白,他们虽然国力上比其它六国稍胜一筹,但也有限。
    所以,不但不能同时与四个邻国开战,而且也该策略地去蚕食邻国的领土。
    所以,虽然魏国是秦国必然的打击目标,但是,秦不是一味地强攻硬打,而是又打又拉,逐步蚕食魏国的国土。
    在七战的间歇中,秦曾两度归还所占的魏土,这样一方面使魏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纵使战败,仍有保有领土的希望。
    另一方面,示诸侯以大度,使诸侯认为占领与归还只是两国自己的事情,从而麻痹了各国的警惕。
    而实际上,这些所谓“归还”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即穿,所谓“归还”的土地,仍处于秦的武力威胁之下,可以说是想取就取,想还就还,魏人根本无力阻止。
    十余年内,魏国历经战乱,丧失大片领土,损失大量士兵和民众。
    可以说,魏基本上被打残了。
    在其后的年代中,魏基本上丧失了对秦的威胁,在秦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秦国开通了东向的大门,达成了第一个战略目的。
    
    山东六国向秦敞开了大门,魏被打残以后,秦的兵锋指向何方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韩国地小力弱,虽然申不害变法后增强了韩的国力,但这种不彻底的变法又如何能与秦相比?数战之下,韩太子入质于秦,韩已不能构成秦的威胁了。
    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赵就无惧于秦了,秦要对赵动手,基本上是两败俱伤。
    张仪也承认:“大王(赵武灵王)收率天下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
    ”如此兵威之下,攻赵是为不智。
    既然无法攻赵,那对还在赵之后的燕就更没办法了。
    除赵以外,当时天下能与秦相抗的,东有齐,南有楚。
    他们就成了秦国东扩的下一个对手。
    本来齐处于魏、韩之后,秦是没有办法的,但在魏、韩为秦所服之后,秦就能威胁到齐了。
    而且,魏、齐世仇,秦就更有机会联魏伐齐了。
    可虽然六国的大合纵已解体,可齐楚间的小联盟还存在。
    齐、楚合纵,以秦之强,也不敢轻撄其锋。
    要东进,就必须拆散齐、楚联盟。
    为此张仪出使楚国,将古代厚黑学发挥到了极致,掀起了继苏秦合纵六国后又一个纵横家们叱咤风云的高潮!
    张仪的使楚,完全继承了商鞅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厚黑无耻精神,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了。
    这一点尤其被后世的儒家和史家所鄙视,认为“攻战之世,天下趋于诈力”,其始作俑者,就是秦,而张仪,是秦国以强大的国力,军力为后盾的流氓外交的集大成者。
    当然,光有流氓外交家,没有猪头统治者,这种把戏是玩不成的。
    魔术大师的表演精彩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助手的本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秦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猪一样的楚怀王,才造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
    否则,张仪这一套为何又不向赵武灵王施展?无它,武灵王的英明神武在战国诸君主中绝对可以排入前五,张仪那套在他面前玩不转。
    
    张仪使楚,本意是要拆散齐楚联盟,为秦国向东扩张,攻打齐国扫清道路。
    但其最终结果是出乎张仪、惠王意料之外的。
    未出使之初,秦并不了解楚。
    但楚国地广人多,在吴起当政期间国力强盛,威震诸侯。
    这时其积威尚未退去。
    因此,最初秦并不敢轻易对楚下手。
    宁愿选择与秦并不接壤,并且军事行动更不利的齐下手。
    但是,张仪一但出使楚国,很快便发现了楚的外强中干。
    而且,更主要的是张仪发现了楚怀王的几个大弱点,从而使秦国及时调整了他的扩张战略,将打击对象从齐变成了楚。
    那么,张仪在出使过程中究竟发现楚王的什么弱点,从而促成了秦的转变呢?我们从怀王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他有几个重大弱点:其一是轻信。
    国家间的交往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没有个人情感可言。
    当张仪抛出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嫁秦宗室入楚王室这两条诱饵后,请求楚、齐绝交。
    在未得地的情况下,楚王竟轻信了张仪的承诺,破坏了齐楚联盟。
    其二是刚愎自用。
    秦国的条件可能是圈套,楚国的高明之士也有人看穿了这一点:“群臣皆贺,陈轸独吊”。
    陈轸看穿了张仪那一套,也觉得地不可得,因此劝说怀王:“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
    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
    秦何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
    是王北绝交齐,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
    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
    ”陈轸可谓目光如炬,不但完全看穿了张仪的图谋,而且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方法。
    可惜怀王却一意孤行,拒绝了陈轸的正确意见。
    其三是行事操切,不计后果,对此张仪一定有所了解。
    所以回秦后,果如陈轸所料,“必负王”,三月不朝。
    其背信弃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怀王尚以为是自己做得不足,“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北骂齐王。
    ”于是“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交合。
    ”惠王、张仪闻之,一定大喜过望吧!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楚王帮他们做到了。
    其四是目光短浅,轻举妄动。
    张仪一看目标达成,马上露出流氓嘴脸,改口说只是答应割地六里。
    使者回报,楚王大怒。
    于斯时也,楚仍有数策可选的:一是向齐致歉,修复旧好,联齐抗秦,毕竟二国已有比较长的合作关系,此策楚虽失去脸面,但实际利益却不会受损害;二是以静制动,整军经武,示敌以强,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三是如陈轸所言,“赂(秦)以一名都,与之交兵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
    ”秦的目标本就是齐,既与齐绝,与秦会兵取之,未尝不可;而四自然是发兵攻秦,是为下计!但无奈最终楚所实行的就是下策。
    
    楚军主动攻秦,一战丹阳,楚师全军覆没,八万战殳,主将被俘。
    当初吴起为楚夺取的汉中郡重新回到了秦国手中,楚王不忿,尽起全国之师偷袭秦国,于是两军再战蓝田,楚军再度大败。
    此时韩、魏二国趁火打劫,南下攻楚。
    楚为求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只好割两城向秦请和。
    为此,在怀王这个蠢猪式的国王领导下,楚国丧师失地,元气大伤。
    
    四、连横破纵,成就高峰
    成大事者,无一不是胆气豪壮、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之辈。
    张仪虽然人品卑下,但却是性格坚忍、胆气雄豪之人。
    秦两败楚师、威震天下,天下莫不侧目而视。
    至此,秦经过连场大战,威慑诸侯,连横的条件已经成熟。
    作为连横的始作俑者,此时张仪可以选择魏、韩等较弱小的国家先进行游说,积威之下,这些国家不敢不答应与秦连横,而且风险小,收效易。
    但是,若不先说服楚国,连横是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的。
    由此可见,苏、张取得大名并非倖至!从张仪将第一个连横的对象选为楚国就可见他的胆识不凡!不凡的胆识是建立在过人的见识上的。
    出使楚国,令张仪深深了解了楚王的性格特点,其弱点使楚王做不到心狠手辣。
    惠王派人告诉怀王,请以武关外地易黔中地时,怀王出于对张仪的极度愤恨,于是答复说:“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
    ”由此可见楚王的轻率和易怒。
    但是,在历经欺骗和挫折后,又有几人能够冷静以对呢?面对楚王的直言索要,秦王都没打算答应,但张仪却看到了连横成功的契机和希望。
    由此,张仪请行,张仪之所以敢行,并非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对楚王、王的亲信、楚国的情况都有深刻的了解,并由此得到了行动的自信和成功的信心。
    张仪向秦王指出成功的可能性有两点:一是有强大的秦国作后盾,而张仪是秦王最宠信的大臣,“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
    ”二是张仪有强力的后手,上次使楚时,机灵的张仪已交好了楚王最亲近的大臣靳尚,并通过靳尚与楚王的宠姬郑就拉上了关系。
    张仪谙熟人情世故,明白对于怀王这样低智商的人来说,“枕头风”是不可抵挡的利器!
    张仪如约之楚,到后被囚,楚王将杀他。
    靳尚、郑就果然先后跳出来阻止。
    于是,“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
    至此,张仪游说连横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于是张仪一年之内,游说楚、韩、齐、赵、燕,劫之以威,诱之以利,成功说服了各国君主,接纳了连横政策。
    在纵、横的较量中,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可惜成果得来不易,失去却快。
    连横刚完成,重用、支持张仪的惠王就死了。
    继位的武王是个战争狂人,武力至上主义者。
    估计看不上张仪的诡计阴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
    ”张仪在惠王在位时,也太过威风,大臣中政敌不少,一见王不待见仪,“群臣多毁短之。
    ”可见,历朝历代中并不缺少见风驶舵的无耻之辈。
    而各国接受连横本是出于无奈。
    一见秦王不再支持张仪,他们也就马上翻脸不认人:“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从。
    ”
    虽然诸侯皆叛,连横最后功败垂成,但是,经过合纵连横的反复较量,秦国成功地收回了河西,打开了东向的通道,削弱了魏、韩,威服了齐、楚,更大地确立了国家的战略优势。
    所以,无论最后能否达成连横的结果,秦国都在客观上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五、乘乱取蜀,扩张国力
    在合纵连横斗得如火如荼之际,秦国却遇上了巴蜀内乱。
    惠王欲取蜀,却又担心路不好走。
    这时,韩国又起兵攻击秦国,取蜀与否,秦臣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张仪为代表,认为取蜀不利,应先反击韩的入侵,乘胜进据二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以司马错为首的大臣们却更清醒地认识到,争取天下不但需要有好的名义,更需要有强大的国力。
    为此,司马错对两种方案的利弊作了精僻的分析:首先,秦要争霸天下,国力仍不足够,“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而取蜀地能“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地足以富民。
    ”其次,蜀国处于内乱中,秦国于乱中取蜀,“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其三,取蜀不会引来诸侯的争夺和阻挠,“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
    ”其四,攻韩,挟天子所得的却是恶名。
    天子是天下共主,威胁天子,不但不会得到好处,反而会引来天下各国的合力阻止,秦不会得到利益。
    相较之下,取蜀远有利于攻韩、挟周。
    惠王是个明君,马上意识到应该如何取舍。
    
    慎靓王五年(前314年),秦起兵伐蜀。
    当然,伐蜀的主将是司马错。
    作为一个当时仅次于白起的秦国名将,司马错的战略眼光尤在白起之上!秦军在他的统率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到十月,平定全蜀。
    当然,秦国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管夷吾一类的仁人,吃到嘴里的肉,焉有再往外吐之理?但是,巴、蜀是请秦帮助平乱,秦也不好公然吞并蜀,于是,使了个诡计,将蜀王贬为侯,这样就成了秦的属国。
    再派陈庄相蜀,控制了蜀的行政大权,这样一来,蜀国名存实亡,成为秦的后花园了。
    “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至此,秦才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压制东方诸国的本钱。
    而且,单以国力而论,纵使国力最强的齐、楚,都已无法与秦相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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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18-07-12 00: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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