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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鬼故事]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_莲蓬鬼话_论坛[第1页]

作者:天行211  更新时间:2018-07-16 00:38:03
    第二章:
    ……唐宋以前,正史中最常见的记载是“青龙见”或“黄龙见”,不过寥寥数字,很少直接描写龙的外形特征。
    后来随着各类野史笔记的增多,随着地方志纂修事业的繁兴,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具体生动的文字。
    
    同治《崇仁县志》卷十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乐侍郎宅旁池中,有巨蟒突睛炯炯,鳞甲爪距灿然如金,雷雨大作,乘云直上。
    正侍郎登第日也,遂以“化龙”名池。
     崇仁县在今江西省抚州地区。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的年号。
    依照《崇仁县志》的描述,龙的身子仿佛是一条长着脚的大蟒蛇,周身鳞片呈金色,它平时生活在水中,却能够随云雨腾空直上。
    这一记载,将龙的出水腾跃牵扯到某人的科举登第,因而读上去总像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迷信传说。
    
    同是宋代,同是江西境内,有人在山地水潭边,确实看见过牛首蛇身的怪物。
    洪迈《夷坚支戊》卷七记载: 德兴坜岠山,亘百余里,有三潭,龙螭所藏。
    其在桃源坞者,时现光怪。
    顷岁,一村妪过之,见异物如牛,卧潭侧,鳞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长夭矫数丈许。
    妪狠狈奔归,尚能为家人道所见,即死。
     这位老妇人蓦然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奇形动物,当时受了很大惊吓,奔回家后便死去了。
    根据她临死前的粗略描述,这个动物的模样像牛,可能头上有角,但身子比牛长得多,身上覆盖着很大的鳞片,鳞片闪闪发亮。
    
    也许有人要问: 这种所谓“牛首蛇身”的怪物,会不会是出于误认呢?诚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事例,即把口中衔着牛、鹿的大蛇错当成了头上长角的龙: 拜龙径,在县西十里余。
    旧有大蛇吞鹿,角余口外,过者惊为龙而拜之,故名。
     (康熙《饶平县志》卷一,) 〔广西〕宣化县河涨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头,有角。
    咸以为龙,喧聚万人。
    设法打捞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撑其口。
    蛇已死,剥皮刹腹,牛身已化
    半矣。
     (慵衲居士《咫闻录》卷三) 不过,这类性质的误认,几乎很快就得到了辨明,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史书上关于见龙的记载,显然不可能完全用误认来加以解释。
    请看康熙《徐州志》卷三六的一则记载: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丰黄河在县南邵家口,有一物逆水而上,昂首数尺,约长六七十丈,面黑须白,额止一角,鼻嘴类牛而大,有时吐舌,舌纯红,长尺余,双目炯炯射人,身尾或隐或浮。
    舟俱避匿,两岸观者如堵。
    自华山至许家楼而没。
     这个被成千上万居民目睹的水中怪物,从外形上看,大概就属于“牛首蛇身”之类。
    它的头部抬出水面数尺高,鼻、嘴像牛,但比牛更大,额头上有一只独角,面部呈黑色,口须是白色,嘴里还不断吐出一尺多长的纯红色的舌头。
    “约长六七十丈”,如此身长无疑是惊人的。
    不过,此物的大部分身子仍没在水里,“身尾或隐或浮”,目击者的观测就不一定可靠。
    或许是把它游动时漾起的水波都估算进去了吧?
    位于云南石屏县东南的异龙湖,是一处天然的名胜佳境。
    明代末年,这里也曾出现过身长数十丈的巨龙: 崇祯四年(1631年),,石屏异龙湖龙见,须爪鳞甲毕露,大数围,长数十丈。
    (嘉庆《临安府志》卷十七) 笼统地说龙的身长可达“数十丈”,总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这类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马彪的《续汉书·五行志》:“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
    ”汉代的河内郡野王县,即今河南沁阳县。
    既然龙已死,当然可以就地丈量。
    “数十丈”尽管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最低取值也应在二十丈以上。
    因为按照语言习惯,十几丈是不能称之为“数十丈”的。
    
    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一则记载,似乎可以证实上述判断。
     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宁,政化尤异。
    黄龙应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三丈,大十围,稍至十余丈。
    《水经注·河水三》 “建武”是汉光武帝的年号,其间相当于公元25年至55年,东汉设置的北地郡,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甘肃东南部及宁夏南部。
    “稍”字的本义是禾末,这里借指尾巴。
    这条龙的尾巴就长十余丈,它的身躯连同头部也应该有这个长度,那么,加起来总长至少在二十丈以上。
    依据东汉初年的尺度标准。
    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今天的2,3米,二十丈就是46米。
    我们现今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类型的大蟒蛇,都还达不到这个长度的一半,而己经发现的恐龙化石中,身体最长的梁龙、震地龙也不过30多米!
    古籍中对于某些罕见动物的描绘,在细节上总不免有夸张之嫌。
    比如这里涉及到的龙角长度,《水经注》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吴琯本均作“角长三丈”,《太平广记》卷四一八引作“二丈”,朱谋玮《水经注笺》、《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龙部纪事一》则为“三尺”,其间相差整十倍,真让人不知所从。
    究竟是原先为“三尺”,后来在传抄过程中误写为“三丈”呢,还是原本就是“三丈”,后人觉得不近情理,才改为“三尺“的?三丈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7米,我们很难相信世间会有这么长的兽角。
    
    尽管《南史·始兴简王萧鉴传》记载,萧鉴在益州时曾“献龙角一枚,长九尺三寸,色红。
    有文。
    ”,可是千年之后的我们,又何尝能弄清他当时所献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汉章帝建初五年(80年),黄龙出现在流经零陵郡泉陵县(今湖南零陵县)的湘江中,而且是两大六小,整整有八条黄龙。
    《后汉书。
    孝章帝纪》载:“是岁(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李贤注引《伏侯古今往》:“见零陵泉陵湘水中,相与戏。
    其二大如马,有角;六枚大如驹,无角。
    ”
    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恰好就生活在那个时期。
    他在《论衡·验符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泉陵城外目击者所提供的情况: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
    临水有侠山。
    其下岩窟,水深不测。
    二黄龙见,长出十六丈,身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丘民皆观见之。
    去龙可数十步,又几状如驹马小大凡六,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
    并二龙为八,出移一时乃入。
    
    古代居民所见到的龙,大多是以单个方式出现的。
    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龙是不喜欢集体活动的,所谓“不众行,不群处”,显得异常诡秘。
    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一种动物要想生存下来,必须保持一个种群的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数量(包括雌雄及年龄的平衡),不可能是单个的。
    《论衡》的记载之所以显得珍贵,是因为它向我们昭示,至少在一千九百年前,这种被称之为“龙’,的珍稀动物仍有一定数量,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悄悄地繁衍,只是人们无从去追踪罢了。
    依照王充等人的描述,成年黄龙的身子比马大,但并不是真正的马。
    除了头上有角之外,它的身子还显得特别的长,长达十六丈,相当于今天的36,8米。
    当时,六条小龙已经爬上了水边高地。
    两条大龙似乎并没有离水登岸,“十六丈”的长度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测算出来的。
     在这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当时目击者说出的直观印象:“状如图中画龙”汉代的画龙是什么模样的? 图1,图2是河南、陕西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上的神龙造型。
    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动物的身子确实比较长。
    研究者普遍认为。
    
    汉代流行的画龙,蛇体形龙纹已明显减少,更多地揉进了一些四足走兽的特征。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类画龙距离现实的动物原型到底还有多少差异。
    王充也没有讲清楚泉陵黄龙仅仅是头部像画龙呢,还是整个身躯都像图中画龙。
    纵览汉代画像石刻对于其它动物的造型,应当承认其写实风格是十分显著的。
    试将石刻画龙与河南濮阳四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第45号墓的蚌壳龙(图3)相对照,就会发现两者之间颇为相似,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汉代石刻画龙较之殷、周艺术作品中的龙纹,在总体上可能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型。
    有人以为,西水坡遗址墓葬中的蚌龙,乃是鳄鱼的造型。
    这一说法过于牵强。
    且看蚌龙的脖子,那是典型的马脖子,跟鳄鱼的颈部相差甚远。
    本世纪40年代,有人在松花江南沿的沙滩上,曾亲眼见过这种被称之为“龙”的大型动物。
    目击者证实,该动物的脖颈确实有点像马脖子,二尺多长,只是没有鬃毛罢了(详见下一章)。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在今天的安徽桐城县境内,有两条龙,一黄一白,从一个水池中跃起,低空滑行了六里路,又坠落在另一个池塘中: 元和七年六月丁亥朔,舒州桐城梅天陂内,有黄白二龙,自陂中乘风雷跃起,高二百尺,行六里,入浮塘陂。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
    此后大约过了六十年,即咸通(860~873)末年的某一春季,有一条青龙坠落在桐城县一户居民的庭院中,它的喉部带伤,坠地时血雨纷纷,当场陨命。
    县里派员将龙的遗体专车送往州府,因为身躯太重,只能割成数十段。
    贾纬《唐年补录》中,对这一事件的经过记载颇详: 唐咸通末,舒州利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
    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酾雨,洒茧箔上;血不汙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
    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
    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
    凡长十余丈,身尾相半,尾本楄薄,鳞甲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光白龃龉。
    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解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
     《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唐年补录》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十一、陶挺重编本《说郭》卷四二引此作“马总 《唐年补录》",这显然是把作者搞错了。
    马总所撰之书名为《唐年小录》,专纪穆宗以前杂事;以马总生活的年限而论,他也不可能去记载发生在咸通末年的事件。
    贾纬乃是唐末人,擅长史学。
    后晋时,曾担任起居郎、史馆修撰,参与编写《唐书》。
    他深感唐武宗以下诸朝缺少实录,不利于修史,于是搜访遗文及耋旧传说,自撰成《唐年补录》一书,又名《唐朝补遗录》。
    
    咸通末年发生在桐城县的坠龙事件,当时的舒州刺史孔威曾向朝廷上表奏明,估计贾纬后来看到过这篇奏文,所以能够将此事敷述得细致入微,尤其是关于龙的外形,我们在其他古籍记载中,还很少看到如此具体的描述。
     这条青龙的死因,似乎是受了某种重创。
    它的鳞片及背鳍跟鱼差不多,尾巴的长度相当于身长,但呈侧扁状,吻边另有长须,这些都好似鱼类的特征。
    可是,它又明明白白长着脚,脚上被红膜遮裹着,不知是不是像鱼石螈那样的蹼足;头上还耸起长得不可思议的角,“双角各长二丈”,恰好跟《水经注》的记载遥相呼应。
    倘若要知道它的总长度,那么,文中已说 “凡长十余丈”,我们姑且算作十二丈吧。
    按唐代的一丈,约合今大的3,11米,十二丈便是37米多。
    如果龙身不是很长的话,何至于要“解之为数十段”呢? 天上会坠下牛首鱼身、躯体庞大的怪物,这类事件看起来难以置信,可是却展见于历代正史、笔记和地方志。
    
    任昉《述异记》卷上载: 汉元和元年(84年),大雨,有一青龙堕于宫中。
    帝命烹之,赐群臣龙羹各一杯。
    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龙羹。
    ” 按我们通常的理解,所谓“龙羹”云云。
    不过是比喻之辞;而依照任昉的说法,似乎汉章帝时的满朝文武,都曾有幸品尝过这种稀世珍馐。
    要是从未有人吃过龙肉,那么,张华《博物志》中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经验之谈:“龙肉以酸渍之,则文章生。
    (龙肉用醋浸泡,则呈现五色花纹)。
    ”
    《述异记》和《博物志》或许不可信,但《隋书·五行志下》明确记载着: 后周建德五年(576年),黑龙坠于毫州而死。
     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下也有这样的记载: 东莞县有地名觐冈者,忽有坠龙蟠于蔗畦之间,身大于桶,鳞滑而油,长约十数丈,历二十日不去。
    或云“天贬之也”。
    
    道光《永州府志》卷十七引曾钰《宁远志》:成化(1465~1487年)中,丹桂乡民田苗甚蔚。
    一夕雷雨大作,有巨物压苗,横数亩,乃坠龙也。
    越旬日,鳞肉腐尽,民拾齿骨归。
     坠龙的遗体竟能横卧数亩地,可见其身长非同一般。
    按自唐至清,均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
    以方测之法,则是横十五步,纵十六步,而一步正合五尺。
    我们就算坠龙能够横卧两亩地吧,它的身长也应当在十五丈左右。
    如此看来。
    古籍中称这种动物“身长数十丈”,固然多了一点水分,而“凡长十余丈”、“约长十数丈”,却是有根据的,并不是诳语。
    
    有人要问:这些所谓的“坠龙”,会不会是海里的某种大鱼或水兽,被龙卷风裹起后又抛在了陆地上呢?我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种假设却无法解释下述现象,即:坠落在陆地上的龙,不仅能够爬行。
    而且能够重新起飞。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有龙悬学宫旁,腥气逆鼻,焚香祷之,腾空而去。
    (乾隆《金坛县志》卷十二)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夏,霖雨,县城北街董姓民家,有龙降于煤堆,数日翔去。
    
    (光绪《临榆县志》卷九) 嘉庆十五年(18I0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龙见于云中,一龙堕地,由李腰庄至赵家墉,拖行数里。
    
    (嘉庆《清县志)卷十八) 龙在飞升的时候,周围地区常出现较多的水汽,给人造成一种龙能够腾云驾雾的感觉。
    所谓“飞龙乘云,腾蛇游雾”,最初很可能也是源于直观经验。
    
    据《十六国春秋·后凉录》记载,建元十九年至二十年(383~384年),前秦符坚派骁骑将军吕光率兵进攻西域,遭到龟兹国(故址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的抵杭,吕光所部被迫在其城南设立营地。
     营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断堤,摇动有头角,目光若电,及明而云雾四周,遂不复见。
    旦视其处,南北五里,东西三十余步,鳞甲隐地之所,昭然扰在。
    光笑曰:“黑龙也。
    ” 所谓“南北五里”,不是说它身长五里,而是说它在陆地上爬行了五里。
    龙的躯体很重,爬行时尾拖于地,会留下明显的印迹。
    
    《陈书·高祖本纪上》记载,太平元年(556年)九月,“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今月五日平旦于御路见龙迹,自大社至象阙,亘三四里。
    ”,三四里之后,龙迹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显然,它是飞走的。
     此类事例,在唐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也时有发现。
    
    乾隆《汲县志》卷末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大雨,河西乡农家王氏。
    甫夕,黑雾四塞窗户间,寒凛不可胜。
    观之,有苍龙蜿蜒在气中,起而复堕者再。
    时王氏女惊仆于地,救之乃醒,问所见,亦同。
    少顷,霆震雾散,失所在。
    明日,视其地,鳞爪印泥宛然。
    
    《后凉录》》、《汲县志》和《饶平县志》所描述的场景,或是在深夜,或是在黎明,或是在雨雾中。
    影影绰绰,总不免使人产生疑心:这种能够造成云雾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动物呢?近年来,“飞碟”,一说盛行。
    有人会由此联想到,这种像大蛇一样、甚至大如断堤的怪物,为什么不可能是“雪茄状飞碟”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的一则记载: 大明蚕神三姑庙旁近龙见,横卧三草舍上,观者数百人。
    见龙鳞甲中出黄毛,其形如驼峰,头与一大树齐,腥臭不可近。
    既堕,天矫不得上,良久云雾复合。
    乃去。
    时己酉岁七八月间也。
     文中所说的“己酉岁”,即公元1249年。
    “大明”乃指大明川,位于今河北灵寿县东南。
    根据对《续夷坚志》内容的分析,该事件发生时,元好问并不在现场。
    他是听别人转述的。
    在《三姑庙龙见》之前,尚有一则记载题为《大明川异卵》,起首便是“曲阳医者郭彦达,曾居大明川”云云。
    有关大明川发生的事情,大概都是这位名叫郭彦达的医生告诉元好问的。
    郭彦达曾经住在大明川,所见所闻应该是真切的。
    坠落在大明川的黄龙,当时正盘卧在三间草棚的顶上,围观者达数百人。
    这一记载清楚地显示,确实有一种腥味浓烈的奇异动物,会从天上坠下来,又能裹着云雾而飞走。
     不过,龙毕竟跟鸟类不同,并不是说走就走、米去目如的。
    从某些记载来看,龙坠地后所面临的首要威胁,是水分的丧失。
    在缺水的情况下,它很难再飞起来。
    
    明人陆延枝《说听》卷下记载: 正德(1505~1521)某年夏,有龙堕于陕西之乾州,其长数十大。
    目光如火,开合闪闪可畏,四足据地而行五里许,得井水飞去。
    居民皆见之。
     明代乾州的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乾县、武功等县地,正德年间出现在该地的堕龙,是一个大型的四足动物,有着长长的身子。
    它在陆地上爬行了五里左右,爬到一口井边,不知用什么方法弄上了井里的水,然后才离地飞走了。
     如果一时得不到水分的补充,那就会出现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龙可能在原地困卧数天乃至十天半月,任凭千万人纵情围观,直等到一场大雨降临,它才乘着雨势腾空而去。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夏五月,龙坠于余干之李梅峰。
    七日不起,将屠之,暴雨迅雷而去。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七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冬十二月,龙见丰城田中,身长四十余丈,头似麟。
    七日后,飞翔挟风雨而去。
     同治《南昌府志》卷六五引《豫章书》 万历戊戌(1598年)之夏,句容有二龙交,其一困而堕地,天矫田间。
    人走数百里,竞往观之。
    越三日,风雷挟之而升。
     谢肇洲《五杂辑·物部一》 “人走数百里,竟往观之”,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尚段如此,要是发生在今天,谁又不想去亲眼看一看这种笼罩着神秘气氛的怪物呢?
    据《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说,他的父亲就曾经去看过堕龙,可惜晚了一步,龙已乘着风雨飞走了: 癸亥夏,高川之北堕一龙,里人多目睹之。
    姚安公命驾往视,则已乘风雨去。
    其境蜿之迹,蹂躏禾稼二亩许,尚分明可见。
     《阅徽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五》 “癸亥”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高川镇,在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
    纪容舒当时正居住在献县,离高川镇不过八十里。
    他虽然未能及时赶到,但“里人多目睹之”,当地居民中有很多目击者,而遭到滚压破坏的两亩多地庄稼,也可证明曾有一个躯体较长的庞然大物在此停留过。
     趋利避害,挣扎求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龙也不例外。
    《聊斋志异》卷二有一则记载,讲述了一条堕龙在不利的处境下,如何设法保全自己,以等待时机再重新起飞: 北直界有堕龙入村。
    其行重拙,入某绅家。
    其户仅可容躯,塞而入。
    家人尽奔,登楼哗噪,统炮轰然。
    龙乃出。
    门外停贮潦水,浅不盈尺。
    龙入,转侧其中,身尽泥涂;极力腾跃,尺余辄堕。
    泥蟠三日,蝇集鳞甲。
    忽大雨,乃霹雳腾空而去。
     “北直界”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本书完稿时,我仍未查实。
    从记载的内容来看,“北直界”应该是某个村镇的名称。
    堕龙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很不灵便,即所谓“其行重拙”。
    它的身躯很粗,勉强钻进了一户乡绅人家的院门,结果引起合宅大哗,又被人们哄赶了出来。
    它迫切地需要水,哪怕是一洼浅浅的泥浆水,它也能藉此苟延残喘。
    它多次试图腾飞起来,可是刚离开地面,又坠落下来。
    它无可奈何地蟠卧在泥水中,苍蝇集满了它身体的表面。
    三天后,一场大雨降临了,龙终于得救了。
    它重新抖起神威,在雨中腾空而去。
    
    如果说《聊斋志异》的记载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篇寓言作品,那么,清代学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五的一则记载,无论我怎么去看,都无法想象那会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 平望镇之西,有地名韭溪,里人潘氏之墓在焉。
    某年夏,忽于赤日阳阳中霹雳一声,白云四起,有一物从空中堕其墓上。
    其物长四五尺,牛首鼍身,有角有鳞而无尾。
    四足皆五爪,而后足若痿痹不能起者,但以前两足蹒跚而行。
    所过之处,翁仲俱仆,大木尽拔。
    村人大骇,聚而观之,且奔告于潘。
    次日,潘至,是物已力倦,颓卧丰草中,腥气不可向迩,绳蚁集于其身,遍体蠕蠕然,而是物若不知者。
    或以竹竿刺之,亦不动,间或昂首一嘘气,触之者无不立倒。
    潘知其异,禁人勿犯之。
    无何,风雷交作,大雨知注、物奋身一鼓,腾空而去。
    至天半,犹垂首俯视,久之始渺,竞不知是何物也。
     平望镇,位于江苏吴江县西南、大运河的西岸。
    
    《右台仙馆笔记》大约成书于光绪七年以后。
    在此之前的某一年夏季,青天白日之下,有一个动物自空坠落在平望镇以西的一处墓地。
    这个动物的模样十分罕见,牛的头,鳄鱼的身子,头上长角,身上有鳞,但没有长尾巴;它长着四条腿,每条腿有五个足趾,后腿好似痿弱无力,只能靠前腿来缓慢爬行。
    跟其他记载中的堕龙相对比,有两点可说是完全相同的:其一,其它散发出异常浓烈的腥味,使人难以靠近,苍蝇、蚂蚁等小虫子爬满了它的全身;二,它在旱地上显得疲软不堪,滞留了大约两天光景,后来也是在雷雨中一跃而起,腾空远去。
    
    俞樾晚年居住在杭州西湖旁的右台山。
    他为撰写这本逸闻笔记,曾致函四方友人,称“伏望儒林丈人、高斋学士,各举怪怪奇奇之事,为我原原本本而书,寄来春在草堂,助作秋灯丛话”。
    关于潘氏墓地牛首鼍身怪物的记载,文笔朴实,描述详尽,可能就是住在平望镇一带的人士提供的。
    记述者的态度相当谨慎,他没有给这个动物随意安上一个名称,而是老老实实地说“竟不知是何物也”。
    从这个动物的外形及特性来推测,很像是民间传说中的龙,只不过它的躯体短小,仅长四五尺,并没有身长数十丈。
    这大概是一条尚未成年的小龙吧?
    明人郎瑛也在《七修类稿》卷四四中证实,确有一种呈长条状的大型动物,能够凭借风雨腾空飞行: 尝闻都指挥李一之云:正德(1506~1521年)间,桃诸所海口淤泥中,见一物如鳅鳝,然盘曲跳联,奋衰莫定,大不可计也。
    人皆视之。
    顷刻云气相接,风雨腾空而去。
    然后知其为龙,然于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
     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1465~1487年)末,客游广东新会县。
    一日,早潮才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渔人各以所担之木,捶之至死。
    官民群往观之。
    其高可人,其长数十大,头足鳞角角,宛然如画,但腹惟多红色。
    
    此可谓见之明也。
     这里记述了两起堕龙事件。
    一起发生在正德年间,地点是浙江临海县以东的桃诸寨。
    这条龙在淤泥中翻腾了一阵后,便伴着风雨飞走了,只能看出它的大概形状像条泥鳅或黄鳝,至于身长则“大不可计也”。
    另二起发生在成化末年,地点是广东新会县海滩。
    这条自空而坠的龙,不幸被渔民们活活打死,随后引来了大批围观者。
    此龙约有一人之高,身长数十丈,头足鳞角酷似画上之龙,只是腹部呈红色。
    住在海边的居民,时常会发现随潮水冲上海滩的大鱼,这类记载在古籍中也是屡见不鲜。
    但是,鱼不会头上长角、腹下有足,也不会从天上坠下来。
    
    据郎瑛说,这条堕龙是他的朋友金茂之的父亲客游广东时亲眼所见,故而称“此可谓见之明也”,既然当时有渔民在现场作证,可知堕龙断不是常见的鱼类。
    请注意“头足鳞角,宛然如画”,这同我们已经习惯的下述观念将发生明显冲突,即:古代绘画中出现的飞龙图形,仅仅是古人想象力的产物。
     堕龙被围观者击毙,这种事毕竟是很少见的。
    在多数情况下,堕龙总是受到当地居民的特殊礼遇。
    居民们为它搭起凉棚以遮蔽阳光,不断用水浇洒它的身体,州、县的地方官员甚至亲临现场,举行祭祀活动。
    
    《聊斋志异》卷四有一则记载,题为《龙无目》,仅有45字,很不起眼,然而在今天看来,却其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 沂水大雨,忽堕一龙,双睛俱无,奄有余息。
    邑令公以八十席覆之,未能周身。
    又为设野祭。
    犹反复以尾击地,其声轰然。
     沂水县令动用了八十领席子,居然还不能完全遮住堕龙的身体,这条龙的长度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怀疑“八十席”乃是“十八席”之误。
    可惜蒲松龄早已不在了,我也无法向他当面讨教。
    假若要故意夸大其词。
    那么,“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似乎也不为过。
    但蒲松龄的这篇《龙无目》,显然不是汗漫无际的寓言故事,而是一篇实实在在的纪实作品。
    
    @苍穹C9B 2楼 2018-07-11 22:09:00

    只要是现实世界的动物,就必然是物质的,就必然遵循这个世界得物理规律,再看看龙那样的造型,能腾云驾雾的飞,可能吗?
    —————————————————
    按各种记载看,龙能飞,但腾云驾雾很明显就是夸张。
    各种堕落到地上的龙,必须借助降雨才能飞得起来。
    
    按各种古籍记载,有人养过龙。
    至于屠龙的不要太多。
    至于吃过龙肉的,也不在少数。
    
    乾:
    初九,【潜龙】勿用。
    

    【白话】初九,龙尚潜伏在水中,养精蓄锐,暂时还不能发挥作用。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白话】《象辞》说:龙象征阳。
    "龙尚潜伏在水中,养精蓄锐,暂时还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此爻位置最低,阳气不能散发出来的缘故。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白话】九二,龙已出现在地上,利于出现德高势隆的大人物。
    

    《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白话】《象辞》说:"龙已出现在地上",犹如阳光普照,天下人普遍得到恩惠。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白话】九三,君子整天自强不息,晚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样将不会有灾祸。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白话】《象辞》说:"整天自强不息",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反复,不敢有丝毫大意。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白话】九四,龙或腾跃而起,或退居于渊,均不会有危害。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白话】《象辞》说:"龙或腾跃而起,或退居于渊,均不会有危害",因为能审时度势,故进退自如,不会有危害。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白话】九五,龙飞上了高空,感恩为他提供帮助的大人物。
    

    《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白话】《象辞》说:"龙飞上了高空",是德高势隆的大人物给他提供了帮助。
    

    上九,亢龙有悔。
    

    【白话】上九,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会后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白话】《象辞》说"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会后悔",因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白话】用九,看不见龙的头部(匿到云层之中),是很吉利的。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白话】《象辞》说:"用九"的爻象说明,天虽生万物,但却不居首、不居功。
    



    @苍穹C9B 2楼 2018-07-11 22:09:00

    只要是现实世界的动物,就必然是物质的,就必然遵循这个世界得物理规律,再看看龙那样的造型,能腾云驾雾的飞,可能吗?


    —————————————————
    @天行211 5楼 2018-07-11 22:24:00

    按各种记载看,龙能飞,但腾云驾雾很明显就是夸张。
    各种堕落到地上的龙,必须借助降雨才能飞得起来。
    
    —————————————————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所言:“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所言:“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第三章

    从1991年11月起,我同任青春建立了通信联系,至今已进行了数十次通信,从各个方面了解了任氏父子的情况。
    那篇投向《中外书摘》的征文稿,其细节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
    1992年5月,按照我拟定的提纲,任青春又同他的已经75岁高龄的父亲任殿元进行了一次长谈,并作了详细的谈话记录。
    这篇谈话记录稿,不仅在细节,上更加具体、真实,而且还订正了那篇发表在《中外文摘》上的回忆文章中的若千失实之处。
    下面是谈话录的全文: 两年前,我份将我父亲亲眼看见“黑龙”一事撰写成文,刊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上。
    当时是参加该杂志举办的征文活动,为了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我较多注意了叙事的连贯性和描写的生动性,将我父亲口述中的许多口头语言换成了书面语言。
    由于我当时不够谨镇,致使部分细节出砚了误差和遗漏。
    为了给研究者提供一份翔实可信的资料,我近日又向父亲作了一次细致的调查。
     75岁高龄的父亲,身体虽不及两年前,但精力却依然旺盛。
    听明我的来意,他极为赞赏,表示全力支持我的调查。
    我们的谈话便由此开始。
     我问:“请您再回忆一下,看到黑龙的那年到底是哪一年?当时您多大年纪?” 父亲很快回答说:“康德十一年。
    肯定没错,因为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
    “那地点您能说得再其体一些吗?" 父亲想了想,说:“肇源县和扶余县相邻,肇源归黑龙江管,扶余归吉林管。
    两县的边界是一条2里宽的江。
    当地人称它是牡丹江。
    附近的地形我说不大准,不过当地人都说那里是黑龙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三江交汇处的三江口。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说的那条牡丹江是东西走向,江南归吉林省扶余县,江北归黑龙江省肇源县。
    江北最近的村子是任家亮子,江南最近的村子是陈家围子。
    发现龙的地点在江南,在陈家围子村东北大约10多里的江边沙滩上,离开江还有20多丈远。
    ” “您能不能再讲一讲当年发现黑龙的经过?” “记得那是康德十一年七月末八月初吧,具体哪一天记不准了。
    因为当时正是雨季,铲地已经挂锄,所以我大致能记住月份,我们五艘小船在你爷爷任佰金的带领下又顺着牡丹江奔上游去了(上游即肇源与扶余以东)。
    随船的有60多岁的老裴头,43岁的丛来顺,38岁的谢八等10余人。
    这天早晨,当我们的船正沿江行进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江南沙滩上聚了许多人,往来奔走不知作什么。
    这里是扶余县领地,比较荒凉,附近村庄很少,往西南10多里地仅有一个陈家围子村,可是全村人加一起也不会有这么多呀!我也是好奇,向你爷爷请求要去看一看,他同意了。
    于是,我们的船就拢了岸,向岸上的人一打听,说是‘黑龙落到沙滩上了’。
    我问:‘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别人告诉我:‘附近尚卧于、任家亮子和邢家围子都有人来带忙。
    ’你爷爷眼尖,指着前边说:‘快看,瞅那外鳇鱼 形准是一条鲂鱼。
    我常听他讲鲂鱼显灵的事儿,只是从没见过,因此就更加感到神秘,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
    到跟前一看,可把我们吓呆了。
    一个黑色怪物,直楞愣卧在那里,足有十好几讨长 这时,我忙问:“您能不能比划一下,它到底有多长?身围有多粗?尾巴又有多长?” 父亲顿了一顿,说:“那东西真是太大了,从这儿一直到那儿。
    ”父亲用手指着,从屋里指向院外。
    我按照他指示的距离,用皮尺量了一下,正好12米。
     进屋后,父亲接着说:“它卧在那里,身下看不着,但身围直径足有1米,上下略宽,左右略窄,也就是说它身子是椭圆形的,高1米,宽有2尺稍多点。
    尾巴比身子略短一些。
    如果刚才你用皮尺量全身有12米的话,后腿以后的尾部也就5米左右吧。
    圆形,越往后越细,尾尖最细,没毛,尺寸说不上来,但那形状和咱东北马蛇子一模一样。
    ”说到这儿,父亲略思付了一下,又说:“它尾巴形状极像马蛇子尾巴,不同的是上面有鳞。
    鳞片的形状跟身上一样,只是大小不同,越往后越小,尾尖处也有鳞,更小,小到什么程度我记不清了。
    ” “您能不能再说一下龙的长相?”我说,“您以前常讲它的相貌和画上画的龙差不多,我总觉得太笼统,您能说得再具休一些吗?比方说眼晴、嘴巴、鼻子、耳朵什么的。
    ” 父亲大概觉得很难一下子准确地描述出来,他微闭双目好半晌,呷了口茶,然后缓缓地说:“那东西确实和画上画的龙差不多,脑袋稍小,大约像牛犊的脑袋那样大,略呈方形,上宽下窄。
    因为它是卧在那里;头布看不太仔细,好像没鳞,铁青色,头上有一根朝天角,位于额头正上方,独角根部较粗,直径约10厘米,角形状像牛角,短且直,长约7,8寸,顶部稍尖但不锐利。
    额头向前凸起,脸上无毛,眼晴闭着,看不准形状,鼻子和嘴较近,形似牛头一般,鼻孔稍稍小于牛鼻孔,嘴形特像鲶鱼,又扁又宽,因为闭着嘴,既看不到牙和舌,又听不到喘气声,嘴巴有1尺多长,额头约1尺来宽,嘴巴宽度也得有6寸多吧,嘴上有几根青色的又硬又长的须子。
    ” 我赶紧问:“那须子有多长?" 父亲回答说:“那怪物的须足有一那多长,根根硬朗,还微微抖动。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看见它的耳朵,两侧的脸上和头上都没看见竖长的耳朵,如果有耳朵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像鸡耳朵那样贴在头上的一个孔洞。
    更有意思的是,它还有一个比较细的脖子,形状有点像马脖子,又扁又长,长度大约有2尺多点,接近头的地方略细一些,脖子上也有鳞,鳞片比身上的小,形状相同,颜色也差不多。
    我记得那会儿是谢老八发现的,他叫:‘你们快看,它的脖子多像马脖子!我们一看,果然像,只是上面有鳞,而没有鬃毛。
    ” 这段目睹“黑龙”的经历,过去常听父亲讲起,有些情节都听得烂熟了,可是对于龙的外形特征,却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描述得细致入微。
    看着父亲正在兴头上,我赶紧趁热打铁,又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龙的鳞片是什么形状的?是有颜色的还是透明的?鳞片有多大?是紧贴在身上的吗?还有,它的脊梁上是不是有像鱼鳍那样的东西?” 面对我连续的提问,父亲一点也不显得忙乱。
    他一边思索。
    一边慢慢地回答道:“它的鳞是圆的,似乎有一端略有一些尖,也就是说,形状特别像鲤鱼的鳞。
    那鳞也不是透明的,而是有颜色的,身脊上的鳞最大,铁青色。
    脖子和尾部的略小,颜色也略浅,腿上的也略小、和肚皮边缘的差不多,还略有点粉红色。
    大的鳞嘛,足有冰盘那么大。
    ” 我插问了一句:“冰盘有多大?”父亲用双手比划了一下,我赶紧上去用尺子一量,最大的鳞直径约5寸,小的约2寸许。
     “它的鳞片是可以自己抖动的,”父亲又接着说,“水边的苍蝇多,鳞片一动咔咔直响,有时还能夹到苍蝇。
    它通身是椭圆形,因此脊背也是圆的,根本没有像鱼分水那样的东西,否则,人们就会怀疑它是鱼而不是什么龙了。
    虽说那鳞片可以动,但它轻易是不动的,只有当人们担来水浇在它身上的时候,它才冷不丁一动,用咱们土话说就是一激灵。
    ” 父亲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龙的鳞片有时能夹住苍蝇,这一方面说明鳞片下面存在空隙。
    可以让苍蝇钻进去,另一方面也说明它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着苍蝇甘愿冒危险死叮不放。
    于是,我就问父亲:“它身上的味大吗?是一种什么味?你们那时离开它多远?有谁上去摸过它吗?” 也许我的问话很有趣,父亲笑了笑,说:“它身上的味特别大,主要是鱼腥味,但也不完全相同,那就是它身上还有一种特刺鼻子的剧烈的气味,特别的难闻。
    我们刚下船,就闻到了岸上的腥味,顺风吹过来,特冲。
    你说有谁摸过它?没有人敢摸它,也不敢走得太靠前了。
    那倒不全是因为害怕,至少我就不怕,在鱼鹰子里,我是出了名的大胆。
    可村长陈庆就在旁边站着,谁也别想过格。
    我最近离那家伙也得1丈来远,如果我能担水的话,还可以再走近,点。
    借浇水的机会再仔细看看,可惜了,我们只是过路的人。
    ” “我记得听您说过,当时还给龙搭了个棚子,用了十五领炕席。
    ”我问,“是用炕席苫的吗?” “不是这样的。
    ”父亲瞅着我说,“关于搭的棚子,我再给你详细讲一讲。
    棚子是用江边附近弄来的柳条通的条子插入地里,1尺来远一根,然后再绑上几道绳子。
    宽有1丈宽,长有7丈左右,高有7,8尺。
    那上面不是用席子苫的,而是从附近折来的柳条子、乱草之类的遮一遮。
    我和你说的是有十五领炕席那么长,并不是真的用炕席苫的,因为江边离村庄太远,又没人肯出席子。
    有叮点我得格外讲给你听,陈庆组织大伙儿浇水,是隔着桩子往里浇,也就是站在柳条桩外,不准挨着那家伙,更不准别人用手碰它。
    什么原因呢?我想一是怕触犯神灵,二是怕出危险。
    ” 按情理说,面对这样一个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巨型动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慌和回避,至少也要站在远处观望,当地人怎么会冒冒失失地前来救它呢?于是,我便问父亲:“当时您可曾看见女人和孩子在场?他们害怕吗?” 父亲说:“我记得在场的几乎全是青壮年汉子,好像没有妇女,可以肯定没有小孩。
    ” “为什么要给黑龙搭棚子?是谁让这么做的?为什么还要 往它身上浇水?不浇又怎么样,它会死吗?”我觉得这些问题是 挺重要的。
     父亲想了一想,然后说:“这事儿我也说不好。
    我听在场的人说,这么多人都是陈庆给弄来的。
    陈庆这人,我是认得的。
    他是这里的甲长,也可叫村长。
    在这地方有些号召力,没人敢不响应。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老辈人常讲‘龙随云,虎随风’,龙是管民间发水的,早涝都得听它。
    人们还传说,出现龙的地方就要出真龙天子,有人要做皇帝了,这可是神灵哪,所以陈庆不许大家叫‘龙’,只能叫‘水虫’。
    ‘水虫’离了水,干渴死了怎么办?老百性又喜又怕,所以壮着胆搭了一个棚子,既防日头晒着龙,又给人划定了一个界限,别太靠前了。
    一般传说中龙都是与人为善的,没有听到哪个故事说龙吃过人。
    可是说是说,真要面对这么大个家伙,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我当时瞅着也怕,从没见过哪!” 我赞同父亲的看法,我是民问文艺家协会的会员,也曾搜集、整理过不少民间传说故事。
    传说中的龙都住在水里,它是管水的。
    能普降甘霖使百姓受益,也能发起洪水让天下受灾,因此我们的祖先敬龙如神。
    我认为这些传说不无根据,龙或许真是一种水下动物。
    再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父亲看到的“水虫”因干燥而奄奄一息,不能动弹了,老百姓用水去浇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估计该问的问题也差不多了,便从资料夹中取出一沓图片来,想请父亲给辫认一下。
    那图片上是各种类型的鳄鱼,有短吻鳄、尖鼻鳄、圆鼻鳄、马岛鳄、恒河鳄、泽鳄、湾鳄、扬子鳄等。
    我问父亲:“您见到的那东西,会不会是这其中的哪一个?”父亲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回,然后将图片递还给我,说:“这些都不是。
    这鳄鱼吧,咱东北虽说没有,可我在电视上见过好多回了。
    那东西要真是鳄鱼的话,我能这么着小题大作吗?” 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便又问:“方才听您讲,我爷爷曾说那东西是条鲂鱼。
    真的是鲂鱼吗?” “当然不是。
    ”父亲回答道,“我们起先也以为是鲂鱼显灵了,跑到跟前一看,哪是什么鱼呀,整个一个大马蛇子! 别看它满身鱼鳞,它可有四条腿,爪子陷在泥里,那腿胯子却看得清清楚楚。
    ” “我爷爷当时没对你们说什么来着?他以前也曾见过这动物吗?” “当时啊,你爷爷脸上是少有的严肃,我看着都有些心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对我们说:‘看看赶紧走。
    ’他自己先急急奔回我们停船的江边去了。
    我们又围着前后看了一会儿,约摸一个多时辰,就听你爷爷在喊我们,只好过去。
    你爷爷说:‘我这这烟抽透了,咱们走吧,别耽误了路程,等明天返回来再看吧。
    ’到了船上,大家还直议论。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爷爷只是一声不吮。
    我有些沉不住气,找问他:‘您原来也见过这水虫?’他摇摇头,又含混地点点头。
    我一时弄不懂他的意忍,就又间:‘那么说它不鲂鱼?’你爷爷说:‘当然不是鲂鱼。
    我以前虽没见过,可我就觉得它是黑龙。
    鲂鱼怎么可以和又龙比呢?不过,应该让它上天入海,不可以这样作残它,这是罪过!’我这才明白他看见黑龙时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严肃。
    往日打鱼时,偶尔打到甲鱼或别的什么怪鱼,你爷爷总要拜上一拜,然后放生。
    他常说:“久在江边站,哪有不湿鞋? 干咱们打鱼混江这一行的,江里什么神都得罪不得,否则是要遭报应的,” 看着父亲的叙述略有些岔开去,我赶忙转到了剩下的几个问题:“那黑龙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又是怎么走的?朝哪个方向走的?您再说一说,当时留下了什么痕迹没有?” 父亲回答道:“它是怎么来的和怎么走的。
    我没有赶上,当然不会知道。
    听当地人说是头一天掉下来的,也有人说是两天前掉下来的。
    可我总不大相信它真会从天上掉下来,也可能是江水涨潮时把它推上岸的。
    黑龙卧的那地方,地势平坦,距江边近,担水的人往返杂乱,弄得满地都是泥坑和积水,把原先的样子都破坏了。
    再说呢,龙的四个爪子插在沙子下,看不见它的脚趾,也就不知退那脚印是什么形状,是从哪里过来的。
    它走的时侯,大约是我们见到它的当天傍晚或者深夜,当时正下暴雨,没人会守在那里,所以也弄不清是怎么走的。
    第二天,我们五只船从上游返回来,又经过这里,还看到了场地上七零八落的柳条,沙子里还留着很腥的气味。
    趴过龙的地方,朝东北方向又弄出了一条沟,这个方向正是冲着江的才向。
    这条沟最深处有一立铁锹深,沟长约丈把长吧,越离远越浅,约摸最浅处被暴雨冲平了,有痕迹的就这么长一段。
    ” “后来你们又去过那里吗?还听到些什么传说?” “我们打鱼常路过那里。
    再以后听当地人讲,日本人封锁消息,不准人到外面乱说,陈庆也不让说。
    这事儿也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日本人为什么封锁这消息,我想他们可能怕人心浮动,对他们不利。
    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那地方是两县交界,又是三江口,附近村落稀、人口少,比较偏僻,再加日本人又封锁消息,知道这件事的人,我估摸着不会太多,也就是附近几个村子的人。
    如果不抓紧调查,非成死案不可。
    ” 任青春 1992-5,30完稿 只要是对生物世界略有所知的人,读了这份由目击者口述的证词,一方面会感到非常惊讶,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发生疑问:这份目击材料果真可靠吗?在得出应有的结论之前,我也曾作过多种假设。
    我曾经假设:任殿元会不会是根据当地流传的某些民间故事,然后编造出一段耸人听闻的“亲身经历”来呢? 且不说任殿元是一位正直而朴实的基层老党员,并非那种哗众取宠之徒,单看他对于“黑龙”形象的细致描摹,便很难相信那会是出自一个年迈老人的凭空想象。
    诚然,在扶余、肇源、杜尔伯特等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中,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样的情节,一条龙突然坠落在地,飞不起来了,当地老百姓纷纷赶来,为这条受难的龙搭建席棚,往它的身上浇水。
    但是,这类情节往往,只是整篇故事中的一个部件,交代过程十分简略,而且很少直接描绘龙的具体形象。
    即使描绘,用的也是“两角像棒槌、眼睛象灯笼”之类近乎夸诞的文学语言。
    而在雕塑、年画、剪纸等民间工艺美术品中出现的神龙,则无非是北海公园九龙壁上的那种造型:头上长着鹿角,口边伸出长须,整个身躯犹如大蟒蛇添上四条腿,前后身子几乎一般粗细。
    经过世世代代的耳濡目染,民间对于这类造型已经非常熟悉了。
    像任殿元那样一个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文化程度又不高的老汉,他若想要编造一段“见龙”的奇特经历,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必然是上述美术作品中的神龙形象,这是最合乎逻辑、也最为省力的做法,然而,任殿元的实际描述却并非如此。
    任殿元说,他亲眼目睹的“黑龙”,脸型确实有些像画龙,但头上长出的是牛角,而不是鹿角,嘴边虽然有须,也没有画上的那么长。
    尤其是躯干部分,跟画龙有明显不同,中段特别粗壮,后腿以下则越来越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大马蛇子”。
    马蛇子,是我国北方居民对蜥蜴类动物的俗称。
    显而易见,任殿元对于“黑龙”外形的描述,并不是依照后世习见的美术造型而敷演出来的。
    追根寻源,只有某些古文“龙”字的写法,才颇似蜥蜴或鳄鱼状,而已经发掘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也曾出现过奇怪的蜥蜴图案。
    据研究者说,这很可能便是龙的最原始造型。
    任殿元所说的“大马蛇子”,居然要到上古文化中去寻觅踪影,这无疑是一条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线索。
    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对此作详细论证,如果龙确为一种动物的话,它的真实形象应当是接近鳄鱼状,而任殿元在1944年亲眼目睹的巨型怪物,极有可能就是这种神秘动物的真正原型。
     九龙壁上的龙图案 新石器彩陶蜥蜴图案 鉴于任青春是这份目击材料的撰写者和披露者,我也曾假设:任青春会不会充分施展了他的文学想象力,利用那些关于“堕龙”的古史记载,精心创作出这样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目击材料呢? 我和任青春不仅有过较长时间的通信往来,还同他进行过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因而对他的生平及志趣有比较真切的了解。
    任青春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家,靠着勤奋自学和不懈努力,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年轻才子。
    我读过他已经发表的主要作品,大多属于文艺类或新闻类,少数几篇是考古文章。
    他对于生物学并无特殊的爱好。
    很难想象他会有那样高的兴致去创作出一个“巨型四脚蛇”来。
    他所以要向外界公开他父亲的那段经历,其动机和整个过程,详见本书附录:《我写作(黑龙)一文的缘起》,我认为,他的自叙是可信的。
     坦率地说,在我的这本小书之前,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或哪一篇论文曾经收拢、汇集过这么多的关于“堕龙”的古史记载。
    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世上真有这种动物,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整理一向是被忽略的。
    任青春在《中外书摘》上发表那篇证文稿时,年仅24岁。
    他所能接触到的古代文化典籍毕竟很有限。
    由于受到环境的限制,包括明、清地方志在内的许多古籍,任青春至今也没有机会去翻阅。
    他并不知道。
    在他以前很久,便有人描写过这种巨型动物,描写过围观这种动物的场面。
    我曾问任青春,是否读过姜夔的《昔游诗》。
    任青春回答,没有读过。
    我告诉他,从《白石道人诗集》中可以查到。
    他说。
    不知哪里可以找到《白石道人诗集》。
    我们退一步说,即使任青春读过《昔游诗》,凭着“一鳞大如箕,一髯大如椽”的夸张性诗句,难道就能复制出一段刻画精细的现代奇闻吗?以前读过姜夔这首《昔游诗》的学者何比千万,其所以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就是因为弄不明白“忽堕死蜿蜒”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也曾数度吟读这些诗句,总觉得迷迷糊糊、似懂非懂。
    只有把关于“堕龙”的古史材料都汇集到一起,再去对照任殿元老人口述的内容,方才感到胸中豁然,姜夔用诗歌所描述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由任青春记录下来的这份目击材料,对于‘黑龙’从头至尾描画得细致入微,这不仅在民间故事中找不到可供摹仿的蓝本。
    即使是那些关于“堕龙”的古史记载也无此先例。
    至于国外盛传的“尼斯湖怪兽”之类,其形态与“黑龙”相去甚远,更难以作为编造故事的依凭。
    因此,任青春在这份材料上施展想象力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出版社的戴淮明,曾接受我的委托,为了查证任殿元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分别于1992年10月走访了扶余市,1993年5月走访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在杜尔伯特县逗留期间。
    淮明君直接采访了任殿元老人,并同老人的家属们共处了两天时光。
    淮明君告诉我,任殿元是一个朴实厚道又充满自信的人。
    他所讲述的,确实是一段他早年生活中的经历,而不是一个由别人编排出来的故事。
    关于淮明君的走访过程,请阅本书附录二:《为了寻访“黑龙”的目击者》。
     1994年3月辰,我又亲赴肇源县,走访了古恰、超等两个乡,同江北岸的数十户老农进行了交谈。
    我意外地发现,五、六十年以前,不仅在肇源境内,甚至在东北的其他地区,这类“掉龙”事件发生过远不止一二起。
    我的采访记实,列为本书附录三:《走访在肇源的土地上》。
    同年4月下旬,古恰乡文化站长崔万禄,为了查实“陈家围子”的确切所在,去松花江南岸的风华乡走访了三天。
    他也同样意外地发现,任殿元所目睹的事件,在该地区历史上决不是独一无二的。
    崔万禄的调查结果,可见本书附录四:《风去风来走风华》。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坚定地认为这项调查工作是有意义的。
    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科学研究。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回到一千一百年前的舒州桐城县,去亲眼看一看那条被分割成数十段的青龙尸体,不可能回到八百年前的太白湖边,去亲耳听一听那些老乡们讲述“观者足阗阗”的热闹场面,甚至也不可能回到一百年前的济南城中,去向居民们查询谁家仍收藏着堕龙的残鳞碎甲。
    然而,仅仅相隔五十年的事件,认真追索下去,还是有可能调查清楚的。
    那些古史记载究竟是不是人工制作的神怪之谈,只要查明了今事,也就理解了古事。
    考虑到任殿元老人在不久前已溢然长逝,而他对于这种未明动物的详细描述,乃是迄今为止最可宝贵的资料。
    因此我决定:在本书中不避重复,不嫌累赘,尽可能完整地存录任殿元的口述材料以及我们对此所进行的追踪调查记实。
    我心里明白,尽管眼下不是崇尚学术研究的时代,这项调查研究工作仍会有人继续下去的。
    即使我的某些观点遭到科学界的严厉否决,我仍有必要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
     从肇源采访归来,我愈加深切地感到:我们以往在探讨神龙之谜的时候,所掌握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
    我对知识阶层本身是否具有完备的科学精神,一向持怀疑态度。
    一方面,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对卜筮之学趋之若鹜;另一方面,现实中发生过的众多乡民救助巨型动物的事件,反被当作“迷信传说”而遭到冷落,长期以来无人过问。
    倘若不是遇上任青春这样的“好事者”,那些有潜在价值的真实事件,可能会长久地沉埋于荒江僻野之间。
    即使经常深入民间搞采风的文化工作者,听到乡民们绘声绘形的述说,往在也是一笑置之,以为那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面已,谁能相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从神话到现实,其间只有一步之差!
    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汉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
    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
    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宋书:
    黄龙者,四龙之长也。
    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
    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
    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
    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两龙见兰陵人家井中
    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
    
    汉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黄龙见新丰。
    
    汉成帝鸿嘉元年冬,黄龙见真定。
    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黄龙见东莱。
    
    汉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黄龙见东阿。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黄龙四十四见郡国。
    元和中,青龙见郡国。
    元和中,白龙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黄龙见九真。
    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黄龙见济南历城。
    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黄龙见琅邪诸县。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黄龙二见东郡濮阳。
     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见沛国谯。
    
    汉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黄龙见济阴句阳,又见金城允街。
    汉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
    
    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
    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
    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而不见。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龙见鄴井中。
    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凡二。
    甘露元年六月,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
    甘露三年八月甲戌,黄龙、青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井中。
    甘露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莘县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龙见轵县井中。
    
    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吴孙权黄武元年三月,鄱阳言黄龙见。
    
    吴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见;权因此改元。
    作黄龙牙,常在军中,进退视其所向,命胡综为赋。
     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
    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
    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吴孙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龙见。
    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龙见。
    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龙见。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二见济阴定陶。
    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见魏郡汤阴。
    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龙见河南洛阳洛滨。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龙二见太原祁。
    泰始二年七月壬午,黄龙见巴西阆中。
    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有司奏:“张掖太守焦胜言,氐池县大柳谷口青龙见。
    ”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新兴九原居民井中。
    咸宁二年十月庚午,黄龙二见于汉嘉灵关。
    咸宁二年十一月癸巳,白龙二见须度支部。
    咸宁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龙见京兆霸城。
    
    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龙三见于永昌。
    太康三年闰四月己丑,白龙二见济南历城。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青龙二见武库井中,帝亲往观之。
    太康六年九月,白龙见京兆阴盘。
    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龙一见鲁国公丘居民井中。
    
    晋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成皋县狱有龙升天。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龙见义兴阳羡。
    永初元年八月,青龙二见南郡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会稽郡西南向晓,忽大光明,有青龙腾跃凌云,久而后灭。
    吴兴诸处并以其日同见光景。
    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宁见黄龙自云而下,太守臧艺以闻。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龙见玄武湖东北隈,扬州野吏张立之以闻。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黄龙见会稽,太守孟顗以闻。
    
    元嘉二十五年,广陵有龙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见。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黄龙见石头城外水滨,中护军湘东王彧以闻。
    孝建三年五月己未,龙见临川郡,江州刺史东海王祎以闻。
    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龙见晋陵占石村。
    改村为津里。
    
    南齐书:元徽三年, 在青溪宅,斋前池中忽扬波起浪,涌水如山,有金石响,须臾有青龙从池中出,左右皆见之。
    
    升明元年,青龙见齐郡。
    
    建元四年,青龙见顺阳郡清水县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黄龙见曲江县黄池中,一宿二日。
    
    中兴二年,山上云障四塞,顷有玄黄五色如龙,长十余丈,从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进旧茔有兽见,一角,羊头,龙翼,马足,父老咸见,莫之识也。
    
    永明十年,鄱阳郡献一角兽,麟首,鹿形,龙鸾共色。
    
    隋书:○龙蛇之孽 梁天监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龙斗,濆雾数里。
    龙蛇之孽。
    《洪范五行传》曰:“龙,兽之难害者也。
    天之类,君之象。
    天气害,君道伤,则龙亦害。
    斗者兵革之象也。
    ”京房《易飞候》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
    ”是时帝初即位,而有陈伯之、刘季连之乱,国内危惧。
     普通五年六月,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之处,树木皆折开数十丈。
    与天监二年同占。
    经建陵而树木折者,国有兵革之祸,园陵残毁之象。
    时帝专以讲论为务,不崇耕战,将轻而卒惰。
    君道既伤,故有龙孽之应。
    帝殊不悟。
    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龙斗。
    波浪涌起,云雾四合,而见白龙南走,黑龙随之。
    其年,侯景以兵来降,帝纳之而无备,国人皆惧。
    俄而难作,帝以忧崩。
     大同十年夏,有龙夜因雷而堕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视之,大如驴。
    将以戟刺之,俄见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数百斛船,家人奔走。
    《洪范五行传》曰:“龙,阳类,贵象也。
    上则在天,下则在地,不当见庶人邑里室家。
    井中,幽深之象也,诸侯且有幽执之祸,皇不建之咎也。
    ”后侯景反,果幽杀简文于酒库,宗室王侯皆幽死。
     陈太建十一年正月,龙见南兗州池中,与梁大同十年同占。
    未几,后主嗣位,骄淫荒怠,动不得中。
    其后竟以国亡,身被幽执。
     东魏武定元年,有大蛇见武牢城。
    是时,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艳。
    世子澄悦之,仲密内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阴引西魏,大战于河阳。
    神武为西兵所窘,仅而获免,死者数千。
     后齐天保九年,有龙长七八丈,见齐州大堂。
    占同大同十年。
    时常山、长广二王权重,帝不思抑损。
    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
    常山王演果废帝为济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龙见济州浴堂中。
    占同天保九年。
    先是平秦王归彦受昭帝遗诏,立太子百年为嗣。
    而归彦遂立长广王湛,是为武成帝。
    而废百年为乐陵王,竟以幽死。
     天统四年,贵乡人伐枯木,得一黄龙,折脚,死于孔中,齐称木德。
    龙,君象。
    木枯龙死,不祥之甚。
    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龙见邯郸井中,其气五色属天。
    又见汲郡佛寺涸井中。
    占同河清元年。
    后主竟降周,后被诛。
     武平七年,并州招远楼下,有赤蛇与黑蛇斗,数日,赤蛇死。
    赤,齐尚色;黑,周尚色。
    斗而死,灭亡之象也。
    后主任用邪佞,与周师连兵于晋州之下。
    委军于孽臣高阿那肱,竟启敌人,皇不建之咎也。
    后主遂为周师所虏。
     琅邪王俨坏北宫中白马浮图,石赵时澄公所建。
    见白蛇长数丈,回旋失所在。
    时俨专诛,失中之咎也。
    见变不知戒,以及于难。
     后周建德五年,黑龙坠于亳州而死。
    龙,君之象。
    黑,周所尚色。
    坠而死,不祥之甚。
    时皇太子不才,帝每以为虑,直臣王轨、宇文孝伯等骤请废立,帝不能用。
    后二岁,帝崩,太子立,虐杀齐王及孝伯等,因而国亡。
     仁寿四年,龙见代州总管府井中。
    其龙或变为铁马甲士弯弓上射之象。
    变为铁马,近马祸也。
    弯弓上射,又近射妖,诸侯将有兵革之变,以致幽囚也。
    是时汉王谅潜谋逆乱,故变兵戒之。
    谅不悟,遂兴兵反,事败,废为庶人,幽囚数年而死。
    
    新唐书:△龙蛇孽
    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大蛇屡见。
    蛇,女子之祥;大者,有所象也。
    又汾州青龙见,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堕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尺,长七寸。
    
    显庆二年五月庚寅,有五龙见于岐州之皇后泉。
    
    先天二年六月,京师朝堂砖下有大蛇出,长丈余,有大虾蟆如盘,而目赤如火,相与斗,俄而蛇入于大树,虾蟆入于草。
    蛇、虾蟆,皆阴类;朝堂出,非其所也。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与黑蛇斗,白蛇长六七尺,吞黑蛇,至腹,口眼血流,黑蛇长丈余,头穿白蛇腹出,俱死。
    
    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曰:“此欲决水潴洛城。
    ”即以天竺法咒之,数日蛇死。
    
    十四载七月,有二龙斗于南阳城西。
    《易坤》:“上六,龙战于野。
    ”《文言》曰:“阴疑于阳必战。
    ”
    至德元载八月朔,成都丈人庙有肉角蛇见。
    
    二载三月,有蛇斗于南阳门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建中二年夏,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棠树甚茂,民祠之为神。
    有蛇数百千自东西来,趋北岸者聚棠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有径寸龟三,绕行,积蛇尽死,而后各登其积。
    野人以告。
    蛇腹皆有疮,若矢所中。
    刺史康日知图其事,奉三龟来献。
    
    四年九月戊寅,有龙见于汝州城壕。
    龙,大人象,其潜也渊,其飞也天;城壕,失其所也。
    
    贞元末,资州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百姓纵观,三日,为烟所薰而死。
    
    大和二年六月丁丑,西北有龙斗。
    三年,成都门外有龙与牛斗。
    
    开成元年,宫中有众蛇相与斗。
    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龙斗于浙江,水溢,坏民庐舍。
    占同天宝十四载。
     光启二年冬,鄜州洛交有蛇见于县署,复见于州署。
    蛇,冬则蛰,《易》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
    明史:▲龙蛇之孽
    成化五年六月,河决杏花营,有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锐上圆,质青白,盖龙卵也。
    
    弘治九年六月庚辰,宣府镇南口墩骤雨火发,龙起刀鞘内。
    
    十八年五月辛卯,日午,旋风大起,云翳三殿,若有人骑龙入云者。
    
    正德七年六月丁卯夜,招远有赤龙悬空,光如火,盘旋而上,天鼓随鸣。
    
    十二年六月癸亥,山阳见黑龙,一龙吸水,声闻数里,摄舟及舟女至空而坠。
    
    十三年五月癸丑,常熟俞野村迅雷震电,有白龙一、黑龙二乘云并下,口中吐火,目睛若炬,撤去民居三百余家,吸二十余舟于空中。
    舟人坠地,多怖死者。
    是夜红雨如注,五日乃息。
    
    十四年四月,鄱阳湖蛟龙斗。
    
    嘉靖四十年五月癸酉,青浦佘山九蛟并起,涌水成河。
    万历十四年七月戊申,舒城大雷雨,起蛟百五十八,迹如斧劈,山崩田陷,民溺死无算。
    是岁,建昌民樵于山,逢巨蛇,一角,六足如鸡距,不噬不惊,或言此肥遗也。
    
    十八年七月,猗氏大水,二龙斗于村,得遗卵,寻失。
    十九年六月己未,公安大水,有巨蛇如牛,首赤身黑,修二丈余,所至堤溃。
    
    三十一年五月戊戌,历城大雨,二龙斗水中,山石皆飞,平地水高十丈。
    
    四十五年八月,安丘青河村青白二龙斗。
    
    孝文帝: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
    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
    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
    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
    於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
    朕亲郊……

    封禅书: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
    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暢茂。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
    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宣帝记: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成帝记:冬,黄龙见真定。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是岁,零陵献芝草。
    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西域假司马班超击疏勒,破之。
    

    灵帝:沛国言黄龙见谯。
    

    皇后记:安帝延光三年,济南言黄龙见历城,琅邪言黄
    龙见诸。
    是时安帝听谗,免太尉杨震,震自杀。
    又帝独有一子,以为太子,信谗废之。
    是皇不中,故有龙孽,是时多用佞媚,故以为瑞应。
    明年正月,东郡又言黄龙二见濮阳。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
    襄楷以为夫龙者为帝王瑞,《易》论大人。
    天凤中,黄山宫有死龙,汉兵诛莽而世祖复兴,此易代之征也。
    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汉。
    
    文帝记: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事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
    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扬之言,其验兹乎!”

    少帝记:是岁,青龙、黄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
    

    先主: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
    人鬼忿毒,咸思刘氏。
     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
    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
    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吴主: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
    三月,鄱阳言黄龙见。
    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
    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
    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
    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
    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
    

    黄武八年夏,黄龙见举口,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
    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

    帝记:是岁,凤皇六、青龙十、黄龙九、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戊申,青龙、黄龙各一见于鲁国。
    

    龙蛇之孽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
    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
    魏以改年,非也。
    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兴废之应也。
    魏土运,青木色,而不胜于金。
    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
    青能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
    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
    ”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
    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
    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龙见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
    六月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
    三年,黄龙、青龙俱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
    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井中。
    三年二月,龙见轵县井中。
     吴孙皓天册中,龙乳于长沙人家,啖鸡雏。
    京房《易妖》曰:“龙乳人家,王者为庶人。
    ”其后皓降晋。
     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午,白龙二见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龙见武库井中。
    帝观之,有喜色。
    百僚将贺,刘毅独表曰:“昔龙漦夏庭,祸发周室。
    龙见郑门,子产不贺。
    ”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应受嘉祥。
    ”遂不贺也。
    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
    但非其所处,实为妖灾。
    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瑞,今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
    ”
    汉惠帝二年,两龙见兰陵井中,本志以为其后赵王幽死之象。
    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
    是后七年,籓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二逆皆字曰龙,此之表异,为有证矣。
     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产一龙子,色似锦,文常就母乳,遥见神光,少得就视。
    此亦皇之不建,于是帝竟沦没。
     吕纂末,龙出东厢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
    俄又有黑龙升其宫门。
    纂咸以为美瑞。
    或曰:“龙者阴类,出入有时,今而屡见,必有下人谋上之变。
    ”后纂果为吕超所杀。
     武帝咸宁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听事平上而人不知,但数年怪府中数失小兒及猪犬之属。
    后有一蛇夜出,被刃伤不能去,乃觉之,发徒攻击,移时乃死。
    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极不建,故蛇孽见之。
    汉灵帝时,蛇见御座,杨赐云为帝溺于色之应也。
    魏代宫人猥多,晋又过之,燕游是湎,此其孽也。
    《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淄有大蛇,长十余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迳从市入汉城阳景王祠中,不见。
    天戒若曰,昔汉景王有定倾之功,而不厉节忠慎,以至失职夺功之辱。
    今齐王冏不寤,虽建兴复之功,而骄陵取祸,此其征也。
     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
    京房《易妖》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
    ”寻有王敦之逆。
    
    翻翻二十四史,龙一直就没断过。
    从黄帝时代开始,贯穿了中华的历史。
    如果结合考古,起码六千多年前,就有了记载。
    【龙虎蚌那个】

    如果现在真发现一条真龙,那估计是国宝级别的动物吧?光是门票钱就收到手抽筋啊。
    国人十几亿那个不想见见这玩意?

    第四章在神话与现实之间
    古代文化以龙为喻,并非凿空乱道,而是言有所据。
    不论民间艺术家们给龙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
    
    《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根据历来的传说,对“龙”作了如下定义: 龙,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
    能走,能飞,能游泳。
    能兴云降雨。
    
    《辞海)(1989年版)所作的概括也许更加精炼: 龙。
    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角须爪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
     正是在这一定义面前,我们曾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有人查遍了中外所有的生物学资料,就是找不到一种能够与上述定义相对应的动物。
    
    于是,一个并不算过分轻率的结论便自然产生了:龙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有人甚至称之为“生物学上假设的杰作。
    ” 这样一个来自虚空的‘假设’。
    竟能笼罩中国文化达数千年之久,并且愈演愈烈,蔚为大观,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翻开中华古籍,举凡诗词曲赋、小说杂记,乃至哲学著作、政治论文,龙的形象无所不在。
    人们既然已经主观地认定龙是一个神话,就不会认真看待这些文字。
    人们甚至以为,说龙是最省力、最不需要要什么根据了,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犹河汉而无极也”。
    
    可是,从前文所列举的那些来自不同朝代的历史记载中,从任殿元老人关于1944年秋季在松花江衅亲身经历的追述中,我们隐约约地意识到世间确曾有过这么一种会走、会飞、会游泳的奇异动物,我们的思路便不能不因此而发生转折。
    当一种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事物,正通过某种方式开始显露它的真相时,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换一种眼光,去重新估价那些流传了很久的神话、传说和寓言,去重新认识那个已经被解释了千百回的神龙之谜呢?
    一说起龙的神秘性,人们很容易想到《说文解字》上的那段诠释: 龙,鱗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许慎的发明。
     有鱗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
    (《大戴礼记?易本命》) 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欲小則化如蚕蠋,欲大則函于天地,欲尚則凌于云气,欲下則入于深泉。
     《管子?水地》) 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
    (《说苑?辨物》) 可见,在《说文》之前,这类夸诞的、诡异的说法已经在社会上普遍流传,许慎只是略作概括罢了。
    
    浓重的神秘色彩,必然会掩盖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好比笼罩在烟雾中的山峦,难以辨淸它的全貌。
    现在的问題是:这类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中,是否仍有可能包含着某些真理的成分? 最值得注意的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本书第二章有关堕龙的记载中,除了《豫章书》所记降落在丰城县的那一次是冬季十二月,其余的全在农历四月到八月之间,尤以夏季为多。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差不多跟许慎同时的张衡,在《应间》中写道:“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
    涉冬则掘泥而潜蟠,避害也。
    ”这也说明龙的腾飞是有季节性的,一般在春夏之际。
    
    所以当汉成帝在位时,有一年冬季黑龙出现于东莱郡(治所在今山东掖县),陈汤便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
    《周易·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我现在还弄不清楚,龙是不是真的跟蛇一样,每年有一段冬眠期。
    不过,古人通过断断续续的观察,至少获得了这样的经验:秋分以后,龙在地表的活动归于阒寂,即使偶尔露面,也是在某些大井的深水里。
    一个同样显豁的事实就是:在冬天,地下水的水温明显高于地表水。
     古代神话中说,舜之臣属伯益,始凿地而为井,潜龙恐被害,故登云而去。
    神话固然多赖于想象,但也不可能完全是空中楼阁。
    龙常见之于井水中,这是有史实依据的。
    
    本书第一章中曾提到,太和七年正月,摩陂的一口大井中浮现青龙,魏明帝曹叡亲率群僚前往观看。
    隋代以前,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我将已经搜集到的按时间顺序开列于下,并且标明了今日的位置所在:
    惠帝二年(会元前193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和帝永元十年(98年),黄龙见颍川定陵(今河南鄢城县西北)民家井中,色黄,目如镜。
    《艺文类聚》卷九八引《伏侯古今注》
    正元元年(254年)冬十月戊戌,黄龙见于邺(今河北临津县西南)井中。
    《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
    甘露元年(256年)春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个河南济源县南)井中。
    夏六月乙丑,青龙见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东)界井中。
    (同上)
    甘露二年(257年)春二月,青龙见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井中。
    (同上)
    甘露三年(258年),青龙、黄龙仍见顿丘(今河南清丰县)、冠军(今河南邓县西北)、阳夏县(今河南太康县)界井中。
    (同上)
    甘露四年(259年)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今属河南)界井中。
    (同上)
    景元元年(260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今属陕西)井中。
    《三国志·魏志。
    陈留王纪》
    景元三年(262年)春二月,青龙见于轵县井中。
    (同上)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新兴九原(今山西忻县)居民井中。
    (《宋书·符瑞志中》 太康五年(284年)正月癸卯,青龙二见(洛阳)武库井中,帝亲往观之。
    (同上)
    太康九年(288年)十二月戊申,青龙一见鲁国公丘(今山东滕县西南)居民井中。
    (同上)
    咸宁二年(400年),夜见龙出东箱井中,行大殿前蟠卧,旦见其其鳞甲、足迹,尚有湿处。
    《事类赋注》卷八引《凉州记》
    世祖神武三年(430年)三月,有白龙二见于京师(今山西大同市)家人井中。
    《魏书·灵征志上》
    真君六年(445年)二月丙辰,有白龙见于京师家人井中。
    (同上)
    庄帝永安二年(529年),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龙见于井中。
    久不去。
    (同上)
    隋唐以后,有关井龙的记载仍时有所见,其中有些还描述得相当具体。
    例如,南宋人洪迈在《夷坚三志·壬集》卷一中记载,宜黄县(今属江西)有一涂姓大户,其宅内深井中浮现龙身,搞得合家惶恐不安: 其宅有大井在厨旁。
    一日,婢晨兴汲水,桶坠于内,取它桶继之,复然。
    至假诸那舍,迨至七八,若有物从中掣搦者。
    走告主母,母以为妄感,将杖之。
    济止之曰:“未可,吾当自往观。
    ”即往井栏探首,见一物头角焉然,乃龙也。
    中有重雾。
    出气滃滃然,但微觉腥秽,急奔避之。
    一家危慄,几无所容。
    速施锦被覆井口,而遨旗昌观道士醮谢。
    里闬稍知之,莫敢来视。
    有胆勇男子窃窥之,见其鳞爪,而水时时震动。
    次夜,乃潜迹不出,水平如初。
    后两月,始命淘浚,入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水竟无所增。
     “头角焉然”、“微觉腥秽”,足证乃一动物也。
    此物能将提水用的七八个木捅都弄成碎片,可见其力量委实不小。
    “中有重雾,出气滃滃然’,这不正是能够喷吐水雾的龙吗?
    逮至清代乾隆年间,合江县(今属四川)一张姓居民家井中,亦曾浮起一条“满身金鳞”之龙。
    这在当地可算一大新闻,前往观看者甚多,县志中也留下了记录: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年)八月初二日,庙高张英家井中龙见。
    其女汲水遇之,归告其祖。
    往视,犹存头角,分明满身金鳞,大若小桶,逾时不见。
    连见三日,后其水若米汁焉。
    观者如堵。
    (周治《合江县志》卷五二) 我所以要详尽地引录古籍中有关井龙的记栽,是因为龙的这一特殊习性;将有助于我们鉴别它在生物界的真实身份,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潜龙"一语的实际意义。
    
    试想,龙怎么会钻到井里去的呢?考井水之来源,多半为不透水岩层之上的潜水;但有些井在开凿时穿过了不透水岩层,与更深处的地下水相接,因而水量更加丰富。
    《初学记》卷八引《续征记》:“历山有井无底,与城西南涌泉相通。
    ”指的就是这类能与地下涌泉直接相通的深井。
    地下水是在土壤、岩石的孔洞之间弯弯曲曲流动的。
    其中有的孔洞可能较大,有的还可通向地表的江湖。
    古书上就曾记载,有人不慎将马鞭坠入一井中,过后不久,又从数十里外的江中得到了。
    由此看来,一种动物若要时常出现于井泉中。
    尔后又能从井泉中悄然而逝,它必须具备一项特殊的本领,即能够在构造复杂、宽窄不一的地下水网之间潜行自如。
    
    它会是蛇吗?纵然是惯于水栖生活的水蛇,在休眠期间,也是蟠卧于河滩淤泥内,并不钻入地下水泉。
    
    前文所引的《凉州记》明确记载,咸宁二年某夜,有龙出于井中,第二天清晨,发现在它趴过的地方留有鳞片和足印,可见这种动物并不是蛇类。
    
    它会是鳄鱼吗?鳄鱼除了肺器官以外,并无其它的呼吸功能,因而呼吸时仍要浮上水面,不可能在地下深水中作长距离的运动。
    有人曾观察到这样的事例:一条被豢养的鳄鱼偶尔滑入井中,它在里面足足困守了两个星期,根本不会从地下水中潜走。
    何况古籍记载中所描绘的某些井龙,“满身金鳞”、“光色烛熠”,体表呈现彩虹般的光泽,这跟鳄鱼的体色又是明显不同的。
    
    它会不会是穿山甲呢?穿山甲古称“鲮鲤”,又名“龙鲤”。
    它倒是擅长掘地之术,但所掘之洞大都较浅,很少有深达5米以上者。
    穿山甲属于陆地哺乳动物,虽然也会泅水,却不善于深潜,更没有长时间泡在水里的习惯。
    穿山甲的头部比较小;头上也没有任何角状突起物,不可能给人以“头角焉然”的感觉。
    
    看来,这种有鳞有角的常以地下深水为藏身之所的井龙,属于一种迄今未明的潜藏动物。
    王充在《论衡·验符篇》中说:“龙,潜藏之物也,阳见于外,皇帝圣明,招拔岩穴也。
    ”将龙的出现与“皇帝圣明”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封建迷信的臆说,生当东汉时代的王充也未能免俗;不过,王充判定龙是一种“潜藏之物”,这应该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龙在古代历史上之所以被搞得那么神秘,客观上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它平日里很少出现,即缪袭《青龙赋》中说的“旷时代以稀出”。
    
    洪迈《夷坚丁志》卷五记载:绍兴末年,朝廷发数万民工,在溧水县(今属江苏)石臼湖浅处修筑圩堤: 次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四月十二日正昼,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走浪蔽川,昂首游其间,如蛟螭之类而戴角。
    村民老弱夹岸呼噪,争携篮畚,循水旁捕鱼。
    邑尉黄德琬适董役,见之,问其人,皆云:"螭龙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体涎沫甘腥,故群鱼逐而啖食。
    但掠岸时,渔人所获无百斤以下者。
    ”是日,此物穿丹阳湖而去。
    
    这就引发了一个间题:如果乡民反映的情况属实,这条流沫腥烈的螭龙每隔一二年或三五年才出现一次,那么,大部分时间里它又钻到哪儿去了呢?严忌《哀时命》:“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罔罗。
    ”“旋渊”即九旋之渊,很深很深的水泉。
    到底要多深呢?葛洪《抱朴子·广譬》:“重渊不洞地,则不能含螭龙。
    ”“洞”意为穿透。
    重渊之下再透地,不就和地下暗河相沟通了吗?
    让我们来读一读《拾遗记·虞舜》中的传说吧: 南洋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
    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
    鱼、龙同穴而处。
    其国献毛龙,一雌一雄,故置豢龙之官,至夏代养龙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乘此龙,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泊。
     何谓“地脉”?《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
    ”可见,这里的“地脉”是指地下暗河。
    
    王嘉《拾遗记》所拾来的,大多是一些已经高度传说化了的历史遗闻。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信史看待,却也不能排除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某些历史的投影。
    夏代豢龙之事,留待下一章再论。
    且说龙居住的岩洞与地下河相通,鱼、龙能够同穴而处,这很可能来自原始居民对自然界的观察。
    
    一些民间故事也曾反复提到,龙盘踞在很深很探的洞穴里,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开篇即有‘潜龙”的形象,说明龙善于深潜乃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常识。
     如今看来。
    地产下水中有鱼类生存,已不是什么希罕事了;至于会不会有一些史前时代的动物依然躲在地下,却始终是一个谜。
    
    凡尔纳《地心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支仅有三人的探险队,在距地一百五十英里的地下海中,居然发现了活着的鱼龙、蛇颈龙。
    这当然是一个幻想故事。
    按照地质分析,这样的深度早已进入高温高压的状态,不复有生命存在了。
    不过,凡尔纳是一位具有超常直觉力的天才。
    我们且不去说他的许多幻想已成了现实,即使那些貌似荒诞的构想,今天也还没有到最后否定的时刻。
    早在两千年前,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曾用诗体语言描述过地下的奇观: ……大地下面 正像我们四周的地面一样, 是到处充游着有风的洞穴; 在她的胸膛里还包藏着 许多的湖泊和许多的潭窟, 是的,还有峭壁和峥嵘的岩石; 还有许多河流隐藏在地背下面, 滚动着它们湍急的浪涛……
    据估算,埋藏在地下的水要比地表江河之水多6千倍以上。
    尽管这些地下水常分散于土壤、岩石的孔隙之间,但在一些比较大的洞穴中,确能汇聚成真正的河流,“滚动着湍急的浪涛”。
    我们在石灰岩溶洞中所看见的地下河,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那些位于更深处、形态更奇特的水泊,是人类目前尚无法涉足的。
    加拿大有学者甚至推测,在距地面15-20公里的岩层中,仍有可能存在液体层。
    一部科学发展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箴言,或许就是:“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许慎说的“能幽能明”,其实并无大错。
    龙潜入地下深水,是为“幽”,龙进入地表水域,则为“明”。
    《艺文类聚》卷九六引《齐地记》:“平昌城有井,与荆水通,有神龙出入焉,故名龙城,”既然龙惯于在地表水与地厂水之间往返潜行,那么,它有时从井水里探出头来,还有什么可奇怪呢?正因为不能确切地掌握龙的生活区域,古人才会发出“乍存乍亡、变化无常”的感叹;也正因为无法观察到龙从出生到发育成熟的整个过程,古人才会怀疑蝾螈,蜥蜴是神龙的幼体,才会误信“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之类的夸诞性传言。
    
    龙作为水生动物,第一大特征是不能脱离水。
    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众口一词。
     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荀于·致士》 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
    《淮南子·原道训》 山岳气扰,则强禽号于林; 川渎结滞,则龙虬惨于泽。
    此自然象也。
    (陶弘景《真诰》卷八) 悠么则龙得水时添意气,虎逢山则长威狞。
    《五灯会元·天衣怀禅师法嗣》 阐说此理最为透辟的,当属《管子·形势解》: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
    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假如龙的原型是蛇或者鳍鱼,那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作为爬行纲动物的蛇、鳄鱼,已经能够整个脱离水域,在陆地上追逐食物,在陆地上生儿育女,怎么会“失于水则神废”呢?鳄鱼虽然性喜水栖,但它具备完替的肺组织和发达的四肢,因而决无困厄陆地之虞。
    雌鳄鱼在孵卵期间,能够持续2~3个月趴在地面上,何尝需要人们用水去浇它的身体?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史籍记载的堕龙现场时,便会感到惊讶不已。
    那些坠落在陆地上的牛首蛇身或牛首鼍身的怪物,大多呈现一副神气俱丧、可怜兮兮的模样,趴在原地,像条死狗,只有当大雨降临,它才重新抖擞起来。
    有些堕龙还会在沙土中挣扎号叫,人们用水去泼它,叫声才有所缓解。
    可见,这种长满鱼鳞的怪物对水的依赖性,远在爬行纲动物之上。
    子是乎,“蛟龙失水”成了古代作品中常见的譬喻。
    《新列国志》第二十二回庆父说:“蛟龙离水,匹夫可制。
    ”,《红楼梦)第九十回薛蝌吟诗道:“蛟龙失水似枯鱼。
    ”唐代大文豪韩愈,则在《应科目时与人书》中写道: 天池之滨,大江之渍,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
    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陡、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
     这里所说的“非常鳞凡介”的“怪物”,即为民间盛传的神龙。
    
    龙只要有了水分的补充,便可腾空飞行,其技近乎神矣;而一旦脱离了水,就只能匍匐于原地,辗转在“寻常尺寸之间”而无可奈何。
    我们在习惯上总将这类譬喻视作文学上的修辞手段,从没有把它当作真事看待。
    
    谁又曾想到,“蛟龙失水”的譬喻原来并非杜撰,竟是来自于多少世代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界某种生物现象的精细观察! 我们的探索,曾经走入了狭窄而黝黑的山谷。
    现在,让我们顺着有光亮的方向找去吧。
    我不敢保证前面一定会豁然开朗,但是,我们或许会由此而发现一些新的路标。
    《楚辞》中有一篇题为《惜誓》的作品,作者不详,有人说是贾谊。
    其中有这么两句: 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
     王逸注:“言神龙常潜深水,设其失水,居于陵陆之地,则为蝼蚁、蚍蜉所裁制,而见啄啮也。
    以言贤者不居庙堂,则为俗人所侵害也。
    ”神龙受制于蝼蚁,是取譬的事物;贤者见欺于小人,是表达的思想。
    这些都是明确无疑的。
    现在我要问:这个形象化的譬喻,其本身的根据是什么?有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出自文学虚构啦!
    人类所犯的错误,半数以上是因为不肯深思的缘故。
    请读一读《永平府志》所记乐亭堕龙、《聊斋志异》所记北直界堕龙、冯喜赓所记光州堕龙以及任殿元所述松花江畔的黑龙,这些记载都揭示了同样的事实:龙一旦出现在陆地上,由于它散发的特殊气味,必然引来大群飞蝇的骚扰。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五记载:某年夏季,有一牛首鼍身的怪物,坠落在平望镇附近的墓地,“颓卧丰草中,腥气不可向迩,蝇蚁集于其身,遍体蠕蠕然,而是物若不知者。
    ”两天后,此物乘大雨腾空而去。
    丁树诚《仕隐斋涉笔》卷六也记录了一则时地不详的传闻:时当三伏,有一瘦角短足、状似泥鳅的怪物,坠于江苏某县城外土坪中,“腥涎满地,臭闻数里,蚁附蝇营,粘鳞甲无隙处”。
    这个怪物后来也是望空飞
    走的。
    这些,难道也是偶然的巧合吗?
    古代作品中描写“神龙失水”的窘况,固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想象,但是,这类想象的核心部分仍然受到实际经验的深深约束。
    因为在事实上,只有这种被称之为“堕龙”,的动物,才特别容易受到蝇、蚁等小昆虫的包围。
    而蛇、鳄鱼在陆地上的境况却并非如此。
    
    《惜誓》是否贾谊亲笔并不重要,它既然收在刘向辑录的《楚辞》中,其为西汉人的作品当无疑间。
    
    我有理由相信:西汉以前的古代居民,曾经不止一次地观察到神龙坠陆、蝇蚁遍体的场面。
    可惜当时的文献记录手段还相当落后,有关这方面的观察记录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但是,这类得之于实际观察的经验仍在民间众口交传,久而久之,成了古代自然常识的一部分,并为《惜誓》的作者所取材。
     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
    因为《庄子·庚桑楚》中说过:“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
    ”《吕氏春秋·慎势》亦云:“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
    ”,《战国策·齐策一》记齐人说靖郭君:“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
    ”
    楚辞《惜哲》的作者,难道不会是融化改造了这类先秦文献中的譬喻材料吗?然而我以为,即便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疑问仍然存在: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而恰恰是鱼类的生态经验,才可以借用来描写神龙的特殊境遇呢?龙和鱼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仍要从生物现象本身去探求,我将在第七章中对此作更加详细的分析。
    
    古文化中以龙为喻,并非凿空乱道,而是确有所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往确实太粗心了。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写道: 龙蟠于泥,蚖其肆矣。
    蚖栽蚖我,恶睹龙之志也欤!
    班固《答宾戏》中也有类似的比拟 应龙潜于潢汙,鱼竜戏之,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殊昊苍也。
    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
     这两段议论,用的都是拟人手法,所取的意象也是相同的。
    蝾螈 ,鳌鱼等小动物,在浅水中显得灵活自在,它们尽可以嘲笑神龙的木然无能,可是,它们怎么会料到,神龙具有拿云冲天的非凡本领呢!这是一个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津津乐道的主题;怀抱卓异才能的俊杰,在他尚未显达的时候,似乎比普通人更加蠢笨,而一旦风云际会,鸿图大展,则令千万人不敢望其项背。
    所谓“先贱而后贵、时暗而久彰”,即此而言。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去深究、也不想去深究:这个“神龙泥蟠”的意象,到底取自何方? 前文已引《聊斋念异》卷二关于北直界堕龙的记载。
    此记载后面,但明伦写有一段评语: 方其堕也,见重拙之躯,皆谓蠢然一物耳;否则亦必曰:“不祥之物耳。
    ”以不盈尺之浅潦,未能转侧,困辱泥塗,虽极力腾跃,而尺余辄堕;小至蝇蚋,且得而凭凌之。
    又必群起而睨之曰:“无能为也,技止此耳。
    ”及其际风云。
    遭霖雨,霹雳一声,拿空而去,鳞甲焕耀,润泽群生。
    乃惊心骇目,相与动容而告曰:“龙也!”士之辱在泥塗,屈久乃信,而倨之恭之者,前后判若两人,何以异是? 这段评语,同扬雄、班固的议论如出一辙,只是在描摹情状上愈加细致罢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但明伦的议论不是凭空而发,而是针对着某一次具体的堕龙事件。
    扬雄、班固生活的时代,此类观察经验肯定也已经广为人知。
    这就使得所有这些“神龙泥蟠而天飞”的宏论,都不能不受到同一类型的观察经验的暗中制约。
    换言之,不是因为古代士大夫感到怀才不遇,便虚构出神龙困辱泥塗的意象来,而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么一种奇妙的生物现象,才使得那些心怀隐衷的人很容易从这一现象中获得灵感。
    
    不独文人作品为然,即使那些以虚构为主要手段的民间传说故事,尽管想象丰富、波诡云谲,在细节上仍不免受到实际观察经验的深刻影响。
    以神龙而言,它在民间故事中所扮演的行云布雨、翻江倒海的角色,应该说是非现实性的、高度夸张的。
    然而,不论民间艺术家们给龙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
    
    僳僳族民间故事《天、地、人的由来》中讲到,可怕的洪水退落后,一对靠着大葫芦躲过劫难的兄妹,为了征服天上过多的太阳和月亮,鼓起勇气去向龙王素取金弩银箭。
    龙王长得什么模样呢? 龙宫里住着一个头长九叉角、胡须有七拿长的老龙王。
    
    苗族民间故事《连扎和吾扬妮磅》中亦说,青年连扎和龙王的女儿成婚后,龙女叫连扎到他岳丈—龙王那里去讨牲畜,并再三叮嘱他: 龙王那里的牛马是魔鬼,金银财宝和粮食是疾病。
    这些东西都不能要,只要龙王的几根胡须就够了。
    
    壮族神话《布伯》则讲述了一个人类制服龙王的故事,在天旱无雨、万物枯萎的年代,英雄布伯率领众人去向龙王借水,不料遭到龙王的蛮横拒绝。
    布伯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在他的带领下: 人们七手八脚地来拔龙王的胡须,疼得龙王直喊救命,只好答应放
    水。
    
    其实,龙有胡须的证明,远可迫溯到汉武帝时公孙卿讲述的那个关于黄帝升天的著名神话: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
    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
    《史记·封禅书》 那些被小臣们扯落下来的龙须,据说后来都长成了草,就是如今作为中药材的“龙须草”。
    
    将虚构的情节附丽于日常的事物,是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衍生的现象,可空见惯,不足为奇。
    这一情节至少表明,早在秦汉时代的民间意识中,龙长有口须便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从已经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绘龙器具中,也可看到龙的头前部确有明显的触须。
    
    除了口须之外,龙浑身还裹满像鱼鳞那样的鳞片。
    这些鳞片是比较容易脱落的,甚至可以用手去一片一片地揭下来。
    龙很害怕遭受揭鳞之苦。
    
    在满族民间故事《女真定水》中,那位勇敢的女真面对兴风作浪的恶龙,毫无惧色: 女真紧紧拽住龙尾上下抖动,白龙浑身骨节格格作响,鳞片纷纷下落。
    
    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第十三回写到哪叱在南天门大展身手,拦截了前去天庭告状的东海龙王敖光: 哪叱将敖光朝服一把拉去了半边,左胁下露出鳞甲。
    哪叱用手连抓数把,抓下四五十片鳞甲,鲜血淋漓,痛伤骨髓。
    敖光疼痛难忍,只叫“饶命”。
    
    而居住在杭州栖霞岭紫云洞里的那条善良的小黄龙,为了帮助穷苦百姓还债,却是自己动手把身上的金鳞一片一片揭下来:老话说:“龙怕揭鳞”小黄龙自己揭自己的鳞,该有多么疼呀!他咬紧牙关忍住疼,把一身金鳞片全揭下来,分给老头儿、老婆婆和放牛娃。
    
    既然我们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这些神话传说的价值,那就不能回避一个近在眼前的间题:这种吻边长触须、体表覆鱼鳞的怪物,究竟是实有的,还是虚拟的?若是生活中实有的,那么,它到底是以何种动物作为原型的呢?
    杨钟健认为:“龙在我国最初意义相当简明,就是指几种不常见的爬行动物,如蛇、蜥蜴,鳄鱼等。
    ”这一说法显然是矛盾的。
    若说龙属于“不常见的爬行动物”,或许还有儿分道理:可是,蛇、蜥蜴、鳄鱼诸物,至今尚属习见,往古更非罕有,怎么也能够算作“不常见的爬行动物”呢?蛇类无口须,鳄鱼无口须,林林总总的蜥蜴目动物,从身长5厘米的草蜥,直至长达4米的巨蜥,皆无口须。
    蛇、蜥蜴、鳄鱼体表所包裹的,是由角质层演化而来的角质鳞,这跟骨质薄板形态的鱼鳞有明显的不同。
    以蛇鳞为例,那是由一连串复杂的褶皱将皮肤表面依次分成鳞片,使皮肤具有可曲性和可张性。
    每一鳞片的表面,是表皮的一个平整部分;在鳞与鳞之间,表皮是连续的。
    因此,可以将蛇鳞连同整张表皮一起剥下,却不能像鱼鳞那样一片一片地揭下来。
    
    对此,闻一多在40年代前期完成的《伏羲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图腾说”: 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只是一种大蛇。
    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
    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将龙的形象假定为各种动物特征的集合体,从而也就巧妙地避开了在生物世界追索其原型时所必然遇到的困难。
    闻一多的这一超越原型的论断,半个世界以来一直被众多研究者奉为圭臬。
    
    我并不否认,龙的崇拜在我国起源甚早,可以上溯至图腾制的时代;我也不否认,唐宋以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神龙造型,已经是一个经过不断加工的艺术形象,其中或多或少地糅合进了其它一些动物的特征。
    然而,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龙在生物界曾经享有的独特位置。
    事实上,闻先生的说法仅仅是一种主观猜测,并不符合实际情形。
    
    请再读一读古籍中那些很少被人提起的有关“堕龙”的记载吧,读一读任殿元对于他亲眼看到的那条“黑龙”身上各个部位的描述吧。
    
    我可以肯定地说:龙绝不是以某种大蛇作为原型的。
    它头上长着角,腹下有四足,颈脖有点像马脖子,却没有鬃毛。
    它的整体外形,看上去颇似一头巨型晰蝎,但又不是真正的巨蜥或鳄鱼。
    它那会抖动的长须和比巴掌还大的鳞片,也是本身固有的,而不是从鱼类身上借来的。
    我们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现、甚至没有意识到神龙的生物原型,并不等于客观世界中绝不存在这样一个原型。
    也许不太确切,我还是忍不住想借用一下辛弃疾《青玉案》中的词句:“众里寻他于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开头,重温一遍流传在吉林省九台县地区的关于“龙棚”来由的奇妙传说、再次面对那样一个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嗤笑、但它本身却不会因为人们嗤笑而丧失其应有价值的古怪问题—“这个故事在生物学上有什么依据吗?” 那种牛首鼍身的怪物,竟会突然从空中坠落下来,坠地之后又显得那么疲惫不堪、无可奈何。
    
    类似这样的现象,在古代历史上发生过远不止一两次,因而引起了各种近乎神话的猜测。
    有人说,在天上行雨是很累的,龙大多不愿意承担这件苦差事: 世传乖龙者,苦于行雨,而多方窜匿(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五) 又有人说,掉到地面上的龙,是因为在行雨中违犯了天规,被罚到下界来受罪的: 龙,神物也,何以致堕?或曰:是行雨有误,天所谪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五》 生活从来是文学创作之源。
    难怪民间故事中经常会出现“天帝謫龙”之类的情节,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堕龙事件在文学创作上的折光反映。
    
    请看《龙棚》故事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文字: 等雨过去了,天晴了,出外一看,可就看见了天上掉下来的这条龙。
    大伙都怪得丁不得。
    当时有个白胡子老头,知的多凡的广,走出来说:“这龙是为,自们行雨掉下来的,他救了咱这一方的老百性。
    龙离不开水,咱也不能让它干巴死了。
    ”大伙一听,说:“对。
    ”就忙着给龙搭个棚子这太阳。
    棚子是用芦席搭的,龙多长,棚子多长。
    大伙又不住劲儿地往龙身上浇水。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五黄六月天,龙鳞底下,眼角里,都长蛆芽子啦……,
    只要读一读那些关于堕龙的历史记载,我们还能够说这样的描写是完全虚构的吗?我们从小听惯了海龙王的故事,我们在这方面的反应已经变得相当麻木了。
    我们何曾想到,在一个如此浪漫的幻想故事中,竟然会有这么一段贴近真实的细节描写! 重视观察经验,是中国传统的直观型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
    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记录细致而又丰富,这是人所共知的。
    龙的知识,首先也是一种观察经验,而后才有在此种经验之上的其他衍生物。
    古人说的“蛟龙乐潜居”,其实就跟“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
    一个样,都是从当时的自然常识中撷取相关的譬喻材料。
    
    这类自然常识有时是肤浅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说文·犬部》:“狐,妖兽也,鬼所乘之。
    这种说法有什么科学性?《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螺蠃负之。
    ”这种说法又有什么科学性?然而、我们毕竟不能因此而否认狐狸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动物,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螺蠃蜂与螟蛉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关系。
    由于龙被观察到的机会很少,有关龙的知识更加显得零碎不全,掺有更多的主观成分。
    但是,龙作为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动物,数千年来始终是得到肯定的。
    即使在龙作为抽象的符号被引进了各个领域之后。
    即使在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了超现实的力量之后,唐宋以来的大型类书中依然把龙列为鳞介部的第一类,而民间相沿至今的十二生肖中也依然保留着龙的位置,并且龙是跟另外十一种动物平起平坐的。
    如果说龙和其它动物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王安石《龙斌》中说的:“惟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
    ”
    第五章千古悠悠说“豢龙”
    在远古的某一时期,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并且还出现过以豢龙为专业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鳞了吗? 王安石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龙不可畜,仅仅是后世的现状;而在远古的某一时期,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
    
    最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莫过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的蔡墨同魏献子的一段对话: 秋,龙见于绛郊。
    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
    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
    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
    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
    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
    故帝舜氏世有畜龙。
    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
    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
    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
    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
    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
    夏后烹之,既而使求之。
    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
    考虑到《左传》的文辞比较古奥,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我将这段对话的现代语译文同时抄在下面: 秋天,龙出现在绛都郊外。
    魏献子问蔡墨道:我听说,虫类中没有比龙再聪明的了,因为它不能被人活捉,因此认为它聪明,是这样吗?”蔡墨说,“实在是人不聪明,不是龙聪明。
    古代养龙,所以域内有豢龙氏、御龙氏。
    ”献子说:“这两家,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这是说的什么呢?’,蔡墨回答说:“过去飂国的叔安,有一个后代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能够了解龙的嗜好欲求来喂养它们,龙多到他那里去,于是就加以驯服,以此来伺候帝舜。
    帝舜踢他姓叫做董,氏叫做豢龙,封他在鬷川,鬷夷氏就足他的后代。
    所以帝舜氏世代有养龙的、到了夏代的孔甲,顺服天帝,天帝赐给他乘龙,黄河和汉水各两条,各有一雌一雄。
    孔甲不能饲养,而又没有找到豢龙氏。
    陶唐氏已经衰替,其后代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此进奉孔甲,能够喂养这几条龙,孔甲嘉奖他,赐氏叫做御龙,以代替豕韦氏的后代。
    龙中间一条雌的死了,刘累偷偷地做成肉酱给孔甲吃。
    孔甲吃了,后来又让刘累再去找这种美味。
    刘累害怕而迁居到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代。
    ”……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龙出现在晋国绛都(今山西侯马市)郊外,前去围观的人大概不少;于是引出了“能不能活捉它”的问题。
    
    根据秦汉以后的记载,尽管一再发生堕龙事件,可是围观者要么眼着它凌空飞走,要么听任它就地死去,确实极少有人将龙捕捉回来。
    除了对龙的敬畏之心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豢龙技术早已失传。
    龙到底吃些什么?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看到的只是“龙食乎清而游乎清”之类的空话。
    由于不了解龙的生活习性,即使把它抬回来,也无法喂养它。
    
    贞元末年韦皋在四川捕获又送往长安的那条龙,不是就没有活下来吗?“人实不知,非龙实知。
    ”蔡墨此言可谓精当之论。
     蔡墨是晋国的太史,当时以博学多知见称。
    他所介绍的豢龙氏、御龙氏的来历,是否可信呢?对此。
    我还是赞同那句流传了很多年的俗语:“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
    历史记录是从口耳相传开始的。
    《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
    “十口相传”,便是“古”字结构的本义,也是古史最初的传播手段。
    早期的史官,不同于后代的史学家,对于什么是传说故事、什么是历史真实,并不加以严格区分。
    历史中有传说的成分,传说中亦有事实的依据,本是那个时代的通例,上一章所引录的《拾遗记》中。
    也曾提到虞舜时设有“豢龙之官”,并称“夏代养龙不绝”。
    
    《拾遗记》所言,多为虚辞浮文,“豢龙”一节却是虚中有实,隐含着若千史实在内;而《左传》是一部可以信赖的史书,其中关于豢龙、御龙二氏的缘起,虽然也带有传说化的倾向,基本上仍属于七实三虚。
    综合这两段叙述,我们至少能够获得下列几点可供参考的信息: 第一,龙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一种稀有动物,平时很不容易找到,因而既不能定期捕捉,也不能大批饲养。
     第二,从传说中的帝舜时代起,直到夏王朝的孔甲为止,即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曾出现过一批以豢龙为业的专门人才。
     第三,豢龙术的要点仍不外是针对龙的嗜好欲求,但由于龙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延续下来的稀有动物,因而豢龙术在当时即是一门难度颇高的技艺,其传授方式主要是在一定的血统关系内部进行的。
    
    一向对那些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持审慎态度的司马迁,也没有否定“孔甲畜龙”一事的历史真实性。
    将他的记载同《左传》相对照,仅在个别细节上稍有差异: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
    夏后氏德衰,诸候畔之。
    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
    陶唐既衷,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
    孔甲踢之性甘御龙氏,受豕韦之后。
    龙一雌死,以食夏后。
    夏后使求,俱而迁去。
    《史记·夏本纪》
    《左传》说“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仿佛那几条龙是天帝特意赏给孔甲的。
    这种夸诞性的描述,来之于传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增饰成分。
    对比之下,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实在多了:“天降龙二”。
    天降者,天堕之龙也。
    如第二章所述,秦汉以来的史籍记载反复显示,这种神秘的动物有时候会从半空中坠落下来,乃是屡经目击者证明的事实。
    至于“天赐”、“天谪”云云,则不过是面对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而生发出来的主观联想罢了。
     孔甲畜龙做什么?
    鉴于龙是一种数量很少的稀有动物,因而无论是作为畜力,抑或是作为食源,都是不现实的。
    依据古代文献中有关夏文化的资料来推断,龙应当是夏人所崇拜的一种吉祥动物。
    
    夏人自命为龙族,视龙的出现为本族兴旺的标志: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
    《史记·封禅书》 夏人的器物,亦多以龙形为饰: 夏后氏以龙勺。
     夏后氏之龙簨虡。
    《礼记·明堂位》 而在神话传说中,常可见夏族的首领乘龙出游 夏德之盛,二龙降之。
    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
    (张华《博物志·外国》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山海经·海外西经》 由于我们尚未弄清那些已经逝去的现实,因此很难将这类传说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然而,神话毕竟是远古人类经验的升华物。
    以龙为御迹近浪漫,诚非事实,但也不至于无中生有,至少说明夏族跟龙曾经有过较多的接触。
    善于饲养龙的家族之所以受到推崇,正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下逮孔甲执政,豢龙事业似乎已近尾声,以至当孔甲偶然获得了两条堕龙之后,想要再找一个豢龙高手都深感不易了。
    
    众所周知,历代帝王几乎都拥有供享乐之用的私人动物园,多以罗致珍禽异兽为炫耀。
    据《史记·殷本纪》透露,殷纣王时期就辟有规模庞大的皇家动物园:“帝纣,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夏代的情形如何,因文献不足,尚难以论定。
    不过,在一般认为与夏文化晚期有密切关系的河南堰师县二里头废墟中,发掘出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的贵族生活已经相当奢靡。
    《竹书纪年》称“夏桀作倾宫、瑶台。
    殚百姓之财”,当非虚拟之辞。
    若说夏代后期已出现贵族的私人动物园,恐怕也在情理之中。
    孔甲是夏王朝第十三代君主。
    《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记·夏本纪》亦言: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
    可知孔甲也是一个耽于享乐的昏君。
    《左传》和《史记》都写得很明白,刘累是为夏王孔甲个人服务的,说得透彻一些,刘累不过是夏王动物园中一个有点身份的饲养官罢了。
    
    河南刘累原本也是名门之后,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帝尧,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其家族的地位早已衰落。
    刘累凭着从豢龙氏那里学来的一技之长,尚能在孔甲的手下讨个一官半职。
    论技艺,刘累远逊于前辈董父之流;论胆量,他倒是真有点“后生可畏”了。
    “潜醢以食夏后”,从这一细节来看,当时对于这种动物仍存有禁忌,龙肉是不能吃的,即便是已死之龙,也不能随意下箸。
    不然的话,刘累烹制龙肉酱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孔甲可能并不知道他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味道还不错,以前似乎从未尝过,于是后来又吩咐刘累再去寻找此种“野味”。
    刘累哪有这等本事?眼见得夏王动物园的差事是混不下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刘累不知找了个什么借口,举家迁移到鲁县。
    
    豢龙一业从此也就没有了下文。
     这里所说的“鲁县”据史家考证,应当是在今河南鲁山县一带。
    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刘累的种种故事,甚至还直接影响到某些山川的命名: 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
    
    故张衡《南称赋》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
    ” 郦道元《水经注》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关于豢龙的记载仅停留在传说的阶段,不足以作为立论的依据,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河南、甘肃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若干彩陶纹饰吧。
    图4是甘肃武山县石下岭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人首蜥蜴纹;图5是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残陶片蜥蜴纹塑像;图6是甘肃临洮县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耳罐蜥蜴纹。
    这些古朴而又逼真的蜥蜴状纹饰,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有研究者据此推测,夏族的龙崇拜可能起源于蜥蜴图腾崇拜: 夏人的中心活动区域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属中原地区偏西一侧。
    新石器时代彩陶上蜥蜴形象的发现地点也基本上都在河南西部至甘肃东部一带,也在中原地区偏西一侧。
    二者在地域上也是吻合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侧,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可能比较盛行蜥蜴图腾崇拜。
    
    现在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彝族中。
    仍有以蜥蜴为龙的,如云南峨山、新平等地区,每年耍龙灯时的龙或十二生肖中的龙,都是蜥蜴形象。
    显然这是一种关于龙的较原始意象。
    彝族从族源上讲,与古代分布在中原地区西侧的氐、羌族有密切的关系,而彝族的这种龙的观念,可能也是源于这一地区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纵览现存的先秦文献。
    只发现龙的崇拜起源甚古,却找不到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范围的蜥蜴崇拜的痕迹。
    其实,外观上像蜥蜴,并不等于就是蜥蜴。
    彩陶蜥蜴纹饰的出土地点与夏人的中心活动区域基本一致,西南地区的彝族至今仍将他们所崇拜的龙绘制成蜥蜴形状,这类现象的背后确有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线索。
    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龙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动物,那就不妨尝试从另一个方向上去寻求答案。
     读者总还记得任殿元老人所描述的情景吧?他说,他在松花江南沿沙滩上目睹的那条身长12米的黑龙,整个形象犹如“一个大马蛇子”。
    马蛇子,又名四脚蛇,皆为蜥蜴的俗称。
    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明。
    暂且不论这种动物究竞是什么,至少在人们的视觉印象上,它恰如一头巨大的蜥蜴。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甲骨文中某些“龙”字的写法,看上去也酷似蜥蜴或鳄鱼,这与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悄然暗合。
    
    文化程度仅有初小的任殿元,怎么可能认识“龙”字的甲骨文字形,怎么可能理解彩陶蜥蜴纹的涵义,又怎么可能知道那些连专家、学者都未曾提起过的散布在古代方志、笔记中的关于“堕龙”具体形象的描述呢? 真理有时候简单得儿乎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表现为蜥蜴形状的纹饰,确实跟龙崇拜有关,但它并不是龙的“较原始意象”,而是龙的较真实形象。
    
    夏代乃至夏代以前曾被人豢养过的龙,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如巨型蜥蜴的动物;古器物和古文字中的蜥蜴形象,便是这种动物留在文化史上的早期印迹。
    随着中原文化的日渐发达,尤其是在融汇了富有高度想象力的楚文化之后,龙纹设计上的艺术成分越来越重,千姿百态,变化多端,以至先前那种古朴的蜥蜴状造型反倒不为人们注意了。
    而曾经接触过这种动物的,事实七绝非只有华夏一族。
    同样历史悠久的彝族,由于其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受到汉族后来发明的“三停九似”之说的影响,因而依旧保留了那样一种较接近真实的古龙造型。
    
    我们假设夏代乃至夏代以前中原地区曾经有过豢龙事业,即使从当时的气候条件来看,也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古气候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三千多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及地貌与今日大不相同。
    在仰韶时代的半坡遗址中,发现大批獐和竹鼠的残骸;安阳殷墟中亦发掘出象、貘等动物的遗骨。
    獐性喜水,多见于沼泽地带,竹鼠以竹笋为食,象和貘则属于热带雨林动物。
    时至今日,这些动物在中原地区早已不能生存。
    由此可见,距今三于年至六千年前的中原地区,存在着大面积的沼泽、竹丛、草原和森林,气候相当温暖湿润。
    竺可祯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c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 C-5C。
    ”胡厚宣则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推断“殷代自一月至十三月,终年可以降雨”,降雨量较之今日要丰沛得多。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样的气候、环境,较有利于鳄类动物的繁衍。
    殊不知,非独鳄鱼为然,其它的爬行类或两栖类动物,也大多偏爱暖湿气候。
    我在后面的第八章中要着重讲到,那种被古人称之为“龙”的动物,惯于在高湿度的空气中活动,雨水充沛、沼泽遍野乃是其理想的胜境,而寒冷干燥的气候对它是大为不利的。
    
    《论衡·感虚篇》尝言: 唐,虞之时,豢龙御龙,龙常在朝。
    夏末政衰,龙乃隐伏。
     唐尧、虞舜之时(新石器晚期),龙在地表层的活动稍为频繁,从夏代末年起,龙的踪迹渐稀,多隐伏于深渊暗壑—这一切果真为事实的话,那也不是由于尧、舜二帝德洽四表,夏末诸君政乱当朝,而是因为自夏、商以后,中原地区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国时代的曹植,曾写过一篇《龙见贺表》臣闻凤凰复见于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
    圣德至理,以致嘉瑞。
    将栖凤于林圃,豢龙于陂池,为百姓旦夕之所观。
     这篇贺表,可能作于黄初三年(222年),是献给魏文帝曹丕的。
    《三国志·魏志·中山恭王曹衮传》:“其年(黄初三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
    诏赐黄金十斤。
    ”曹植贺表中所说的“黄龙双出于清泉”,大约也是指发生在邺都西面、漳水之畔的事件。
    曹丕跟他的父亲不同,喜欢讲符瑞和谶纬,因而他当了皇帝之后,左右人臣(包括亲属)便经常利用那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来做马屁文章。
    曹植当时正受到这位胞兄陛下的排斥、监控,《龙见贺表》称颂所谓“圣德”,固然是言不由衷,但贺表本身的内容仍是值得重视的。
    因为它不仅说明龙、凤均为现实中的珍稀动物,并非是想象中的图腾符号,而且说明在曹植生活的年代,这些动物尚未绝迹,仍然偶有所见。
    
    曹植提出的建议是相当诱人的:设法将龙、凤羁留并畜养在动物园内,让四方的百姓都能够观赏到这些兆示“嘉瑞”的罕见之物,此议若能畅行无碍,那古老的豢龙之业岂不又要重放异彩了吗?然而,如何才能养活某些罕见的珍稀动物,是古今都曾碰到的难题,可谓“知之者不易、行之者更难”。
    且不说那久已失传的豢龙技术何从寻觅,单就当时的气候条件而论,也早已时过境迁、旧梦难圆了。
    三国时代正是我国气候史上一个明显转向寒冷的时期。
    综观曹魏之世留下的见龙记录,差不多近半数是关于“井龙”的,这中间的道理恐怕不言自明。
    
    或许有人要问:随着豢龙事业的消歇,那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鳞了吗? 《礼记。
    礼运》中有这样一句话: 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
     孔颖达疏:“鱼鲔从龙者,龙既来为人之畜,故其属不淰然惊走也。
    ”其大意是说,鱼类是以龙作为首领的,首领既然被人畜养在他,属下的鱼群也就怡然相随,不会受惊逃走了。
    换言之,畜龙在池的结果,对于养鱼业是有利的,而不是相反。
    可是,在人们普遍视龙为虚妄之物的情势下,还有谁会将《礼记》的这种说法当成确有根据的生态经验呢? 我在上一章中曾引录了洪迈《夷坚丁志》中的一则很有价值的记载。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主要情节:绍兴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白天,有一个巨型动物,头上长角,如蛟龙之状,从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方向的水面上浮游过来,直蹿入丹阳湖中,一路上激起了滚滚水浪。
    两岸的男女老少齐声欢呼,拿出各式各样的捕捞工具,纷纷涌向水
    边。
    当时正在石臼湖监督筑堤工程的溧水县尉黄德琬,目睹此种景象,十分惊奇,赶紧上去打听。
    乡民们告诉他:“这是一条螭龙,每隔一二年或三五年才出现一次。
    它身上散发出来的涎液,腥气浓烈而带有甜味,所以鱼群都跟在后而争相舔食。
    趁这时候捕鱼,真是太容易了。
    尤其是当璃龙掠岸而过时,每一网下去,几乎乎没有少于一百斤的。
    ”
    洪迈还特意注明,这段经历是由黄德琬亲自陈述的。
     乡民们对这种生物现象的解释是否科学,鱼群尾随其后是否真的在舔食涎液,我们暂且不必去深究,重要的是,这一生物现象的存在是真实的,是曾经为千万人所目睹的客观事实—当“螭龙”出现之时,鱼儿不是四散躲开去,而是成群聚拢来,如众星之拱北辰。
    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认这种巨型动物的真实身份,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决不是大鳄鱼。
    
    因为鳄鱼的体表并不分泌粘液,况且鳄类动物是要吃鱼的,鱼儿纵然再笨,也不至于争先恐后地往虎口里跳。
    我在下一章中还要举例证明,古人从实际经验中已经注意到,在大鳄鱼经过的水域,“泝流顺水,俱无他鱼”,鱼儿早就逃得一干二净了,怎么可能是“不淰然惊走也”? 在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封建中国,生活在石臼湖地区的乡民们,难得有几个人是读过《礼记》的。
    那些淳朴的乡民何曾料到,被他们屡次三番观察到的这种生物现象,竟然同成书于一千多年前的《礼记》遥相契合:“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这恐怕不是“巧合”二字所能轻易解释的。
    古代思想家们把龙封为鱼类的首领(鳞虫之长),固然有着将自然现象赋予政治伦理化的不良倾向,但是,犹如“风凰高举而百鸟翔集”一样。
    首先是自然现象本身的可惊可叹,尔后才引发出对于这类现象的神秘性阐扬。
    据此而言之,《礼记》“龙以为畜”云云,当是某种古代经验的凝结。
    
    在我们民族早期的历史上,可能确实有过那么一段豢龙在池的实践,不然的话,畜龙可以招致鱼群的生态经验又何从而来呢?
    《韩非子·说难》中的一段名言:更值得我们再三玩昧: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是以民间传说中的龙作为譬喻,来阐明说客处世之艰难: 进说者若不能掌握国君的特殊心理,势必会招致杀身之祸。
    
    以龙的形象隐喻君主,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贾谊《新书·容经》便直言不讳:“龙也者,人主之辟也。
    ”
    对于龙和君主之间的这层联系,杨钟健阐释得相当透辟:“既把龙当作神秘性的动物,自不妨用来形容神秘性的东西;皇帝在我国一向是富于神秘性的人物。
    因此龙与皇帝就结了不解之缘。
    ” 《说难》是《韩非子》中的名篇,不少《古代散文选》都将此篇收录在内。
    “夫龙之为虫也”一段,则是《说难》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凡讲解《说难》者,无不论及这儿行警策动人的文字。
    我们自以为对这段名言己经很熟悉了,殊不料,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事物。
    
    歌德说得好:“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知道的。
    ”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或者并不想真正知道的东西,即使我们从它跟前走过千百遍,也会视若无睹。
    只有当我们不再把龙看作虚妄之物的时候、才会蓦然发现《韩非子》的这段名言,其实不仅概括了沉痛的人世教训,而且蕴含着如吉光片羽一般珍贵的生物经验: 一,龙性柔可狎;二,龙可骑;三,龙喉下有逆鳞,是一处禁区。
    
    这类经验的获得,单凭粗浅的观察是不行的。
    试想,能够对龙的脾性及生理特征有如此深切了解的。
    除了那些长期与龙打交道的人,还会有谁呢?
    韩非生活的时代,豢龙之事早已不复存在;可韩非毕竟去古未远,那些豢龙师留下来的经验片断,仍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在社会上流传。
    韩非正是从这类传说中取材的。
     韩非说的到底是不是言之有据,我们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加以验证。
    所谓“柔可狎”。
    即柔顺而可亲近,这是对龙的脾性所下的重要结论。
    这个结论,同蛇、鳄鱼的实际情况相较是方枘圆凿,而同前文所列举的古今目击报告倒是吻合得宛如天成。
    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吗?有一个迹象颇耐人寻味:那些来自堕龙现场的报告,从来没有提到龙有獠牙巨口,更没有提到龙会对围观者发起致命的攻击。
    
    《右台仙馆笔记》势所描述的那个“牛首鼍身”的怪物,当村民们用竹竿去戳它时、它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向人嘘气而已,并没有猛扑过来咬人一口。
    是不是由于龙被迫困在陆地,因而丧失了攻击能力呢?有一些古籍记载却清楚地显示,龙即使在水中,也不会直接伤害人。
    王士禎《皇华纪闻》卷一载: 赖塔拉巴土鲁,满洲人,素以勇称。
    常从征浙闽,一日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
    因呼侪辈缚以绳,共引出之,则一龙首,须鬣宛然,缚者乃其角。
    众皆惊走。
    赖神色不变,徐入水,手解其缚。
    少顷,雷雨晦冥,龙腾空而去,众皆无恙。
    人更称为“缚龙巴土鲁”。
     “
    巴土鲁”来源于蒙古语,意为勇士。
    此则逸闻从正面看,说明这位满族勇士卓尔不凡,胆力过人;从反面看,恰好证明龙的脾性温顺。
    反应迟钝,即使抓住它的角。
    它也不会咬人。
    
    据《四库总目提要》称,《皇华纪闻》一书,是王士禎于康熙二十三年奉命祭告南海的途中,搜集各种地方传说而写成的。
    这类道听途说的新闻,难免会发生讹传。
    相比之下,来自地方志的记载更应受到重视。
    
    我在第二章中所引录的《宜都县志》,其中写得明明白白:咸丰十年夏季,有一巨型动物浮现在白洋江面,“不见首尾”,“鳞甲森然”。
    当地居民驾船靠上前去,伸手抚弄这个动物,它居然什么反应也没有,“狎之不动”也。
    后来连着揭下二十多片金鳞,它才抖劝身体,急忙地下沉消失了。
    
    试想,这个动物倘若是一条大蟒蛇。
    或者是一头大鳄鱼,那些船民们还敢去抚弄吗,岂不早就没命了吗? 如果龙的原型真是一种食人猛兽的话,那么,有关龙的传说中一定充满了血腥昧;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
    
    《左传》中魏献子谈到“龙不能被活捉”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它聪明、有灵性,而不是因为它凶猛可怖。
    
    《周易·履卦》中出现过老虎的形象,明确指出老虎是会咬人的:“履虎尾,咥人,凶。
    ”同样在《周易·乾卦》中,出现了龙的各种动态描写,可是,为什么偏偏看不到龙会吃人的警告呢?
    当“堕龙”出现在陆地时,古代居民虽说怀有迷信意识,毕竟还敢于走上前去,为它搭建凉棚,往它身上浇水,可见这种动物大则大矣,却并非嗜血之兽。
    依照韩非的说法,龙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伤人,其前提是触犯了它身上的禁区。
    “逆鳞”一说,就是从《韩非子》发端的。
    不过,就我目前所看到的古代书面记录,揭龙鳞者有之,缚龙角者有之,就是不见有哪位好汉敢于去摸一摸龙的喉下,因此,这一点还无法得到证实,况且,伤人并不等于吃人。
    世界上有不少性情温顺的动物一旦惹恼了它,同样会作出伤害人的举动。
    比如骆驼,可谓温顺矣,而当它发怒的时候,竟会咬掉人的手臂或膝盖,甚至把人抛在地上,用全身重量将他活活压死。
    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而判定骆驼是一种凶恶的猛兽吗?
    在世界各国的神话故事和民问传说中,都曾出现过巨龙的形象。
    有科学家推测,当原始人类尚处于穴居的时代,某些巨型动物的孑遗可能仍在活动,巨龙的故事便是这种集体记忆经过艺术加工的产物。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华神龙与外域之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龙和人之间往往有着亲善的关系。
    据说大禹治理洪水的时候,神龙即用它的尾巴画地成沟,导引着泄水的方向。
    上推至黄帝时代。
    有个名叫马师皇的兽医,还曾经屡次对病龙施以针石之惠,他后来也跟黄帝一样,骑龙登仙去了。
    
    唐代志怪小说《原化记》和《博异志》中,更是详尽描述了那不慎坠入深谷的人,如何攀附龙身而跃出绝境,绘声绘影,恍如亲历。
    这些虽说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神龙自有其善良、温驯的一面。
    而盛传于中东及欧美各国的古神话里,那些龙大都为反面形象,代表着邪恶与凶暴,绝没有中华之龙所享有的那种崇高、神圣的地位。
    
    古埃及神话、古巴比伦神话、古希腊神话等,莫不如此。
    这与其笼统地说是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毋宁说是分处两大地城的民族在创造巨龙形象时所依据的动物原型有所不同。
    中华神龙是以那种状如巨型蜥蜴、浑身裹满鱼鳞、不会直接伤害人类的珍稀动物作为鉴本原型的。
    而外域之龙所依据的原型则是另一类凶猛可怖的动物。
    我在这里论定中华神龙的原型是一种“柔可狎”的动物,大概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有人要问: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中,不是经常可以见到诛杀恶龙的英雄故事吗?这不正好说明了龙是一种危害人类的可怕动物吗? 其实,传说中的恶龙之所以可怕,主要不是因为它喜欢吃人。
    而是因为它的出现往往带来了暴雨和洪水。
    民间对于恶龙的切齿痛恨,必欲唤起英雄而除之,实质上是表达了人民渴望征服水患的心愿。
    
    “李冰锁孽龙”的著名传说,就是以蜀郡太守李冰治理岷江水患为背景的。
    这类例证在民间故事中几乎是不胜枚举。
    
    满族民间故事《女真定水》: 在大兴安岭上,住着一对年枉夫妇,男的叫完达,女的叫女真。
    这一年,他们在黑龙江边种上了大麦、糜子和麻。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可是恶龙挟着狂风暴雨也来了,江水泛滥,庄稼全给淹没了。
    
    白族民间故事《月—洱海月》: 第二年,不知从哪里蹿出一条公猪龙。
    喷起乌云,遮天蔽日。
    狂风暴雨,冲倒房屋,把苍山洱海间几千亩田地冲成一片沙滩,在洱海里掀起万丈波浪……
    侗族民间故事《风雨桥的传说》: 这时风雨交加,浪涛滚滚。
    只见浪里有一条花龙,昂首东张西望。
    龙头向左望,浪往左打,左边山崩;龙头往右看,浪往右冲,右边岸裂;小木桥早已被浪涛卷得无影无踪。
    众人胆战心惊!
    汉族民间故事《宝幢镇孽龙》:这条蛟龙要是真的在昆明落住脚,那么昆明坝子就将会变成一片汪洋,昆明的百姓将会被滚滚的洪水吞没。
    张三丰决心镇摄孽龙,为昆明百姓除害。
    
    有必要指出的是,将洪水的发生与某种动物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尽管很不科学,但同样来源于朴素的直观经验。
    正如泥鳅在水面不断翻腾预示着暴雨将临一样,气压的明显降低、地下水位的迅速上升、水中化学成分的急剧变化,也可能迫使某些潜藏动物作出强烈反应。
    所以在洪水前或洪水中,会涌现出若干平日里罕见的奇异动物,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类占籍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春,建德大水,踰城堞及府治仪门,漂没田庐不可胜计。
    是年,六县俱大水,洪涛中有物如牛头,角峥嵘,人以为龙。
    (光绪《严州府志,卷二二) 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己未,公安大水,有巨蛇如牛、首赤身黑,修三丈余,所至堤溃。
    《明史·五行志一》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二十八日,洪水泛涨,下新镇水际忽见一物,脑如狮,睛如兔,口如牛,耳耷唇红,浮沉水面,自颈以下不可见。
    万人集观,旁若无人,至六月初一日,来风雷去。
    (光绪《黄梅县志》卷三七)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时家在卫河侧,一日晨起,闻两岸呼噪声。
    时水暴涨,疑河决,踉跄出视,则河中一羊头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顺流向北去。
    皆曰“羊神过”。
    余谓此蛟螭之类,首似羊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大平山水大涨,有物如牛,逐波至牛皮荡口,奔岸而出。
    芮姓村陷毙二百余人。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三四七) 辛未岁(1871年),河水涨发。
    有渔人于潞河中央见一物,首大如丘,其形类豕,头浮水面,顺流而下。
    或云:“是猪龙也,见之,主一邑大水。
    ”(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三)
    这些头部长得如牛、如羊、如豕、如狮的庞然大物,虽说不一定都属于龙,可是在民间故丰曼衍生长的过程中,这些大型动物留给人们的短暂印象,往往也成为“恶龙搅水”的创作素材之一。
    此类观察经验积累多了,古人便很容易产生联想,以为是奇异动物的出现才引发了洪灾。
    这是由直观经验推导出来的错误解释,把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弄得神秘化了。
    事实上,不是这些动物的出现带来了洪水,而是洪水的暴发引出了潜藏的奇异动物。
     龙的传说,自一开始便与水不可分离,所谓“水虫之神者”是也。
    
    我在第八章中还要着重讲到,那种状如巨型蜥蜴、被古人称为“鳞虫之长”的动物,特别喜爱高湿度的空气,它对于即将发生的大面积云雨,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应能力。
    因此,古人传说“龙见兆雨”,进而把龙封为“司雨之神”,除去其迷信色彩,多少还是有点现实依据的。
    然而。
    水这个东西本来就有两重性,既可养物,亦可杀人,不足曰旱,过则为淫。
    龙既然已经掌管了行云布雨的大权,人们的期望便有了投注的目标,人们的抱怨也有了发泄的对象。
    大旱之年,普降甘霖,自然要感谢善龙的无量功德;淫雨连旬,江河泛滥,那准是有几条恶龙在捣乱了。
    于是便产生了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祈祷善龙的祭礼与诛杀恶龙的故事同时存在,并行不悖。
    我们民族原是功利主义气息甚为浓厚的民族,即便在崇拜一种“灵物”的时候亦复如此。
    民间故事中对龙的两面态度,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水之利弊的现实感受,这跟龙作为一种动物是否会伤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尽管《左传》、《史记》都记载了上古豢龙的传说,尽管《礼记》、《韩非子》中可能存有早期豢龙师的经验片断,但是,由于在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目前尚未见到这类动物的残骸,因而云雾笼罩下的“豢龙”事业,迄今为止仍是一个谜。
    
    豢龙之迹虽不可寻,古来传说的“豢龙池”倒有不少。
    据说,董父豢龙的池子,尚存于山东定陶县境内: 龙池,《九州要记》云:春秋飚叔氏有裔子童父,好龙,舜遣养二龙于陶邱,是为豢龙氏。
    今池在禹。
    《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三。
    曹州·济阴县》 又说,孔甲畜龙的场所,就在河南临颖县附近: 豢龙城,一名圈龙,在临颖东北十里,周三里一百九十二步。
    相传夏帝孔甲时,豢龙氏尝畜龙于此。
    事见《史记》,但不知果是此否?(嘉靖《许州志》卷八) 在我看来,这类所谓的“豢龙池”,十有八九属于后人伪托的假古迹。
    或依傍山川而攀扯历史,或附会传说而增设景点,有相当数量的“名胜”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一种年代久远的传说,若要无限制地推演开去,那么,就连黄帝和神农氏也有可能加入到‘豢龙”的行列中来: 绛北有阳石山,中有神龙池。
    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龙于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太平御览》卷六七引《遁甲开山图》 〔永明〕邑东三里有老龙潭。
    蒋云宽云:故老相传,神农氏时,老龙吉豢龙于此。
    (道光《永州府志》卷二下) 除了民间假造的“豢龙池”之外,古代知识分子也曾试图在现有的动物类群中寻找“豢龙”的出处,乾隆年间担任过云南地方官的檀萃,在《滇海虞衡志》卷八中写道: 缅甸且有养龙池。
    大理李某,吉君世琛之幕友也。
    李曾三至于腼,亲见之:池有三青龙,无角,长数十大。
    每日豢以牛肉,每龙二十六挝,如京师象俸。
    然尝一龙走。
    追而还之。
    ……
    后儒讥左氏“御龙”、“豢龙”之言为诬,今有明证如此,古人乞诬乎! 这位檀萃先生断定《左传》所言“豢龙”确有其事,他的证据是邻国缅甸至今仍在豢养没有角的“青龙”。
    其实,这是蚊子咬了泥菩萨,找错了对象。
    比檀萃早生两百年的明代人朱孟震,在所著《西南夷风上记》一书中就说得很明自,缅甸人畜养的“龙”实际上是一种长嘴大鳄鱼: 莽首城峰内畜有异鱼,身长数丈,嘴如大箕,以尾击物食之;间以重栅。
    恐其逸出伤人;每日猪、羊饲之。
    缅人名为“龙”,殆鳄鱼之类也欤? 由此看来,把“豢龙”与养鳄混为一谈,这种倾向至晚在清代就己经出现了,现代学术界仍有人继续张扬这种倾向,企图从鳄鱼身上找到一条解开神龙之谜的捷径,殊不知,无论是小型短吻鳄,抑或是大型长吻鳄。
    在古时候均属习见之物,数量相当可观,根本算不上什么稀有动物,将鳄鱼硬拖出来充当神龙的替身,恰好应了“诗仙”李太白的那两句名言: 理有疑误而成过,事有形似而类真。
    
    第六章龙、蛇、蛟、鳄异同辩
    龙、蛇、蛟、鳄,分别是四种动物,不可混为一谈。
    蛇、鳄是现存的动物,实物俱在,一目了然;龙、蛟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亡。
    
    1919年,章鸿钊发表《三灵解·龙解》,怀疑中华龙的真身可能是一种鳄鱼,即民间所称的“鼍龙”、“土龙”。
    从那时以来,不断有人试图在生物学上替龙找到一个合理的出身:或者认为龙的原型是大蟒蛇,或者认为是五步蛇,或者认为是巨蜥,或者认为是湾鳄,甚至有人认为是某种恐龙的孑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龙”果真是被神化了的蛇吗?或者,“龙”是上古人民对于鳄鱼的特殊称呼吗?还有,“龙”与“蛟”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开始把搜索的目光转向大自然的时候,这些曾经被人一议再议、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间题便不可避免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先说龙与蛇。
    
    迄今为止,“龙蛇说”在学术界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人们最容易把龙看作是蛇的同类,然而在事实上,龙决不可能是蛇。
    如前所述,龙是头上长角、腹下有足、体表覆鳞片、吻边有长须,而蛇却无之。
    虽然古人在习惯上常以龙蛇并称,可是一到具体的记载中,则是龙归龙,蛇归蛇,分得清清楚楚。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左传》即是如此。
    《左传》记载: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官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
    ”同时,《左传》还两次写到龙的出现: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
    显而易见,龙、蛇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彼此间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说《左传》提供的证据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请允许我继续摘录《隋书·五行志》和《新唐朽·五行志》中的若干片断: 陈太建十一年(579年)正月,龙见南兖州池中。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有大蛇见武牢城。
    后齐天保九年(558年),有龙长七八丈,见齐州大堂。
     武平七年(576年),并州招远楼下,有赤蛇与黑蛇斗,数日,赤蛇死。
     后周建德五年(576年),黑龙坠于毫州而死。
     以上《隋书·五行志下》 开元四年(716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与黑蛇斗,白蛇长六七尺,吞黑蛇,至腹,口眼血流,黑蛇长丈余,头穿白蛇腹出,俱死。
     天宝(742---756年)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芒山下。
     建中四年(783年)九月戊寅,有龙见于汾州城壕。
     贞元(785-805年)末,资州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百姓纵观,三日,为烟所熏而死。
     大和三年(829年),成都门外有龙与牛斗。
     以上《新唐书·五行志三》
    自从班固《汉书·五行志》发明了“龙蛇之孽”一说,后来正史中的《五行志》也大都设有这一栏目,专门记载龙、蛇两种动物的常情况。
    龙本应为样瑞之物,但是,如果它出现的时节不对,或者所处的环境不当,则也可能转变为某种凶兆,即所谓“瑞兴非时,则为妖孽''。
    根据不寻常的动植物的出现或常见动物的不寻常表现,以推知未来事物的凶吉趋向,这无疑是一种原始的前兆迷信的残余。
    
    然而,《五行志》毕竞不同于《山海经》。
    并不是随便什么想象中的怪物都能够写进去的。
    在《五行志》中被用作前兆占验的,或为野生动物的反常表现,或为家养牲畜的生理畸形。
    均是当时人们尚能实际接触到的生物现象。
    我们可以批评占人的迷信观念,却没有理由否认这些生物现象的客观存在。
    假如龙在自然界没有一个现实的位置,南北朝及隋唐时代的人们怎么可能将其作为生物占验的凭据,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写下“某年某月于某地见龙”的记载呢?假如龙仅仅是蛇类的异名,那么,在同一篇记载中、为什么要将龙、蛇区分开来,为什么要使用两种不同的名称呢?我们从上文所引录的《五行志》的部分记载中可以看出,无论多么长多么大的蛇,都只能叫做“蛇”,而不能称之为“龙”。
    龙应当属于另一种动物,一种有待于重新认识的动物。
    在古汉语中,将两种动物的名称,组成一个并列结钩的复合词,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些在语词构造上结为常年伴侣的动物,或因其形态相似,或因具习性相近,或因其种类相同,如“豺狼”、“虎豹”、“牛羊”、“狐免”、“莺燕”、“龙蛇”等。
    《左传·襄公十四年》:“豺狼所嗥”。
    《淮南子·原道训》:“虎豹山处。
    ’《诗·小雅·楚茨》 “絜尔牛羊。
    ”曹植《泰山梁甫行》:“狐兔翔我宇。
    ”乔知之《定情篇》:"莺燕从双栖。
    ”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说豺便是狼、虎便是豹、牛便是羊、狐便是兔、莺便是燕吗?在古人的眼中,龙和蛇都归入同一大类,名之曰“鳞虫”,因而相提并论是很自然的。
    
    不幸的是,从现代生物学观点来推测,龙、蛇并不是处在同一进化阶段上的动物。
    蛇是后起之秀,生机勃勃;龙仿佛是先代遗老,所剩无几。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环境的变化,后人难免会产生错觉,以为蛇是实有的,而龙是虚幻的,关于这个问题,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有更详细的论说。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几乎都将龙、蛇分作两类来加以叙述。
    以《本草纲目》为例,鳞部分为四类:一曰龙,二曰蛇,三曰鱼,四曰无鱗鱼。
    龙类则包括九种动物: 龙、吊、蚊龙、鼍龙、鲮鲤、石龙子、守宫、蛤蚧、盐龙。
     尽管其中有些动物仅属传闻,连李时珍本人也没有亲眼见过,尽管“龙”目之下所开列的“龙骨"、“龙齿”、“龙角”,“龙脑”、“龙涎” 等药材,实际上与生物界的真龙毫不相干,但是,李时珍在这里将 龙与蛇类截然分开,把龙和鼍龙(扬子鳄)、鲮鲤(穿山甲)、石龙子、守宫(壁虎)等放在一起,还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表明在古人的日常经验中,龙的外形同蛇类相去较远,而跟某些蜥蜴状动物则比较贴近。
    
    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法正是以动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为主要依据的。
    
    再说龙与鳄。
     龙的外形像个巨型蜥蜴,鳄鱼的外形恰好也是如此。
    这种外形上的相似,使得龙与鳄鱼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
    尽管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说过龙不是鳄鱼,但总难免让人感到证据不足,这里似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上古传说中的“龙”,其实就是对子湾鳄的最早称呼。
    这种大型鳄鱼,曾广泛分布于南海、东海、渤海沿海以及江淮和黄河中下游地区。
    商周之际,我国北方气候发生剧变,大批动物绝灭或南迁。
    在中原文化中心区再也见不到鳄鱼的踪迹了,只留下了关于这种神秘恐怖怪物的大量神话和传说。
    
    周秦以后,虽然仍不时有鳄鱼在南方水域活动的记录,却很少有人能想到这种爬行动物就是古神话中所谓的“龙”了。
     上述假设若要成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周秦以后,龙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记载中。
    然而,只要认真读一读本书(特别是本书的第二章〕,就很容易发现,“湾鳄成神”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秦汉以来的大量文献资料可以为证,见龙的记载和见鳄的记载同时存在,对龙外貌的描述和对鳄鱼外貌的描述同时存在。
    古人确实说过鳄鱼在外形上近似于龙,但是他们从不认为鳄鱼便是货真价实的龙,因为他们曾有过实物的比较,而这一点正是被今人所忽略的。
    
    考古资料表明,在史前时代,中国大陆曾经生活过多种鳄类动物,现已发现的鳄类化石达17属。
    可是周秦以来文献中所记录的,差不多仅剩下了两种。
    一种叫做鼍,《说文解字》中写作“鼍”: 鼍,水虫,似蜥蜴,长丈所,皮可为鼓。
     这是祖居在我国长江流域的一个短吻鳄种,学名“扬子鳄”,俗称“土龙”、“猪婆龙”。
    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鳄种濒临绝灭,以致成为国家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但在历史上,扬子鳄曾经数量极多。
    并不是什么稀有动物。
    生活于战国前期的墨翟就说过:“江汉之鱼鳌鼍为天下富。
    ”可见在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扬子鳄的数量几乎跟甲鱼一样多。
    
    据《新唐书·五行志一》记载,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有相当数量的鼍鳄汇集在扬州城门口。
    直到公元十一世纪,苏颂在《图经本草》中仍说:“鼍,今江湖极多,形似守宫,鲮鲤辈,而长一二丈,背尾俱有鳞甲。
    " 《太平御览)卷九三二引郭义恭《广志》:鼍鱼。
    长三尺,有四足,高尺余,尾如蝘蜓儿大。
    南方嫁娶,必得食之。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证实,鼍肉是南方人婚娶筵席上常见的佳肴,至少在明代仍然如此。
    由此看来,古人对扬子鳄的熟悉程度,决不亚于鱼鳖之类,是不可能把它当作少见多怪的稀有动物的,是不可能发生成千上万人竞走百里去围观一头扬子鳄的神话故事来的。
     在现存的鳄类动物中,扬子鳄属于最温顺的一种,它以鱼、蚌、小鸟及鼠类为食,一般不会攻击人畜。
    古籍记载中另有一类鳄鱼,休型较大,凶猛异常,人见人怕,《说文》中写作“"。
     ,似蜥蜴,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
    出日南也。
     鳄鱼的眼睛突出在头的上部,所以它伏在水底照样能看见水面的景
    象。
    水面倘有人或其它动物经过,它可以在水下悄然潜行,等接近目标后就突然上升,发起攻击。
    “水潜,吞人即浮”,寥寥数字,刻画得极为精确。
    
    日南郡位于今天越南北起横山南抵大岭的中部地区,当时仍在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后来才逐渐变成了外域。
     三国时期,吴国的康泰、朱应曾奉命出使林邑、扶南等国(今越南、柬埔寨境内)。
    他们归国后撰写的《吴时外国传》等书,介绍了公元三世纪时中南半岛上的风上人情状况。
    
    《梁书·扶南传》中有关鳄鱼的记述,实际上就是得之于当年康泰等人的见闻: 鳄大者长二丈余,状如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
     这种“喙长六七尺”的长吻鳄,大约即是目前仍存留于东南亚沿海及澳大利亚北部的湾鳄。
    湾鳄是一种咸水淡水皆宜的较为原始的巨型鳄,它在历史上的分布范围比今天要广泛得多。
    
    《梁书》上就说得很明白,此种食人鳄不独外国有之。
    “苍梧以南”即我国的岭南地区也有。
     巨大的湾鳄 《文选·左思《昊都赋》》有晋人刘逵的一段注文。
    概述了繁衍于广州(包括今广东、广西之大部)地区的凶猛巨鳄的生态特点: 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喙长三尺,甚利齿。
    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
    生子则出在沙上乳卵,卵如鸭子,亦有黄白,可食。
    其头琢去齿,旬日间更生。
    广州有之。
     用那条铁臂一般的粗硬尾巴猛抽猎物,将其击昏后再行吞噬,这正是湾鳄在偷袭大动物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晋人虞喜也在《志林》中提到,南方有一种会吃人的长嘴鳄鱼,多在秋季向船上的人发动攻击: 南方有鳄鱼,喙长八尺,秋时最甚。
    人在舟边者,鱼或出头食人,故人持戈于船侧而御之。
     秋季正好是鳄鱼捕食活动的高峰期,湾鳄于此时显得格外凶暴,所以覆舟杀人的悲剧便屡屡发生。
    
    《太平广记》卷四六四引《感应经》佚文,反映出广州地区人民对这种水陆两栖怪物的恐俱心理: 闻广州人说,鳄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惧。
    
    据现代科学家的观察,鳄鱼在陆地七,能以每小时12公里的速度迫逐猎物。
    这一速度对爬行动物来说是相当快的。
    某些陆生哺乳动物,如绵羊、野牛,奔跑起来的最快时速也不过17公里左右。
    “鳄鱼能陆追牛马”,看来并非夸诞之辞。
    而“值网则不敢触”,即使巨鳄撞在了渔网里,渔民们也不敢轻易去碰它,可见对它的畏惧之甚。
     因畏惧而退避,结果只能使鳄鱼在当地繁殖得更多更快。
    
    公元九世纪末,寓居广州的刘询在《岭表录异》中写道,岭南一带的鳄鱼已是成群结队,尤其是潮州地区(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县),差不多成了鳄鱼的窟宅: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
    修尾,形状如毫,而举止趋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
    南中多鹿,最惧此物。
    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慑伏也。
    故李大尉德裕。
    贬官潮州。
    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舫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
     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约在大中二年(848年)冬抵达潮阳,随即又被贬往崖州。
    
    前此三十年,即元和十四年(819年),另一位著名人士、后来被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先生,也因得罪了唐宪宗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赴潮州途中。
    舟过乐昌县境,有一小吏告诉他。
    潮州恶溪中的鳄鱼真是又大又可怕: 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
     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韩愈:《泷吏》恶溪,又名恶水,即今日之韩江。
    韩愈到任后,发现情况确实相当严重,鳄鱼已成为除飓风以外的另一大自然灾害,危害着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 《旧唐书·韩愈传》 于是便引出了名烁古今的《祭鳄鱼文》。
    这篇祭文实质上是向鳄鱼发出的宣战书:“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韩愈毕竟来自文化较高的中原地区,他当时可能具体布置过对鳄鱼进行围捕追歼的计划,并收到获一定成效。
    可惜这段史实没有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而流传在当地民间以至后来被写入《唐书》中去的,乃是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
    仿佛韩愈的祭文经宣读,当天夜里恶溪中就起了风暴,从此溪水改道,鳄鱼搬家,潮州一地,物阜民安。
    九世纪时的岭南地区,巫术迷信仍很盛行,产生出这么一个类似“神咒驱邪魔”的故事来,应该说是毫不奇怪的。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出任潮州通判,修建了韩文公祠。
    他在《招韩文公文并序》中,再一次追述了唐代鳄鱼为患的情形: 郡之下,即恶溪焉,有鱼名鳄,早暮城下,以人为食,虽牛马羊豕,见必尾之,居民怖焉,甚于虎兕。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引 所谓“虽牛马羊豕,见必尾之”,亦即当年韩愈说的“鳄鱼腥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
    ” 显而易见,大鳄鱼曾经横行陆上,肆无忌惮地向家畜发动攻击,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种在陆地上如此猖撅的爬行动物,古人怎么可能将它纳入“失于水则神废”的定义之中! 陈尧佐在潮州任上时,鳄鱼的数量比起唐代已经明显减少了,但偶尔还会发生鳄鱼吞人的惨剧。
    据陈尧佐说,当地居民对于鳄鱼的活动仍然十分警觉,即使远远望见,也要赶快回避:“凡上下水中,或见其隆伏仿佛之状,虽相越百步,避之惟恐不速。
    ”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少年时代曾跟随父亲,到闽中居住了一年。
    当时的潮州知府王举直,曾钓得一头大鳄鱼,并据此而摹绘了一幅图。
    沈括看见过这幅图画。
    还了解到有关鳄鱼的一些知识: 子少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
    大体其形如鼍 ,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
    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
    尾有三钩,极铦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
    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鼋,其为鳄者不过一二。
    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梦溪笔谈,异事》 湾鳄的吻部确实比较长,但图画中的“喙长等其身”(嘴长与身长相等),似乎有些夸张了。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九引《梦溪笔谈》,此句作“缘长半其身”,这或许才是沈括的原文。
    鳄卵也只能生产幼鳄,若说还能孵出别的什么动物来,显然是传闻不实之词。
    不过,湾鳄的孵化率及幼鳄的成活率都非常低,这倒是事实。
    据统计,在母鳄产下的蛋中,有75%是不能孵化的废蛋,即使幼鳄孵化出来,也只有不到3%的幼休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说“生卵甚多,……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古人的观察大体上还算准确,从沈括的记载中还可看出,当时潮州人捕杀湾鳄的技术已经相当熟练,这种爬行动物在岭南日渐稀少以至完全消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人为的过量捕杀。
    
    《青琐高议》的作者刘斧,曾于熙宁二年(1069年)到过粤东海滨,听一位老渔民介绍了大鳄鱼的情况,同沈括所说的差不多: 鳄之大者数千斤,小者亦不下数百斤。
    水而伏,山而孕。
    卵而化。
    其形蟹目蜃角,龙身鳖足,用尾取物,如象之用鼻焉。
    苍黄玄紫,其色不一。
    方其幼者,居山腰岩腹之下。
    其卵百余,大小不一,能为鳄率二三,他皆或鼍或鼋。
    鳄之游于水,他鱼不可及。
    泝流顺水,俱无他鱼。
     从“大者数千斤”一句来看,当无疑问属于湾鳄。
    在诸多鳄鱼中,只有成年湾鳄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以上,相当于3只大老虎加起来的重量。
    “泝流顺水,俱无他鱼”,这是老渔民的经验之谈。
    因为鳄类有食鱼的习惯,鱼儿无不望风而遁,所以湾鳄经过之处。
    渔人的网里便很难有其它收获了。
    这跟另一种关于龙的经验之谈“龙以为畜,故鲔鱼不淰”,是截然不同的。
    
    自两宋以后,有关岭南食人鳄的报道就很少听见了。
    康熙年间,浙人吴震方游历潮州时,再想寻觅鳄鱼的踪迹,已经感到绝无可能了: 鳄溪,一名恶溪,又名澺溪。
    唐宋时有鳄鱼为患。
    其物似龙,无角而黄色,口森锯齿,四足,修尾。
    尾有三钩,极利。
    遇人畜以尾击而食之,鳄之运尾,犹象之运鼻也。
    生卵甚众,。
    或云鼍龙之属。
    今溪中绝无此,潮人亦无有几之者。
     (《岭南杂记》卷虽然湾鳄在中国境内已趋绝迹,但从中南半岛访问归来的人士,仍不时带回有关境外大鳄鱼的种种消息。
    例如,元人周达观曾出访过真腊(今柬埔寨),他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写道: 鳄鱼大者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
     所谓“绝类龙,特无角耳”,即鳄鱼的形状非常像龙,只是头上没有角罢了。
    正是这种外形上相似的特点,使得清代以后的某些人发生了错觉,以为中南半岛上豢养的大鳄鱼便是中国古代的“豢龙”。
    这在上一章中已经论及,此处就不重复了。
    
    我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列举古人有关鳄鱼特别是湾鳄的论述,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以便更加准确地对龙与鳄进行比较研究。
    从两种动物的外形上看,尽管它们都很像巨型蜥蜴,但其间的差别依然存在。
     第一,龙头上有角,或为独角,或为双角,这是自甲骨文以来所有关于龙的记载及传说都一致肯定的。
    有人认为,湾鳄的吻端到眼前方有一对大型隆起腺,远远看去恰好像龙头上的角。
    这一说法实在很牵强。
    根据任殿元老人的描述,他所看到的那条黑龙,额头上长了个椭圆形的角,朝天耸起,状如牛角,根部较粗,顶部稍尖,足有一尺长。
    这难道是湾鳄头上的角质隆起物吗? 第二,湾鳄那张长长的布满利齿的大嘴,特别引人注目,“喙长八尺”、“牙如锯齿”,已成了古籍中形容巨鳄的常用之辞。
    龙则不然,古代一些亲眼见过龙的人则说:“鼻嘴类牛”。
    今人任殿元也证实,黑龙的”鼻子和嘴较近,形似牛头一般”,“嘴形特像鲶鱼,又扁又宽”。
     第三,自古以来妇孺尽知,龙是一种有口须的动物。
    关于龙须的长度,古籍中说法不一,最长的可达二丈,似乎有些夸张了。
    据任殿元的报告,他站在距黑龙一丈多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黑龙的口须约长20公分,又粗又硬,还直抖动。
    这显然不是鳄鱼,因为任何种类的鳄鱼都不可能长出口须来。
     第四,鳄鱼的体表,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骨质板和角质鳞,犹如铁皮一般,古籍上称其“甲如铠甲”。
    而龙身上下覆盖的,却是一片一片鱼鳞似的鳞片,最大的鳞片直径可达16公分以上。
    古今目击者皆证实,龙鳞是能动的,可作适当程度的翕张动作。
    有谁见过鳄鱼的鳞片会自行抖动,会发出咔咔的声响? 第五,龙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腥味,相隔几百米远就能闻
    到。
    究其原因,可能是龙体表面存在着丰富的粘液腺。
    作为高等爬行动物的鳄鱼,体表紧覆坚甲,并无粘液分泌。
    “数里闻腥膻”、“腥膻不可近”,这些描述堕龙的词句,是无法转用来形容鳄鱼的。
     从两种动物的活动范围来看,差异冋样是很明显的。
    鳄鱼生活在什么地方,应该到哪里去捕捉它们,古人能够说得清清楚楚,决不含混。
    惟独对于龙,始终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生活区域。
    当龙偶尔趴卧在陆地上时,谁也弄不清它自何处来;当它随着大暴雨离开后,谁也不知道它归何处去。
    即使龙身浮现在某处江湖中,往往也是仅此一见,其后便杳如黄鹤了。
    历史地名中的“龙潭”、“龙湖”等,大多是附会之辞,并不能代表龙的生存地点。
     据史籍资料,湾鳄在历史上的分布范围,集中在今广东、广 西、福建、台湾四个省区;扬子鳄的分布面较广一些,但大体上也不超出长江中下游流域。
    
    令人诧异的是,龙的活动范围,绝不像鳄鱼那样受到严格限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曾发现过它的踪 迹。
    秦汉以来有明确记载的“见龙”事件,差不多近—半是发生在中原及中原以北的地区。
    例如,公元345年慕容皝在龙山亲眼所见的黑白二龙,920年耶律阿保机在拽剌山射获的黑龙,1642年坠落在三河县境内的牛头蛇身怪物,1767年盘桓于临榆县一居民煤堆上的龙,以及1044年出现在扶余县江边沙滩上的黑龙,这些龙被发现的地点,均在位于北纬40°至46°线之间。
    假如认定“龙”就是鳄鱼的代名词,那么,这些事件本身将陷入无法解释的困境之中。
    因为无论是对近两千年来气候资料的分析,还是对鰐类动物生活史的研究,都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以谣明鳄鱼仍在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上生存,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
    何況任殿元老人早已证实,他所看到的那条身长12米的巨型四脚蛇,肯定不是鳄鱼。
     稍微留意一下古人对待龙与鳄的不同态度,就愈加明白两者绝不是同一种动物。
    受到古代居民特殊礼遇以至被尊为“鳞虫之长”的,是一种叫做“龙”的动物,而不是鳄鱼或别的什么爬虫。
    保护扬子鳄是最近半个世纪方才出现的意识,古人只晓得鼉肉可以敬客,鼉皮可以蒙鼓,并没有把它当作神灵来膜拜。
    至于湾鳄,它的凶暴是出了名的,古人始则避之惟恐不及,继而杀之惟恐不尽,何崇拜之有?不能因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有崇拜鳄鱼的习俗,便认为我们民族也应当如此。
    
    请再读一读我国历代有关食人鳄的记载吧,那里面有的是恐惧感和厌恶感,却没有今人想象中的神秘感,“居民怖焉,甚于虎兕”,“虽相越百步,避之惟恐不速”。
    ,面对这样一忡比老虎还要可怕的猛兽,古人竟会把它当作“祥瑞”来炫耀,甚至走近它 的身边去搭建凉棚,这在人间情理上能够说得通吗?如前所述,关于鳄鱼的生态特点,古人所了解的,同今天的科学认识基本相合。
    他们不会不明白,搭凉棚、浇凉水的措施,对鳄鱼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也不会不明白,长嘴大鳄鱼所需要的并不是几桶清水,而是人、畜的血肉。
    显然,搭棚浇水的举措,不是针对鳄鱼的,在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古老的经验。
    鳄鱼固然不需要这种待遇,但在生物进化史上确有另一类动物,由于它们特殊的生理机能,必须保持足够的皮肤湿润度,这甚至比饮食充饥还重要得多。
    下一章中将就此展开讨论。
    
    说完龙与蛇、龙与鳄,接着来说龙与蛟。
    
    龙蛟并举,蛟龙连称,自古已然, 。
    于是乎,不仅现代的人,就是古代的许多人,也都以为龙即是蛟、蛟即是龙。
    至于为何同一物而有两种名称,有人说“小曰蛟,大曰龙”,有人说“龙无角曰蛟”,还有人说“母龙曰蛟’。
    其实,这些说法均属无根之谈。
    龙和蛟,实际上是两种有区别的动物。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中,记述了江西地区居民的经验之谈: 蛟状大率似龙,但蛟能害及人畜,龙则不然。
    龙能飞。
    且变化不测,蛟则不能也。
    
    清代考据学家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鱼》中也说: 蛟为龙属,不得即谓之龙。
    古书言蛟、龙,皆为二物,无称蛟为蛟龙者。
     陆容和王念孙,一卒于明弘洽九年(1496年),一卒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距离现在都比较近了,他们的话或许不能作数,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早期文献中有关蛟的记载吧。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蛟龙连称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例如,《庄子·秋水》:“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
    ”单从语意上看,仿佛龙跟蛟一样,都是害人非浅的凶物。
    其实不然,这里的“蛟龙”,是一个偏义复词,仅仅指蛟而言,并不包括龙在内。
    说理文本来就不同于记事文,讲究的是句法的整齐和音节的铿锵,至于个别词语用得是否准确,往往是被忽略的。
    一旦刻了记事文中,具体描写某种水生动物威胁或伤害人、畜时,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真实记载,都一律明确写作“蛟”,而不再含混地使用“蛟龙”一词了。
    
    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
    ”次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已,余奚爱焉!’’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
     (《吕氏春秋,知分》)
    魏 幼而智勇。
    年十岁,尝浴于譙水,有蛟来逼,自水奋击,蛟乃潜退。
    于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
    后有人见大蛇,奔逐, 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
     《太平御览》卷四三六引刘昭《幼童传》
    云水源有汤泉,下流多蛟,害厉,济者遇之,必笑而没。
     (《艺文类聚》卷九六引王韶之套始兴记》
    洵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
    董奉疏符沉水中, 少日,见一蛟死。
    浮出。
     《大平广记》卷四二五引《浮阳记》
    怀蛟水,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
    石际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时伤人马。
     《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五·饶州·鄱阳县》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辛未,令南康军长吏祭坟。
    时内侍赵敦信使还,言江中有蛟,为行人害,舟筏多覆溺者,因请饰其庙宇。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
    元成宗大德间,昆明池有蛟害人,后除之。
     (康熙《云南府志》卷二五)
    西晋建威将军周处年轻时在他的家乡义兴(今江苏宜兴)刺虎斩蛟的故事,更是声闻当朝,名播后世: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
    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
    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
    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
    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
    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
     《世说新语,自新》 这一事迹,后来又被写入了《晋书·周处传》。
    但《世说新语》谓周处在水中与蛟搏斗了三天三夜,则显然是小说家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能完全当真。
    
    倒是《初学记》卷七所引《祖台之志怪》的记述,可能较为近当时的真实情景: 义兴郡溪渚长桥下有苍蛟,吞噉人。
    周处执剑桥侧,伺久之,遇出,于是巷自桥上投下蛟背而利。
    蛟数创,流血满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
     刘禹锡《壮士行》“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用的便是这个典故。
    身受重创,血流满溪,尚能挣扎着游出去很长一段路程,可见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型动物。
    
    蛟之不易对付,古来即存共识。
    《礼记。
    月令》:“〔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鼉、登龟、取鼋。
    ” 鼉、鼋皆可“取”,唯蛟须“伐”之。
    陈澔注:“蛟言伐,以其暴恶,不易攻取也。
    ”
    我们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也可看出,杀死一条巨蛟比歼灭一头猛虎还要来得艰苦。
     既然龙不是终鱼,那么,蛟会不会是一种凶猛的大鳄鱼呢? 至晚在清代,已经有人提到过这方面的猜想。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五:“周处斩蛟,或谓是鳄鱼也。
    ”近年来,仍不时有人发表类似的见解。
    假如仅仅根据蛟的凶暴程度来判断,说它是一种食人鳄鱼,似乎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鳄作为一种动物 的名称,在古籍中很早便已确立,古今相沿,并无二致。
    所谓“古之蛟即今之鳄”,在语义学上显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古人称鳄为“鼉鱼”、“忽雷”者,间或有之;称鳄为“蛟”者,却是史无凭证。
    何况从古籍中对于蛟的具体描述来看,同鳄鱼的形象委实难以吻合。
    
    据《汉书·武帝纪》称,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刘彻南巡时,“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可惜的是,这条被汉武帝(包括他的侍从)亲手射获的江中之蛟,究竟是何等模样,史书上没有更具体的记载。
    
    不过,在王嘉的《拾遗记》中,曾记载了一个“汉昭帝钓蛟”的传说故事,其中粗略地勾画了蛟的外貌特征: 汉昭帝常游渭水,使群臣渔钓为乐。
    时有大夫任绪钓得白蛟,长三丈,若大蛇,无鳞甲,头有一角长二尺,软如肉焉,牙如唇外。
    帝曰:“此鱼?之类,非珍祥也。
    ”乃命太官为鲊,骨青肉紫,味甚美。
    帝后思之,使罾者复觅,终不得也。
     《太平御览》卷九三O引《王子年拾遗录》 此故事载于今本《拾遗记》卷六。
    《太平御览》所引的这节《王子年拾遗录》,其文字与今本有较大出入。
    从语言风格上看,《王子年拾遗录》质朴无华,很可能是王嘉的原本,尚未经过萧绮的加工润色,为此,我特意抄录了这一节佚文,以供读者参考。
    
    《拾遗记》所津津乐道的历代帝王的逸闻,当然不会是真确的历史事实,然而,既如《汉书》所说,西汉皇室曾经得到过蛟的实物,那么,不论《拾遗记》的作者多么善于曼衍虚辞,他对于蛟形的具体描绘,便不可能完全脱离实际,或多或少总是以某种现实的动物为其蓝本的。
    根据《拾遗记》所勾画的形象,蛟既不似体覆鳞片的龙,也不似身披坚甲的鳄,却像是一种形状奇特的大蛇。
    
    两晋之际著名的博物家郭璞,在《山海经·中山经》的注释中,也肯定蛟的外形近于蛇类: 蛟,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领有白痪,大者十数围,卵知一二石,能吞人。
     我们即使把所有鳄鱼的图片都集中起来细细观察,也无法得 出“小头细颈”的印象来。
    蟒蛇倒是真正的小头细颈,并且也是卵生,尤其是大蟒,确实能够吞人。
    蛇头虽小,但它的左右下领骨之间以韧带相连,所以蛇口能张得很大,可吞下比自己头大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动物。
    
    《太平御览》卷九三0引裴渊《广州记》: 新宁郡东澳甚饶蛟,及时害人。
    曾于鱼梁上得之,其长丈余,形广如循,脩颈小头,脾前赭,背上青斑,胁边若锦。
     裴渊所记,乃是对于某种动物实体的客观描述,显然不同于小说家的泛泛之谈。
    “脩颈小头”,这与郭璞的说法正根吻合。
    “形广如循”,循是阑干上的横木,何晏《景福殿赋》有“循类腾蛇”的比喻,可见蛟是一种长条状的形似蛇类的动物。
    “胸前赭,背上青斑,胁边若锦”,如此体色绝非鳄鱼所有,在蛇类中倒是常见的。
    即以我国现存的蟒蛇为例,其体色黑,有云状斑纹,背面有一条黄褐斑,两侧亦 各有一条黄色带状纹。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八引《赵康靖公闻见录》的一则记载,题 为《蛟攫马》: 简门祇候都士迁,因出郊。
    借人马骑去。
    时夏热,因解于河上,令人浴马。
    忽有物在水底,如蛟蜃状,掳攫其马并人,须臾不见。
    人即时出,苏息,说其状如蛇,即不见其穴处。
     据那位蛟口逃生者的描摹,蛟的形状确实如同蛇类。
    这种能将 人、马一起卷入水底的怪物,会不会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水蟒呢?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蛇。
    恐怕要属栖居南美洲的水蚺,其身长可达10米上下。
    尽管它大部分时间伏在水里,主要食物却不是鱼类,而是常到河边来饮水的哺乳类和鸟类。
    
    《初学记》卷七引盛弘之《荆州记》: 沔水有潭极深,先有蛟为害。
    邓遐为襄阳太守,拔剑入水,蛟烧其足,迢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丹水,勇冠当时。
    于后遂无蛟患。
     邓遐是东晋的名将,曾追随桓温多次北伐,时人把他比作西汉的樊哙。
    有关沔水斩蛟的事迹,亦见于《晋书,邓遐传》。
    且不说迄今为止还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魏晋时代尚有像湾鳄那样的大型鳄鱼存在于汉水流域,仅看盛弘之笔下的“蛟绕其足”一句,便 使人有理由怀疑“蛟鳄说”的合理性。
    鳄鱼袭击猎物的方法,无非是两种:或者从水下突然跃起,用前肢紧紧抓住猎物,或者摆动强有力的尾巴,猛一下将猎物打昏在水中。
    至于从人的双足开始,把人全身缠绕起来,那是蛇类的惯技,而不是鳄鱼的动作。
    任何一种鳄鱼都不具备此项本领。
    正因为蛟是一种类似水蟒的动物,所以它才会用柔软狭长的身体去缠绕人、畜,所以邓遐才能够在水中挥剑 “截蛟数段”,将蛟截割成好几段。
    
    倘使有人认为《荆州记》的记载不过是一个孤证而已,那么,请再看下面的两个事例: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
    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
    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
    数日牛出,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
     《太平广记》卷四二五引《广异记》 严续在江州,有奴忤意。
    续策逐之。
    州有柏林,多虎,奴请杀之,辄持械往击虎母,并数子皆歼焉。
    或言潭有蛟,奴解衣下浴,蛟来绕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
    谓人曰:“吾勇无敌,恨不见用于时耳。
    " (宋人《江南余载》卷上)
    此两例,一发生于唐代天宝末年,地点在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水域),一发生于五代南唐时候,地点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市鄱阳湖一
    带)。
    无论是牛与蛟斗,还是人与蛟斗,蛟的习惯性动作,便是以它的身体去缠绕猎物。
    “为蛟所绕”、“蛟来绕之”,这些出自不同作者笔下的描写,居然会如此合辙,显见不是个别人的想当然,必有某种事实作为依据。
    
    唐人张鹜在《朝野佥载》卷四记载: 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项三两匝,即落水死。
    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
    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竜所引,非也。
    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
    
    水中的动物古来甚多,这里所说的能把一个牧马童仆活活缠死的“白特”,未必就是真正的蛟。
    “蛟之类也”,这一断语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在古人长期的经验中,蛟能缠物乃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这一特征并不是后人演绎出来的,早在先秦文献中便已有迹可寻。
    
    前引《吕氏春秋》关于次非斩蛟的故事,其中不就明明白白写 着“两蛟夹绕其船”吗?
    清人俞鸿渐《印雪轩随笔》卷一记载,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秋,黄河在河南武涉县一带决口,洪水奔涌,村落皆为河泽: 〔宋家庄〕有村民踞楼脊以避水,见二物蟠于杨上,形如蛇,粗如巨梁,体腻白,间有血色应纹,首如雉,朱冠翘然,目闪闪深碧色,尾锐于锥。
    三日后,随水而去。
    此为蛟无疑。
    
    这种像大蛇一样的怪物,究竟是不是古来传说的蛟,一时也无法确定。
    不过,这一记载倒从另一侧面证实,在古代居民的心目中,蛟属于一种近乎蛇类的动物,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很难得到解释。
    前引刘昭《幼童传》,曹操对众人说:“我连蛟都不怕,你们难道还怕蛇吗?"显见蛟与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郭璞在介绍蛟的特征时,说得更加明确:“蛟,似蛇而四脚。
    ”倘若果真是蛇,怎么会有四脚呢? 蛇到底有没有脚,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记得《战国策》上有一个著名寓言:数人为争一壶酒,相约画地为蛇。
    一人画先成,别出心裁,又丢添上蛇足,结果弄巧成拙,失掉了本来已经到手的美酒。
    这位画蛇添足的老兄之所以受到人们嘲笑,是因为他违背了人所尽知的常识—“蛇固无足”也。
    
    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常识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蛇并非天生就无足而行,无足的蛇是从有足的蛇演变而来的。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蛇起源于某种原始的穴居蜘蝠。
    蛇与蜥蜴之间,至今仍有着很多相似点。
    它们不仅有相似的头骨构造(居于下颞弧的各骨退化或消失、方骨与脑颅间具有可活动的关节),而且都有发达的锄鼻器,雄性都有成对的交接器。
    在种类繁多的蜥蜴群中,人们甚至能够观察到那些肢体器官逐渐消失的每一个阶段。
    因此我们可以说,蛇实际上是一种特化得十分成功的蜥蜴。
    从有脚的蜥蜴发展到无脚的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无数个中间环节。
     第一阶段:所有的蛇都是有脚的,蛇跟蜥蜴之间的差别还不明显。
     第二阶段:在原始蛇的主干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有些分支进化得相当快,无脚的蛇开始向各种生态环境作适应性辐射。
     第三阶段:经过激烈的生存竟争,无脚的蛇以其优越性而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些落后的有脚的蛇则被大自然的洪流淘汰了。
     我们人类恰好出现在第三阶段。
    当我们睁开眼睛审视大干世界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蛇差不多都是无足而腹行。
    于是在我们形成的概念中,“蛇无足”便成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尽管这种真理有着同样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假定人类诞生得再早一些,比方说出现在第二阶段,那么,“画蛇添足”就很难说有什么大错了。
     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大自然并没有绝对纯净的形态,即使在第三阶段,在无脚之蛇已经占据压倒优势的环境中,仍然会有少量品种的较为原始的蛇类存留下来。
    
    舒州有人入山,见大蛇,击杀之。
    视之有足,苦以为异。
    因负之而出,将以示人。
     (徐铉《辑神录》卷二) 从生物进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蛇有足”的现象,应该说是不奇怪的。
    我们今夭若想见识一下此种现象,也并非绝无可能。
    若干现存的体型较大的蛇,如蟒蛇、森蚺,就属于较低级、较原始的蛇类。
    在它们的身上,前肢虽已完全消失,但在肛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爪状距,即为退化中的后肢残迹。
    这对残爪仍有一定的用处,如雄蛇在求爱过程中,会用它来抓挠配偶的体侧,以示其爱抚之意。
     古人也曾注意到此类生物现象的存在。
    
    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蛇,腹行也,而鳞蛇首昂,蜥蜴千岁,腹皆有足”所谓“鳞蛇”,即我们今天常说的蟒蛇,不过据一些古书记载,当时居民所见到的”鳞蛇”,不仅有着后肢的残迹,似乎还有前肢的残余: 鳞蛇,出安南、云南镇康州、临安、沅江、孟养诸处,巨蟒也。
    长丈余,有四足,有黄鳞、黑鳞二色,能食麋鹿。
    春冬居山,夏秋居水。
    能伤人。
    土人杀而食之,取胆治疾,以黄鳞者为上,甚贵重之。
     《本草纲目·鳞部之二》引《方舆胜览》 李时珍认为:“此亦蚺蛇之类,但多足耳。
    ”从理论上说,早先的蟒蛇当然具有前肢,只是后来退化得看不见了。
    明代居民是否仍可见到四足的“鳞蛇”,现在固然无法断定,但是,古书中的此类说法决不会无故而来,必有其现实的依据。
    
    生活于北宋真宗时期的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九中记载:蜀地每年春季举行的蚕市上,有人曾购得一具蛇蜕,长五六尺,腹下有四足,如同鸟雀的爪子。
    既有蛇蜕,必有其蛇。
    这一迹象启示我们,古代居民实际接触到的蟒科动物,肯定不止我们今天尚能看见的几个品种。
    
    正如英国动物学家H,W,帕克说的:“蟒科有悠久的历史,已发现的化石可以追溯到古新世时代,即大约有6千万一7千万年以前。
    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蟒科大概繁衍出了远比目前生存下来的种类多得多的类型,而在这一各种类型的链条当中,现在有许多环节已经绝灭,所以要确切了解某些现生种类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颇为困难。
    ” 我们的思路一旦拓宽,某些看似费解的问题,就不难从另一角度找到破析疑难的契机。
    
    根据古人对蛟的种种描绘,大致上可以推断,蛟并不属于现生的蟒科,而很可能是一种更加原始的古代水蟒。
    在它身上还保留着较多的过渡形态的特征,比如它还有明显的四肢残迹,尽管这种萎缩的肢体在实际运动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蛟,龙之属也”—《说文解字·虫部》判定蛟为龙的同属,并不是偶然的。
    
    据古今目击者称,真龙的形状颇像一头巨型四脚蛇。
    为此缘故,凡在外形上多少有点近似蜥蜴的,都有可能被牵扯到龙的家族体系中去。
    民间称扬子鳄为“土龙”,称蜥蜴为“龙子”,就是这个道理。
    蛟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动物,正介于原始巨蜥和现代蟒类之间,况且大部分时间又栖息在水里,因而将蛟视作龙的同类,在古人看来是很自然的。
    这是古代的以直观经验为基础的分类法,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动物分类法。
     综上所述,龙、蛇、蛟、鳄,分别是四种动物。
    它们之间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点,但决不可因此而混同起来。
    蛇、鳄是现存的动物,实物俱在,一目了然;蛟、龙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亡。
    依照现代动物分类学,蛇、鳄属于爬行纲。
    假如我的推测尚无大错的话,蛟果真是一种原始型的水蟒,那么,它也应当归入爬行纲。
    行文至此,只剩下一种龙了。
    
    第七章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
    龙之形象“与鳄鱼为近”,但并不等于就是鳄鱼。
     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的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
    
    《周易集解》卷一引马融注: 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
     汉语中的“物”字,从它的古文字形及早期用法来看,可能是用作动物的总名,至于许慎所言“物,万物也”,那是后来扩而广之的意义。
    动物中间没有比龙更大的了——在视龙为神话的人们看来,这无非是主观上的想象而已。
    然而,那些来自堕龙现场的目击记录,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这种动物的庞大身躯。
    龙是像鳄鱼那样贴地爬行的,因而它的身高并不显著,通常只及人的腰间,最高的也没有超过一人之高。
    
    《续夷坚志》曾提到在大明川发现的堕龙“头与一大树齐”,那是因为这条龙正趴卧在三间草栅的顶上,借势而登高也。
    至于龙的身长,古籍中时常有惊人的描绘。
    “身长数十丈”云云,很多人也许不相信,以为那是古人的夸张之辞。
    
    但是据任殿元的报告,他当年在松花江南沿所目睹的那条“黑龙”,身围直径约1米,身长至少也在12米以上。
    在动物趋向小型化的时代,竟能发现这般长大的蜥蜴状怪物,确实令人震骇不已。
    
    不过,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翼展达70厘米的大蜻蜓,有过身长近3米的古蝎子。
    昆虫类和蛛形类尚且如此硕大,更不必说后来迅猛发展起来的爬行类动物了。
    一说起龙,今人很容易联想到曾在中生代称霸一时的爬行动物——恐龙。
    1938年在云南禄丰盆地发现了蜥龙类化石,当时在昆明引起了很大轰动。
    这具恐龙化石后来在重庆展出时,每天的观众多达万人以上。
    就在这种空前的热情之中,也混杂着普遍的误解。
    诚如杨钟健先生所形容的:“我国人对于龙的神秘观念并未消除,一听见我们发现龙化石,便误以为发现了历史上所传说的龙了。
    ”
    其实,此龙并非那龙。
    汉语中的“龙”字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甲骨文的时代,而“恐龙”的名称则是在1842年由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创立的。
    Dinosaur一词的本意,是想概括一些个体较大、模样骇人的古代爬行动物,直译出来应当叫做“恐怖的蜥蜴”。
    日本学者最初将这个词翻译成“恐龙”,我国的古生物学工作者沿用了这一译名,于是那些中生代的爬行动物便都以“龙”字作了词尾,如梁龙、剑龙、霸王龙、蛇颈龙、翼龙等。
    本来,龙在我国古籍中一向号称“鳞虫之长”,而“鳞虫”中间确实包含着一部分爬行类动物。
    因此,借用“龙”字来作为古代巨型爬虫的译名,从逻辑上说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么一来,在我国民众的感觉上便很容易发生混淆了。
     中国境内最早确认的恐龙化石,当属1902年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鸭嘴龙和1913年在山东省蒙阴县发现的盘足龙。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龙》一文中写道: 这两次在中国最早发现的恐龙,与我国历来所传说的龙,实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黑龙江远在北疆,当时我国文化还没有普及到那里,龙绝不会在那里发现,而且看它发现的困难,也绝非那时的能力所能办到;山东蒙阴县虽在内地,但当我国龙说已盛行时,该地仍较荒僻,而且盘足龙是一种非常高大的动物,直到现在,尾部尚付缺如。
    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先民也绝对不是由此开始获得对龙的真实意义的。
     我国古代人民对于龙的强烈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知识,并非来源于从地下发掘到的恐龙化石,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古代记载中的龙,是一种活生生的会潜水、会爬行、有时还会腾飞的动物。
    即使是那些被制成标本的龙骸,也是直接取自捕捉到的动物活体,而不是已经死了几千万年的僵硬的骨骼化石。
    关于龙的知识,应当另有来源。
    
    在古代一些诠释自然事物的著作中,也曾经将历来流传的有关龙的知识汇集成章,如北宋陆佃的《埠雅·释鱼·龙》、南宋罗愿的《尔雅翼·释鱼一·龙》、清代王晫的《龙经》等。
    可是,当我们今天想要认真探讨龙的生物归属问题时,却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些古代著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因为那里面往往是一盘典型的大杂烩,既有自然的经验,亦有人文的比附,既有本土的传说,亦有佛典的妙喻,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若想依据这些著作来确定龙的形象,那就如同堕入五里雾中,越发感到龙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怪物了。
    
    例如,在罗愿的《尔雅翼》中,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 王符称“世俗画龙之状,马首蛇尾”。
    又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蚕,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乍看起来,这好像是在介绍龙的外貌。
    其实大谬不然。
    此处的“王符”,十有八九是“王充”之误。
    王充和王符,皆为东汉人。
    现存王符的著作中,并不见此语;倒是王充的《论衡·龙虚篇》中写得明明白白:“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
    ”至于“三停九似”之说,那不过是宋代以前逐渐定型化的绘龙技法,说得透彻一点,是指在美术作品中刻画神龙的规范化要求,并不像人们习惯上所理解的,可以随意用来表示现实之龙的真确形象。
    这个误解的造成,也要怪罗愿在辑录旧说时没有交代清楚。
    
    早于罗愿一百多年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中写道: 画龙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蚕,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
    耳似牛也。
    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騣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至肉中生出为佳也。
     郭若虚又说: 自昔豢龙氏殁,龙不复扰。
    所谓“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归于泉,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
    今之图写,固难推以形似,但观其挥毫落笔,筋力精神,理契吴画鬼神也。
     其大意是说,由于后人已经见不到真龙了,在绘画上追求“形似”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从“神似”方面多下功夫,在掌握基本要领的前提下,尽可如吴道子画鬼神那样,不拘成法而随机变化。
    此论一出,画风愈见潇洒。
    可是,面对着一大批神似形不似、见首不见尾的古代美术作品,却让后来者在惊叹之余,更加觉得龙是幻想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的动物了。
    这也是美术之龙难以作为论据的道理所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华神龙毕竟是有生物原型的。
    这个原型虽说数量稀少,尤其是豢龙之业消歇以后更为罕见,但在过去的两干余年间,它仍不时出现在古代居民的视野之内,并非绝对的“不可得而见也”。
    况且它也不是像今日苏格兰地区盛传的“尼斯湖怪兽”那样,仅把脑袋伸出水面,晃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史书告诉我们,这种被封为“鳞虫之长”的动物一旦出现时,往往会长时间地暴露在水面或者岸边: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黄龙见华阳池十余日。
     《艺文类聚》卷九八引《伏侯古今注》
    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宋书·符瑞志中》
    永明七年(489年),黄龙见曲江县黄池中,一宿二日。
     《南齐书·祥瑞志》 如前所述,既然在堕龙现场曾经聚拢过成千上万的围观者,那么,谁敢说众多的围观者中间不会有人临摹下真龙的形象来呢?
    据史载,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员,在向朝廷呈报当地出现的黄龙、凤凰、嘉禾等“祥瑞”时,往往要附上一份从现场摹绘下来的图本。
    这类图本,后来便有可能成为宫廷画师们的案头之物。
    由此言之,唐宋以来绘画、雕塑中最常见的那种蛇身蟠曲、张牙舞爪的神龙造型,尽管在整体上已属于非现实的高度艺术化的创造,但是,其头部的大致轮廓以及身上的某些特征(如鳞、角、须),总还跟来自现实生活的蓝本多少有点相似。
    不然的话,《七修类稿》怎么会说“头足鳞角宛然如画”,《续子不语》怎么会说“如人世所画龙状”,任殿元的报告又怎么会说“脸型和画上的龙差不多”呢?
    我曾请任青春给他的父亲任殿元看过许多种类的恐龙图片,其中有异齿龙、假鳄龙、鸟龙、植龙、雷龙、梁龙、腕龙、跃龙、霸王龙、蛇颈龙、鸭嘴龙、棘鼻青岛龙,等等。
    结果都被老人一一否定了。
    不过,老人对那幅异齿龙的图片(图7),仍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他认为,假如把这个动物背上的帆状物去掉,看它趴在那里的样子,倒有几分像当年在沙滩上见到的“黑龙”;但“黑龙”的嘴是闭着的,嘴形像鲶鱼,嘴边有须子,头上耸起角,脖子还要略长一些,从脖子开始直到尾巴,全身长满了鱼鳞。
    
    我们还给任殿元看过一幅赫哲族狩猎时用的神像画,画像的上端绘有两个受尊崇的“灵物”(图8 )。
    赫哲族世代居住在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
    若按杨钟健先生的说法,汉族文化在历史上似乎远未普及到北疆,然而奇怪的是,赫哲族崇拜的神秘动物却跟汉族所信奉的龙十分相似,仅在画法上略有精粗之分。
    更为奇怪的是,这种神秘动物的嘴边居然也有须子,而任殿元当年在松花江边看见的“黑龙”正是有口须的。
    这中间能说一点儿联系也没有吗?任殿元仔细辨认后,觉得画像右上端(箭头所指)的身子较粗、尾巴稍细的动物有点像“黑龙”,但也只是整个外形略为接近,头部就不太像,而且“黑龙”的身上都是鳞片,绝没有须毛之类,尾巴上也没有毛。
     看来,在尚没有见到半个鳞片的条件下,光凭现有的动物图片,未必能够准确地找到神龙的原型。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却销声匿迹的动物,并不是每一种都能画出图形的,迄今为止生物学家也只是弄清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不过,通过对于一系列图片的辨认,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任殿元所说的“巨型马蛇子”大概是一种什么形状的动物。
     或许有人以为、龙的外形既然如同巨型蜥蜴,长有四条腿,能在陆上爬行,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归入爬行类动物了。
    可是,什么样的爬行动物竟然会长出满身的鱼鳞来呢?什么样的爬行动物表皮不是干燥的,反而充满了粘液腺,散发出异常浓烈的腥味呢?
    什么样的爬行动物虽能登陆上岸,却又爬不多远,需要人们用水来泼洒它的身体方能维持生命呢? 让我们暂时挣脱时空的束缚,把目光移向三亿五千万年前的世界吧。
    其时,正值地质史上的泥盆纪晚期。
    那是一个鱼类鼎盛的时代,生命的主战场仍在海洋,陆地上除了少量昆虫以外,还看不到其它动物的踪影。
    不过,由于地壳的上升,陆地面积也已显著扩大,原先的一片汪洋大海,有些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内陆湖泊。
    也许是因为存在着季节性干旱,造成某些池塘干涸断水,也许是因为气候湿热,水中的败叶迅速腐烂,引起严重缺氧,总而言之,当时的自然环境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淡水鱼类很难再固守一池而安然度日。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某一支具备内鼻孔的古代总鳍鱼,开始用它比一般鱼类更为坚强的偶鳍支撑起身体,艰难地爬上了陆地。
    我们的大陆后来所以会变得如此繁荣和喧闹,推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这群身披鱼鳞的冒险家们。
    鱼儿登陆的最初动因,只是为了从一处池塘转移到另一处池塘,换言之,是一种为了能继续留在水中生活的适应性迁移。
    然而,由这种行为导致的一系列身体构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却是它们始料所不及的。
    既然登上了陆地,就不得不呼吸空气以维持生命,从而促使鱼鳔转化为简单的肺组织;长期在地面上划行移动,胸鳍、腹鳍的形状也渐渐起了变化,终于发展为五趾型的四肢。
    这一群最早出现在陆地上的四足脊椎动物,并不是爬行类,而是两栖类。
    为了同白垩纪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两栖类相区别,我们且将它们定名为“古代两栖类”。
     从适应陆地生活的诸多要求来看,两栖动物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这些来自水族的新大陆发现者们,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称霸过陆地。
    它们不能远离水域,不能过久地暴露在干燥空气中,更经不起强烈日光下的曝晒蒸发。
    幸而天赐良机,自它们登陆伊始,全球气候正处于一个相当温暖而湿润的时期,陆地上覆盖着主要由蕨类植物构成的茂密丛林,在丛林中间布满了数不清的沼泽。
    湿气浓重的森林,成了两栖动物的天然保护伞;绵延不断的沼泽,则是两栖动物最理想的栖身之所。
    这一郁郁葱葱的局面持续了将近六千万年光景。
    后来由于地壳变动,沼泽区内的大批植物被层层埋入地下,经过长期的炭化作用,形成了我们今日作为重要能源的煤炭,故而地质学上称这一时期为“石炭纪”。
    “石炭纪”者,成煤纪也。
    我国北部地区已经发现和正在开采的大煤田,足以证明该地区在石炭纪时尚处于暖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丛林。
     “暑极不生暑面生寒。
    ”大约在两亿八千万年前的石炭纪末期,气候开始变得寒冷而干燥,大片的丛林、沼泽消失了。
    许多曾经颇为活跃的两栖动物,因为不能顺应新环境而相继绝灭,让位给了正在崭露头角的爬行类动物。
    有一些惰性较强的两栖动物,原本就比同类有更多的时间泡在水里,此刻在异常气候的压力下,索性退回到了水中,并开始向地下水域寻求避难的场所。
    由古代两栖类引上陆地的高等生物类群,经过了无数次的脱胎换骨,有的能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奔驰,有的能以惊人的敏捷攀援树木,有的则征服了天空。
    地表生物圈内的竞争愈演愈烈,后起的物种换了一代又一代,它们留下的大多只是化石,而一种古老的两栖动物却出人意料地苟活下来,一直闯进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成了万众争睹的“活化石”。
    这,很可能就是那种被称之为“龙”的神秘动物的真实身份。
    
    有人要问:你的这种推断,到底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我注意到龙的鳞片。
    
    现代两栖类皮肤裸露,属于白垩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新种,而古代两栖类多为披鳞带甲状,体型也比现代的要大得多。
    
    从古今目击者的描述来看,龙鳞肯定不是鳄鱼身上的那种角质鳞。
    古书上称:“鳞似鱼”,今人任殿元也证实:“形状特别像鲤鱼的鳞。
    ”依据生物进化的不可逆律,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已经褪掉了鱼鳞的动物,即使后代返回到祖先的生活环境,也不可能再长出鱼鳞来了。
    例如,爬行类中的鱼龙、蛇颈龙,哺乳类中的海豚、鲸鱼,它们在重新入水以后,并没有长出满身的鳞片来。
    由此而论,龙和鱼类的关系非同一般,龙鳞当是直接从某种古代鱼鳞演化而来,并且像硬骨鱼鳞那样,形成以后便终身生长,所以随着龙体的增大,每一片龙鳞的面积也相应增大。
    在众多的四足脊椎动物中间,身上之鳞片跟鱼鳞有直接继承关系的,当以古代两栖类动物为最大可能。
    
    史籍上被记录下来的龙,若依照体色来区分,大致有三类。
    一曰“黑龙”,又称“青龙”。
    姜夔诗中记述的“白身青髻鬣”,任殿元在松花江边看到的“水虫”,均属此类。
    按任殿元的说法,这种龙的鳞片呈铁青色,脊背上最深,其余部位则稍浅。
    二曰“白龙”,体表纯白色,或以白色为主。
    这类龙最为稀见,估计是由近交所造成的白化个体。
    “白龙,天帝贵畜也。
    ”跟其它白化动物一样,白龙也受到人们特别的珍爱。
    三曰“黄龙”,体表呈金黄色,又说呈五彩色。
    古人视之为“祥瑞”并做了许多歌颂文章的,主要就是指这类体色艳丽的龙。
    黄龙的鳞片也十分漂亮。
    据说在光照之下闪闪耀目。
    
    司马相如《子虚赋》在形容云梦山川的景色时,曾有过这样的辞句:“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文选》引郭璞注:“如龙之鳞彩也。
    ”
    本书第二章所引录的《宜都县志》和《趼廛笔记》均记载,从龙身上揭下来的鳞片“金碧射目”、“灿烂作五彩色”。
    这很可能是一种珐琅质加厚的硬鳞,并且含有鸟粪素结晶。
    若考虑到龙和鱼类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类体色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生物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动物类群中,鱼类是体色最为艳丽的一族,鸟类、昆虫类尚在其次。
    越是居于深水层的鱼类,其体色往往越是五彩缤纷,斑斓夺目。
    
    其次,还应特别留意龙体的分泌物。
     龙为神灵,香气馥郁,原本是文学描写中的粉饰之辞。
    
    现实生活中的龙却是充满了腥味的,姜夔《昔游诗》中说“数里闻腥膻”,或许有些夸张。
    任殿元的回忆应该是比较真切的:“它身上的腥味极大,相距几百米远就能闻到。
    ”在龙趴卧的地方,经过了一夜暴雨的冲洗,“沙子里还留有浓烈的腥味”。
    究竟是什么东西渗入了沙土中,竟会产生如此浓烈而冲洗不去的腥味呢?
    古籍记载称堕龙“鳞滑而油”(鳞片异常滑润,像涂了一层油)、“腥涎满地”(带味的粘液淌满了一地),可见龙的体表有着丰富的粘液腺,那股浓烈的腥味正是由粘液散发出来的。
    我们知道,鱼类的粘液层是为了适应水中生活而发展起来的保护机能,两栖类的粘液分泌则是维持皮肤呼吸功能的必要手段。
    通过对现代两栖动物的解剖分析,发现它们的肺是一个只有简单分隔的囊,仅能承担一半的气体交换功能,其余的则是经过皮肤组织来完成的。
    所以,现代两栖类皮肤裸露,布满粘液腺,通透性强,以便进行气体交换。
    古代两栖类是否也具备皮肤呼吸功能,目前尚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古代两栖类身上既然覆盖着像总鳍鱼那样的鳞片,它们就不可能进行皮肤呼吸。
    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因为通过对那些遗骸的头骨和鳞甲的切片分析,发现上面有网状微血管构造。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那种叫做“龙”的动物身上,还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的鳞片是能动的,甚至可以夹死钻进去的苍蝇。
    古籍记载对这一现象屡有描述,我过去总不大相信。
    可是,任殿元老人的回忆中居然也出现了类似的细节:“它的鳞是可以自行抖动的,水边的苍蝇多,鳞片一动咔咔直响,有时还能夹到苍蝇。
    ”我们现在还不敢肯定这种鳞动现象是否全由意志控制,但至少可以说明,龙鳞并非紧覆体表,鳞片与表皮之间仍有一定的空隙,苍蝇能够由此钻进去,换言之,龙鳞底下的皮肤组织仍有可能直接接触空气。
    只有当后来进化到爬行类阶段的动物,全身紧裹不透气的角质鳞,皮肤呼吸才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龙出现在陆地时,大多表现为神疲力乏、气息奄奄,虽然长有四条腿,却老是趴在原地不动,这种现象似乎也可证明,龙的肺功能是相当低弱的,远不能满足陆地运动的需要。
    它应当具有其它的辅助性呼吸功能。
    我在第五章中说过,上古的豢龙技术,作为整体早已失传,但是仍有若干经验片断遗留在民间。
    为趴在陆地的龙搭建凉棚,不断往它的身上泼水,这种对于堕龙的特殊救援方式,很可能也是源自早期的经验。
    这一经验在民间影响甚广,直到1944年的松花江边,仍有居民在用这种方式救护“黑龙”,尽管他们已经说不大清这样做的实际意义了。
    其实,搭建凉棚,不正是为了避免日光照射,以减缓动物体表的水分蒸发吗?用水浇身,不正是为了增加体表的湿润度,以利于气体交换吗?这一代代相传的古老经验,恰好暗示了龙的皮肤具有呼吸作用——只要让它周身保持足够的湿润度,即使几天不吃不喝,它也不会死去。
    而真正成熟的爬行类动物,是不需要享受这种待遇的。
    因为爬行动物已经具备完善的肺组织,皮肤干燥本属正常现象,用水去泼洒身体反而显得多此一举了。
    
    第三,有必要强调一下龙的口须。
     古今目击者皆已证实,龙之长须乃是大自然本身的作品,而非艺术家虚构的产物。
    古籍中出现的龙须,有些显得很长。
    任殿元所见“黑龙”的口须,并不算长,北方土语称“一那多长”,大约有20公分吧。
    据任殿元说,“黑龙”趴在岸边,不管是村民来浇水,还是苍蝇去骚扰,它的双眼总是闭着,没睁开过,嘴边长着七八根须子,又粗又硬,还直抖动。
    龙长有明显的口须,这也正是它与蜥蜴、鳄鱼等爬行类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体征。
     如同人们已经知道的,口须本是鱼类最重要的触觉器官,须上还分布着味觉细胞。
    在混浊的水中,靠眼睛的视觉来寻觅食物,显然是很不够的,此时口须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任殿元不是说“黑龙”的“嘴形特像鲶鱼”吗?鲶鱼,又写做“鲇鱼”,淡水底栖鱼,体长可达1米以上,灰黑色,无鳞,富粘液腺,头扁嘴阔,上下颌正好有长须两对。
    从古代鱼类进化到两栖类,再进化到爬行类,那些登陆成功的四足动物,应该是视觉发达而口须退化。
    可是,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口须非但没有退化。
    反而日渐发达,变得又粗又长,这个事实再一次向我们昭示:龙不仅从未远离过水域,而且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发达的触觉器官正是为了弥补视觉上的不足。
    当它偶尔出现于地面上时,由于无法适应白天较强的光照,它的眼睛往往睁不开;那不停抖动的口须,不正是想要努力探测周围的情况吗? 尽管陆生动物较之水生动物要先进得多,但水生动物及两栖类动物也有自己的优势。
    它们仅仅在活动时才消耗体能,在安静状态时,它们可以长时间漂浮在水中,使肌肉组织得到充分的松弛。
    这就意味着,它们只需要消耗较少量的食物和氧气,便能够维持生存。
    陆地上的物种,进化得快,消失得也快,这是因为陆上环境复杂多变的缘故。
    相比之下,水生环境则要稳定得多,地下湖泊更是一个静谧的世界。
    在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地表生物圈内,偶尔会出现像龙这样的反应迟饨的大型动物,这该如何解释呢?我有理由怀疑,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
    这种特殊环境的庇护,不仅使它躲过了灾难性气候的打击,而且使它避开了那些凶暴的爬行类动物的侵害。
    
    《隋书·五行志下》引《洪范五行传》:“龙,兽之难害者也。
    ”既然承认龙为“兽”,它也应当是动物界的成员,而不是什么“天帝贵畜”。
    至于说它“难害”,这倒可能是事实。
    因为它生活在一个虽然并不繁荣、却几乎没有天敌的环境中,其它兽类以至人类都很难进入它的领地,这或许也是它得以苟延残喘的原因之一。
    
    第四,让我们再来看龙的基本体形。
     龙之外形近似鳄鱼,或者说,鳄鱼之外形近似龙,这在古人的著作中已经屡屡道及,算不得什么新义了。
    我们曾给任殿元看过各种类型的鳄鱼图片。
    老人明确表示,他从电视上见过许多鳄鱼,那些爬虫肯定不是“黑龙”。
    不过有一次,当戴淮明将鳄鱼图片混入其它各种动物图片中、再请任殿元辨认时,老入又指着短吻鳄的图片说,假如不计较细节部分,光看它前半身的大概形状,也有几分像“黑龙”。
    任殿元的判断,也是来自于直观印象。
    这就更加证明古人所言鳄鱼“其物似龙”、“绝类龙,特无角耳”。
    确非凭空立说。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龙形似鳄的特点。
    章鸿钊《三灵解?龙解》: 中国载籍或以龙蛇并称,或与鼍鼋同列;而《神农本草》名蜥蜴曰“石龙子”,蛇蜕曰“龙子衣”,则识者固知龙为爬行动物之属。
    古文龙或作竜,以象形言,当与鳄鱼为近。
     章太炎《杂说·说龙》: 龙形与蜥蜴同,今俗谓蜥蜴为潜龙,亦曰地龙,南洋群岛有蜥蜴跃起数尺,俗即谓之飞龙,此亦积古相传之义。
    其大者曰鼍鳄,并似蜥蜴,鼍出大江中流,而鳄生于南海,其形正同,然则鼍鳄即龙属类。
     祁庆富《养鳄与豢龙》: 甲骨文中,龙有多种写法,其中较早的两个写作,这两个字都有四足,有鳞纹,前者还有巨口,可见不是蛇形,而是鳄形。
     应当承认,通过古文字形的分析,看出龙形近似鳄形,确是很有眼光的。
    换言之,当学者们指出龙之形象“与鳄鱼为近”时,离开真实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然而,如果仅仅以此作为凭据,贸然断定鳄鱼便是神龙的原型,那就好比《荀子·王霸》中说的“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稍稍多跨了半步,却不料偏差了千里! 现代两栖类体型偏小,最大的如东亚大鲵。
    身长亦不过1,8米,远不能和爬行类动物相匹敌。
    古代两栖类则不然。
    古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始见于泥盆纪晚期,繁荣于整个石炭纪,最后仿佛消失于三迭纪的古代两栖类动物,不仅种类较多,而且体型也偏向硕大,有身长至4、5米者。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早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大批成员,居然长得都跟鳄鱼相近似,以至有人干脆把此类动物,称之为“鳄鱼状怪物”,尽管鳄鱼是后起的爬行类,它的真正祖先原鳄要到三迭纪方才露头。
    且看图9所示,它们看上去不正像一群大大小小的鳄鱼吗?有些家伙的脑袋,不也长得有几分近似牛头吗?双椎螈螺的嘴巴,不是也挺像鲶鱼嘴、又扁又宽吗?外形上近似鳄鱼,并不等于就是鳄鱼,这个浅显的道理总是被人一再地忘却。
    
    成书于两干多年前的《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疑似》,起首第一句便是:“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
    ”使人产生极大困惑的,正是那些形质相似、难以分辨的事物。
    《疑似》一文直到今天仍让人百读不厌,就因为人类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太多了,而且不管时代如何进步,人类在认识方法上的这种片面性仍将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来。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一种求雨法术——“蜥蜴祈雨法”。
    此法起始于魏晋,盛行于唐宋。
    具体做法是,捉来若干蜥蜴,投入贮满水的大缸中,然后举行一个非常简便的祷祝仪式: 古法求雨,坊巷各以大甕贮水,插柳技,泛蜥蜴,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
    降雨滂沱,放汝归去。
    ”此亦像龙致雨之义也。
    (《尔雅翼·释鱼五·蜥蜴》) 这种求雨法可谓别出心裁,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不像是在祷告神灵,倒像是在要挟人质。
    据段成式介绍,唐人施用此法时,还要将缸盖用泥封住,令小儿用青竹竿不停顿地敲打水缸四壁。
    那就更有点折磨囚犯的味道了。
    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种近乎儿戏的做法,古人居然深信不疑。
    北宋熙宁年间,旱灾频仍,朝廷甚至颁令在民间推广“蜥蜴祈雨法”,一时间捕捉蜥蜴成风,有的地方捉不到蜥蜴,就只好拿壁虎来顶缸了。
     蜥蜴何能兴云吐雾?《渊鉴类函·虫豸部·守宫二》引《卦爻名义注》:“守宫与龙通气,故可祷雨。
    ”这种神秘的“通气”感应,究竟以何为凭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广知》:“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焉。
    ”“蛇师”乃蜥蜴之别名。
    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而恰恰是这类小爬虫能够与龙结下亲缘关系
    呢?说来说去,还是罗愿《尔雅翼》说得透彻:“其状既如龙,故祷雨用之。
    ”原来,真龙是可遇不可求,制作土龙则费时又费力,而外形似龙的蜥蜴、壁虎之类却是触目可见。
    蜥蜴本身虽不能致雨,但是,“龙子”既然被扣押在此,龙母还敢不顺从人们的意愿吗?
    这种做法表面上近乎荒唐,实质上仍是以那种偏重外部形态特征的古代动物分类法作为基本依据的。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较原始的神龙图案正呈现为蜥蜴形状。
    风靡后世的“蜥蜴祈雨法”,亦从一个侧面向我们证实,“龙形与蜥蜴同”确实属于古代居民普遍认可的直观经验。
     不过,现代研究者大多以为,蜥蜴的个体似乎太小,不可能成为神龙的直接原型:龙的原型应当是一种巨型蜥蜴,而后世最常见的巨型蜥蜴状动物,无疑要属鳄鱼了。
    于是乎,鳄鱼便成了解开神龙之谜的聚焦点。
    在这里,人们似乎又忘记了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古人是在难以寻见真龙的情势下,才不得不请蜥蜴出来帮忙的。
    鳄鱼(尤其是扬子鳄)在古代并不稀见,倘若它真是传说中的“司雨之神”,古人为什么不直接向它祈求降雨,非要绕上一个大圈子,去找那些不知为何世“亲家”的蜥蜴之类呢?古代人视蜥蜴为“龙子”、为龙之“亲家”,仅仅是从外部形态上来划分动物的类属;;现代人直截了当地把“龙”的称号授给了鳄鱼。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 走出“物之相似”的天然大迷宫。
    
    事实上,龙除了外形近似蜥蜴状以外,尚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体征和特性,如头角、吻须、鱼鳞、丰富的体表粘液腺以及对于水的特殊依赖性。
    忽略了这些重要体征和特性,我们的目光便只能长时间停留在鳄鱼、蜥蜴等现代爬行类动物的身上,而没有及早地意识到龙可能是另一种巨型蜥蜴——一支据说已经绝灭了很久的古代两栖类动物。
    
    我的这种推断,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传说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至今仍生存着恐龙的后代,这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若说那种被我国古代居民奉为祥瑞之物,直到1944年仍有人亲眼目睹的巨型蜥蜴,竟然会是比恐龙还要早的古代两栖类动物,岂不是更加近乎天方夜谭了吗?
    大自然的实际情形,远比人类假想的还要离奇。
    不用说古代爬行类和古代两栖类,即使比这些动物更为古老的物种,也仍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逃过劫数而一脉独存,最典型的例证便是矛尾鱼(拉蒂迈鱼)。
    1938年在南非附近深海中首次捕获到的这种怪鱼,长约1,5米,体表呈蓝色,披覆铜钱般大的圆鳞,因尾鳍中间如矛状突出,故名“矛尾鱼”。
    矛尾鱼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总鳍亚纲的空棘目。
    总鳍鱼是一支极为古老的鱼种,最早出现于泥盆纪的淡水中。
    空棘鱼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从三迭纪开始就移居入海,过去总以为它在七干万年前早已绝迹,却不料依然其乐悠悠地生活在300米以下的深海中,难怪当它一露面就惊动了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
    矛尾鱼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那特别粗壮的肉叶状胸鳍、腹鳍,内中骨骼的排列方式与一般鱼类不同,具有分节的中轴,非常接近陆生脊椎动物原始型四肢的构造,因而它成了人们考察脊椎动物由水到陆演变过程的“活化石”。
    尽管总鳍鱼和肺鱼到底谁更有资格代表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目前在科学界尚有争论,但矛尾鱼作为古代总鳍鱼的近亲,至少有三亿年以上的历史,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按照逻辑推论,像矛尾鱼这样历史极为悠久、形态相当原始、又没有广泛适应性的古代鱼类,尚且能够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中苟延至今,那么,在生物进化史上还不及矛尾鱼古老的两栖类,为什么不可以仰仗某些特殊环境的庇护,存留下若干数量的孑遗动物呢?
    当然,龙究竟属于两栖类还是爬行类,在没有见到动物实体之前,我的说法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
    古代两栖类有没有口须尚不清楚,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发现头上长角的;虽说古代两栖类的体型硕大,可要产生出长达10米以上者,目前也还是难以想象;跟鱼类不同,古代两栖类的头部已能转动,但往往只有一个颈椎,若按照任殿元的描迷,黑龙的脖颈有二尺多长,如同马脖子,这似乎又往前迈进了不少。
    其实,在四足脊椎动物的早期历史上,两栖类和爬行类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相当模糊的: 现代的爬行纲和两栖纲很容易从它们的外形和内部构造区别开来,但原始的古代爬行动物却不容易和古代两栖纲清楚分别,因为爬行纲原从古代两栖动物演变过来,古动物学家 对遗留下来的化石祖型也难于鉴定区别:不但骨骼构造极相接近,而且前期古代两栖纲披鳞戴甲,在外形上也彼此类似。
    有些人就混称为两栖爬行动物。
     况且,一个物种即使再保守,经过了亿万年的繁衍,或多或少总要发生若干变异。
    有的生物学家指出,假使真有恐龙的后代活到今天,它们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自身构造也将出现新的发展,不会跟原始恐龙完全相同的。
    同样道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崇拜的龙,如果真是一种古代两栖类动物,那也是在特殊环境中侥幸延续下来的一个有了新特点的变种。
    
    按照古代学术界流行的五虫分类法,龙归入“鳞虫”,并且是“鳞虫之长”。
    《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鳞,鱼属也,龙为之长。
    ”古人所说的“鳞虫”,除了全部鱼类之外,还包括一部分两栖类、爬行类。
    这里的“长”字,应当译成“为首者”。
    
    根据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所谓“为首者”,往往兼含资格最老、辈分最高的意思在内。
    众所周知,古人是从直观经验来判断事物性质的。
    这种判断虽不免时有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先民们在数千年以前由直观经验推导出来的某些猜测,常常同现代实验科学所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因此,尽管从现代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五虫分类法不尽合理,尤其是给每类动物各立其“长”,显然是为了迎合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古人凭借他们那种朴素的直观感受,判定龙为“鳞虫”类动物的首领,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龙是现代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的老前辈,这很可能是歪打正着,一语道破了浓雾掩盖下的自然真相。
    
    综上所述,龙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四足动物,它的身上依然残留着相当浓厚的鱼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停九似”之说原为画龙而设,其中的“角似鹿”、“头似驼”云云,当然不会句句是真情,但也不可能句句是虚构,至少“鳞似鱼”一句是对的。
    除了类似鱼鳞那样的鳞片之外,龙尚有其它一些鱼类的特征,如丰富的体表粘液腺等。
    龙背是否有鳍,古今目击者的说法似有不同。
    
    任殿元认定,他在1944年见到的那条黑龙,脊背上肯定没有“鱼分水”(鱼鳍)之类的东西。
    而据贾纬《唐年补录》记载,咸通末年坠落在桐城县某居民庭院中的青龙,身上不仅有鳍,而且形似鱼鳍,“鳞鬣皆鱼”也。
    姜夔《昔游诗》中说“白身青鬐鬣”,好像那条趴卧在白湖岸边的巨龙也是有背鳍的。
    
    《松漠纪闻》的作者洪皓则证实,保存在金国内库中的那具龙骸,“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跟自己所收藏的董羽名画《出水龙》非常相似,只是背上之鳍并不像鱼鳍罢了。
    
    董羽,外号董哑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画家。
    他和当时的另一位丹青高手僧传古,均以绘制龙、水图而闻名。
    他们两人的画,今天虽然已不可见,但北宋的米芾在《画史》中留下了两句评语:“传古龙如蜈蚣,董羽龙如鱼。
    ”原来,董羽画龙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他笔下的神龙往往更加接近水中游鱼的形象。
    金国内库保存的龙骸既与董羽所画相近似,可见此物实际上也是一种有着较多鱼类体征的四足爬虫。
    
    据《宣和画谱》卷九记载,宋徽宗宫廷所收藏的董羽绘龙图有十四幅,内中一幅即题为《出水龙》。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也记下了他见过的若干董羽作品,有一轴“子母出水龙手卷”,上面还有那个风流天子宋徽宗的亲笔题词。
    入元以后,董羽的画仍在社会上流传。
    元人张宪的文集中,就有两首题咏董羽龙图的诗,其中一首五言绝句,是题咏一幅名为《卧沙龙》的画卷: 仰阁青牛首,横稽赤鲤腮。
     轻雷惊不起,直待早潮来。
     读着这首咏画诗,我不禁想起了史籍记载中屡屡描述的静卧在河岸沙滩上,等候着雷雨降临的“堕龙”。
    依照张宪诗中的描绘,董羽画上的这条卧龙,脑壳似牛,腮颊则如鱼。
     令人称奇的是,非独“青牛首”是古今目击者所共见的事实、即便是龙的“赤鲤腮”,也决非艺术家随心所欲的神来之笔。
    
    北宋宣和初年,汴京近郊开封县(今河南开封县)的军民,就曾亲眼见过“两颊宛如鱼”的龙体。
    《宋史·五行志-下》记载: 宣和元年(1119年)夏,雨,昼夜几数日。
    及霁,开封县前茶肆中有异物如犬大,蹲踞卧榻下。
    细视之,身仅六七尺,色苍黑。
    其首类驴,两颊作鱼颌而色正绿,顶有角,生极长,于其际始分两歧,声如牛鸣,与世所绘龙无异。
    茶肆近军器作仿,兵卒来观,共杀食之。
    已而京城大水,讹言“龙复仇”云。
     尽管《宋史》编修于元代末年,可是它的主要材料均来自宋人自撰的国史、实录等书。
    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宣和元年发生在开封县的异事,最早见于一位北宋官僚所写的笔记。
    此人名蔡絛,是北宋奸臣蔡京的小儿子,平生最受蔡京的宠爱。
    宣和六年,身居相位的蔡京因年迈目昏,不能视事,竟然由蔡絛代行其政,批文奏草,一手为之。
    靖康元年春,蔡氏家族遭到贬斥,蔡絛也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县)。
    他在流放地完成了笔记体著作《铁围山丛谈》,追述自己在朝廷期间的所见所闻。
    此书虽不免有粉饰蔡京之嫌,但大部分记载仍属翔实可信,故而一向为治史者所重视。
    在该书第六卷中,便记有开封县军士食龙的逸闻,叙事较之《宋史·五行志》更为细致、准确。
    
    由于这一记载的价值较高,所以我不避重复,再将其抄录于下: 宣和元年夏五月。
    都邑大水。
    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
    及霁,开封县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 蹲其旁,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
    茶肆适与军器作坊近,遂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
    都人皆图画传玩。
    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
    龙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宛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座极长,其际始分两歧焉。
    又其声如牛。
    考诸传记,实龙也。
    后十余日,大水至,故俗传谓之“龙复仇”。
     正如民间传说的那样,这种动物和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成为军器作坊士兵们腹中之物的小黑龙,也是在连续几天大雨之后、洪水即将到来之前出现的。
    
    史书记载,当年五月汴京城外涌起的水浪竟高达十几丈。
    老百姓自然会联想到,这大概是因为杀害了龙族的成员。
    龙王爷要来兴师问罪了。
    据蔡絛说,小黑龙虽然被一群鲁莽的士兵吃掉了,但当时已有好事者摹绘下了它的形象,这幅写真图后来在汴京城内流布很广,“都人皆图画传玩”。
    宣和年间,蔡絛一直在京师供职,币古计他也可能亲眼见过这幅真龙的画像。
    我们仔细分析蔡絛留下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动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身长六七尺,有鳞片,呈苍黑色,基本形象与世间流传的画龙相似。
     第二,它的头颅有些像驴,跟身上的颜色不同,纯绿色,两面腮颊酷似鱼类。
     第三,它头顶有角,角的基座很长,至中间始分叉为两只。
     第四,它会发出叫声。
    其声则如牛鸣。
     其中第二点尤为重要。
    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两颊宛如鱼”,我们不妨以鱼石螈(图10)为例。
     图10 鱼石螈,又名“鱼甲螈”,其化石发现于格陵兰东部的泥盆纪地层,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两栖类动物。
    它虽然已经有了五趾型的蹼足,可是身上仍残留着相当多的鱼类特征。
    比如体表覆盖着若干小鳞片,后面还拖着长而尖的侧扁状尾鳍。
    尤其是头部的外形,几乎跟鱼没有什么差别,不仅遗留着水生鱼类特有的侧线器官,而且两颊各有一片鳃盖骨(里面的鳃却已消失),看上去真是一副活脱脱的“两颊宛如鱼”!我当然不是说鱼石螈即为中华神龙的原型,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很明显的。
    不过,从鱼石螈的例子正可以看出,鳃颊若鱼的体征,最容易在古代两栖类动物的身上出现。
    因为那本来就是它们在演化过程中尚未褪尽的祖型特征。
     我们一经弄明白了龙和鱼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龙王爷以及龙子、龙孙、龙婆、龙女
    变妆出游时,往往会以鱼儿的形象呈现在凡人的面前;为什么那些得道成仙的传说人物,有的(如黄帝、马师皇)可以骑龙上天,有的(如子英、琴高)却是乘鲤入云。
    谨抄录《列仙传》卷下“子英豢鲤”一节,以供读者赏析: 子英者,舒乡人也,善入水捕鱼。
    得赤鲤,爱其色好,持归著池中,数以米谷食之。
    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翼。
    子英怪异,拜谢之。
    鱼言:“我来迎汝,汝上背,与汝俱升天。
    ”即大雨,子英上其鱼背,腾升而去。
    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
    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十年。
    故吴中门户皆作神鱼,遂立子英祠。
     一条鲤鱼被豢养大了,居然长出了头角、翅膀,甚至可以乘着大雨冲天飞去。
    这不是神龙的化身又是什么!在色彩斑斓的传说故事中,鱼、龙之间的形象转换竟能如此的便当,内中正好隐含了古代居民朴素的生物知识——龙原本就是从鱼直接变过来的。
    现代生物科学直到很晚方才确认四足动物和鱼类的亲缘关系,而我国古代人民却在千年以前就凭借着某种直观经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真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另一个更加难解的现实问题上来吧。
    这种鱼性未泯的状如巨型蜥蜴的动物,果真能够借助大雨而腾空飞起来吗?
    之。
    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
    天极云高,云消复降。
    ”他甚至明确地把龙看作是鱼的同类:“鱼在水中,亦随云雨蜚,而乘云雨非升天也。
    龙,鱼之类也,其乘雷电犹鱼之飞也。
    ”我并不认为王充的结论都是正确的。
    但是,他在神龙问题上没冇采取彻底否定的做法,这或许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态度,因为关于龙的自然常识有其不容轻易否定的价值。
     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也曾犯过一个小小的错误,并且流布千年,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这个错误对于整部《论衡》来说,不过“若邓林之枯枝”,但因为它与本章讨论的主题大有关系,所以不能不郑重地指出来。
     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
    ”又曰升天,义言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
    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
    见雷电发时,龙 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
    (《论衡·龙虛篇》) 所谓“短书”,指当时流行的小说杂记之类。
    王充看到过一卷“短书”,那上面写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
    ”龙之升腾须要凭借“尺木”,这种说法既新奇又费解。
    于是,王充凭他自己的揣度,联系雷电击树的自然现象,试图给予“尺木”一说以合乎理性的解释。
    那么,他的解释究竟对不对呢? 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文字上有错讹。
    “尺木”应当为“尺水”: 《道藏·正一部·意林》载桓谭《新论》云:“龙无尺水,无以升天。
    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
    ”“尺水”言其少,以喻尺土。
    《初学记》载赵煜《献帝春秋》云:“孙策出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水者也。
    ”今本《吴志·大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教,误作“尺木”梁沈约《华阳陶先生登楼不下诗》云:“侧闻上士说, 尺水乃腾霄。
    云軿不輾地,仙居多丽谯。
    ”亦言所居不同,龙必近水;今亦误作“尺木”。
    唐许敬宗《鄂公碑》云:“翠虬腾骧,必先阶于尺水。
    ”亦作“木”。
    按《论衡?龙虚篇》云:“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
    谓龙从木中升天。
    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见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
    ”是汉时已有树木之说。
    《酉阳杂俎》云:“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尺木,龙头上如博山形。
    ”此乃遒书鄙论。
    龙额上自有高骨,岂得名为“尺木”!古书之“水”改为“木”,由一孔之人因谬说改之 (《癸巳类稿》卷七) 现代学者刘盼遂不同意俞氏的看法。
    他认为,《论衡》作“尺木”并没有错,《新论》作“尺水”倒是真止的讹误:盼遂案:桓谭《新论》:“龙无尺水,无以升天。
    圣人无尺土, 无以王天下。
    ”仲任所谓“短书”斥此也。
    惟“尺木”,《新论》作“尺水”,应据《论衡》改正。
    《三国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木者也。
    ”亦作“尺木”。
    近年洛阳出土隋《杨畅墓志钱》词曰:“诞此哲人,奇峰特秀。
    尺木既升,增峤增构。
    ”此文殆用龙升尺木之事,石刻确是“木”而非“水”,不若写本印本之易误。
    又唐《嶲州邛都泰张客墓志铭》云:“飞谣海甸,宣才江澳。
    雅政清夷,仁风肃穆。
    英英君子,鸾凤其族。
    长逾千里,微班尺木。
    ”考此铭以木与澳、穆、族为韵,其不作“尺水”甚显,明作“水”为误,《酉阳杂俎》云:“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龙头上如博山形。
    ”是段氏亦作“尺木”,明作“水”者乃误字耳。
    俞理初《癸已类稿》谓《论衡》“尺木”为“水”之误,然又云:“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
    ”是《论衡》作“尺木”明矣。
    俞据误本《初学记》为证,失之。
    (《论衡集解》卷六) 俞、刘两家,各有所据。
    假如龙只是一种幻想出来的怪物,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对应物可言,那么,这场笔墨官司的结果恐怕就很难裁定了。
    打个比方说吧,你说鬼的头上有两个肉角,我说鬼的头上只有一个肉角,彼此间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到头来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反复论证的,说龙非同画鬼,龙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过的动物,古人有关龙的传说和议论是以某种生物经验为依据的。
    客观既已存在的对应物,无疑是最具权威的裁判者,在古籍校勘学上亦当如此。
    龙之升腾究竟凭借什么,是凭惜“尺木”还是凭借“尺水”,只要去去看一看本书第二章中列举的大量记载,尤其是那些关于“堕龙”的现场描述,岂不就一清二楚了嘛! 尽管亿万年的独特演化,使龙的某些器官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可是归根结底,它还是离不开对水的依附。
    《聊斋志异》所记载的北直界堕龙,就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明:这条龙在浅浅的水洼中转侧翻腾,终因水量太少,腾起后又坠下,无法离开原地:直等到三天后,才仰仗着一阵大雨而飞走。
    对于龙的这一特性,《江河纪闻》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得水只能一跃,再得水复然。
    ”不独史书记载言之凿凿,即使是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民间传说故事,也不时透露出龙无水便不能腾跃的经验之谈。
    例如,曾在浙江省杭州、萧山一带流传的题为《乌龙》的故事中说,有个名叫喜儿的男孩,误吞了一颗龙珠,自己变成了一条龙,可是还飞不起来: 龙要有水才能飞腾呀!喜儿把头伏到砚瓦里,舔去刚才磨的一洼墨水,马上变成一条浑身墨黑的乌龙,哗啦啦一声响,冲出房屋,腾空飞了起来。
    又如,流传于吉林省扶余市新民乡的题为《大龙坑》的故事中说。
    有一年夏季闹干旱,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坠陷在村北草甸子的大坑里,尾巴无力地摆动着,全屯的人都来看蹊跷: 还是刘老汉见多识广,他说:“这是一条龙,从天上掉下来 困住了。
    鱼离了水活不成,龙被困在这里再有能耐也施展不开。
    我们只有把它救出这坑,它才能行雨。
    ”有人赶忙问:“那用什么法才能救出它呢?这么大,拉不动,拽不出。
    ”刘老汉说:“有法,龙靠吸水能上天,如果我们把坑里的水填足,它就能出坑。
    大家快往坑里填水吧!” 无论是质朴严谨的历史记载,或者是纷华绚丽的传说故事,都显示了相同的结论:“龙无尺水,无以升天”,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是合乎古代的生物学常识的,而“尺木”一说则明显属于违背实情的无稽之谈。
    诚然,倘若仅仅局限于书面(包括碑刻)的例证,那么,自东汉以来,言“尺木”者似乎占了大多数,只有少量书籍,如桓谭《新论》、赵煜《献帝春秋》,还保留着“尺水”的字样。
    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对于古籍校勘学来说,“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万万不可采用的。
    在古书流传的过程中,常可见到这样的情形:某些因传抄、翻刻而造成的文字夺误,有时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夺误,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蒙过大多数人,包括那些知名度甚高的学者。
    我在这里仅举一例。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载: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
    ”一吏进曰:“乃干 宝,非于也。
    ”问何以知之。
    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
    ” 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虽然罗大经和杨万里几乎是同时代人,我对这一记载的可靠性仍持怀疑态度。
    干宝并不是一个生僻的人名。
    今天具备中等以上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干宝乃是魏晋志怪小说杰构《搜神记》的作者。
    以杨万里那样学富五车的宋儒,怎么会浅陋到连干宝的“干”字都念白了呢?我的这个疑问,后来在翻阅《四部丛刊三编》中的影宋本《太平御览》时,终于找到了比较可信的解答。
    这部宋版的大型类书,是庆元五年(1199年)在成都雕印的。
    其年,正值杨诚斋72岁。
    蜀刊本《太平御览》可称校刻俱佳,其讹误比起后世通行的本子来要少得多。
    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部现存九百四十五卷的蜀刊残本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9处提到干宝的名字,除5例外,其余全都错刻成了“于宝”!由此可见,在杨万里生活的时代,流行书籍中误“干宝”为“于宝”者,曾经是十分普遍的通病。
    只有个别书籍,如那位小吏取来的韵书,尚保留着正确的写法。
    扬万里正是读了当时通行的误本而上当受骗的。
     从“杨万里不识干宝”的轶闻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王充当年可能有着同样的失察。
    古书中最初误写“尺水”为“尺木”,是由十字形相近而导致混淆,并非如俞氏所说“由一孔之人因谬说改之”本来,一部书经过多次传抄,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舛误,是很难避免的。
    在这些舛误中间,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错讹,又占了很大比重。
    《抱朴子?遐览》引谚语“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说的正是此类现象。
    “干”误为“于”,“水”误为“木”,均在其列。
    王充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批判家,但有时未免疏于考证而流于轻率。
    他自己明明在《论衡·道虚篇》中说过:“龙起云雨,因乘而行;云散雨止,降复入渊。
    ”在《须颂篇》中又说:“龙无云雨,不能参天。
    ”云雨不就是水嘛!王充当时若肯多费点功夫。
    仔细地辨析一下,或许就能察觉他所读过的那卷“短书”文字上有错讹,从而也就可以免去那一通完全不着边际的议论了。
    大约是后来人觉得“龙从木中升天”的说法过于牵强,于是自唐代以后,“尺木”又被诠释成了龙头上的一块凸起物。
    这是讹以承讹,谬上加谬,同样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
    ”我们正不妨以此为窗口,来窥探一下古人称龙为司雨之神的玄机所在。
    虽说龙王庙的大量修建是在佛教东渐以后,但龙能行雨的观念却是中国历来就有的。
    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来说,雨水的适量与否,决定着农业收成的丰歉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成败,因而自甲骨文的时代起,祷雨祭礼便成了史册记载中的大事。
    在五花八门的求雨方式中,“土龙祈雨法”可谓中国持产,对后世影响甚大。
    据《淮南子·坠形训》高诱注,此等古法可溯源于商汤:“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
    ”现已发掘的甲骨卜辞中,有一片上面刻着:“其乍(作)龙于凡田,又雨。
    ”看来,高诱的说法并非全无根据。
    塑造土龙以求雨,曾经在汉代大为走红,其操作方法详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不过又羼入了阴阳五行等内容,曼衍得相当繁复。
    后来在民间流传的“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其实就是同一种方法的延伸及简化。
     这种随影逐形的求雨法,实际的效果如何,很早就有人怀疑,西汉的扬雄说过:“像龙之致雨也,难矣哉!”东汉的王充说得更加干脆:“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尽管如此,历代兴建的龙王庙。
    是只见其多,不见其少。
    究其原因,恐怕是一种残存的原始思维方式在作怪。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 “美术像,不论是画像,雕像或者塑像,都与被造型的个体一样是实在的。
    ”“从肖像那里可以得到如同从原型那里得到的一样的东西,可以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形。
    ”因此,在难以寻见真龙的情势下,通过向龙的塑像、画像以及龙的“亲家”蝾螈、蜥蜴等献祭祷祝,照样可以达到人们所企盼的目的。
    这类在我们看来根本无法成立的神秘联系,早期居民是笃信不疑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文明社会的群体心理。
     有关思维方式的比较暂且勿论,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泥塑的
    龙固然不能致雨,其被影射的原型--状如巨型蜥蜴的真龙,会不会致雨呢? 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任何一种动物崇拜,如果所崇拜的对象纯粹出于虚妄,那么,这种崇拜断不能维持长久。
    龙能行雨的迷信,既然在民间表现得如此顽强,其间必然隐藏着若干尚未探明的因由。
    远在蒙昧时代,人类就开始对某些动物潜藏的“灵性”发生了浓厚兴趣。
    他们渴望利用动物的持殊能力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其至幻想自己就是某些“神异动物”的后代,这也是早期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一种稚态表现。
    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深受季风影响,故而旱涝无常;对于降水量的强烈关注,便构成了我们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一大特色。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可是,古代人民要求控制降水量的愿望,为什么不寄托于其它动物,偏偏要投注到这种被称之为“龙”的动物身上呢?会不会是跟这种动物本身的特殊习性有关呢? 《山海经·大荒东经》于“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之下,郭璞注曰: 今之土龙本此。
    气应自然冥感,非人所能为也。
     郭璞似乎也不大相信塑一条泥龙即可致雨,但是什么叫做“自然冥感”,他却说得不明不白。
    清人郑复光在《费隐与知录》一书中,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龙和云雨之间的关系: 龙飞于天,如鲤乘雾飞,亦理可信也。
    殆其性与阴云相习, 或乘云游戏空中,而具大神力,能摄地面一切湿气上升,因成大雨,理或有然。
     以为龙具有行云布雨的“大神力”,此说未免夸大其词不过, “其性与阴云相习”一句,很可能是恰中鹄的。
    龙的习性确实特别适宜于“阴云”(即湿度很高的空气)。
    《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桓谭《新论》的一段问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刘韵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
    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类而为之。
    ” “缘其象类而为之”无疑是一种迷信举措,然而它所依据的却是来自于民间的观察经验:“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
    ”这句话若译成观代汉语,大意是:“当龙出现的时候,总会有风雨起来伴随它。
    ”这果真是事实吗? 读者不妨回顾一下本书第二章中所列举的那些典型事件,如姜夔所记太白湖畔堕龙、郎瑛所记桃诸寨海口堕龙、蒲松龄所记北直界堕龙、纪晓岚所记高川镇堕龙、冯喜赓所记光州东乡堕龙、《永平府志》所记乐亭县浪窝海口堕龙,等等。
    在这些堕龙出现的地方,或者当时便有风雨相随,或若两三天后即来大雨,龙亦乘雨势腾去。
    任殿元在松花江南沿沙滩上看见的黑龙,据当地人讲是早晨才发现的,当天下午便下起了大雨,夜晚转成了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黑龙就不见了。
    此类古今共睹、形迹相似的现象,其间必有规律可寻。
    古人称龙为“腾雷乘水之虫”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如前所述,龙作为一种古代的两栖类动物,对于水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当地面的空气干燥时,它只能安静地潜伏在水下,而当地面空气的湿度骤然增加时,它变得兴奋起来,开始向陆地上运动。
    因为只有在高湿度的气候条件下,龙才能保持体表的湿润,才能不断获得水分的补充,以便进行连续的腾跃。
    邹阳《上吴王书》曰:“臣闻神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
    ”这段话里的因果关系,假如倒过来说,便合乎实际了--“浮云出流,雾雨咸集”的状态。
    才最有利于神龙“骧首奋翼”。
     我们知道,形成降雨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必须迖到饱和状态。
    首先是要“油然作云”,尔后方能“沛然下雨”。
    时至今日,我们能使用雷达来探测几百公里以外的积雨云和台风云,甚至能使用气象卫星来观测云团的分布及走向。
    可是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古代,人们又是怎样预知天气变化的呢?从很早的时候起,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自然界诸多事物,在气候发生显著变化之前,常会表现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特征。
    利用这些特征来预报天气的阴晴冷暖,古人称之为“物候占”王充在《论衡·变动篇》中写道: 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
    ……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緩,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
     这里所说的“固疾发”,是指人身上的旧病受到阴雨的影响而复发。
    关节炎患者的经验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为什么当本地天气尚处于风和日丽、并无潮湿之感的情况下,那些关节炎患者却能敏锐地感觉到从远方翻滚而来的异常大气流呢?原来,天空阴云密布时,大量带电荷的气流集合在一起,不同电荷相互吸引、撞击,产生高频率的电辐射,进而又引起地面磁场的变化。
    正是这种人眼看不见的电磁波,可导致人体的生物电系统发生紊乱。
    关节炎患者由于局部组织存在病理变化,很难自行调节来对抗这种外来的干扰,所以就表现得格外敏感。
    当异常大气流距离病人住地很远时,电磁波却以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捷足先登,将“天气变于上”的信息迅速传递过来了。
    当然,关节炎患者的表现属于人体的病态反应,而不是常态反应。
    但是,举一隅可以三隅反。
    我们由此不难推知,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远距离遥感的机能,况且我们已经知道,某些动物器官的灵敏度要胜过人类的百倍乃至千万倍。
     洪都拉斯的生物学者伊万曾看到在人造压力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蟹鱼就拉着巨大的队伍从海洋向内陆迁移,24小时以后,大颶风从天而降,风暴卷起的海潮冲塌了这一带的海堤。
     在加利福尼亚的动物自然保护区,12匹斑马在1967年夏季以身上厚厚的一层内绒毛,为人们预报了一个严酷冬季的到来。
    这个地区离炎热的莫哈维沙漠不过40公里远,以至当时的一些科学工作者对这种天气预测是不以为然的。
    然而5个月后,气候的变化证实了斑马的预感。
     西南非洲地区的人们也通过一些动物来预测天变。
    当格努斯大羚羊咬死刚刚生下的幼犊、施布灵跳羚纷纷堕胎、群鹿不再雌雄交配时,当地的农民都知道,长期大旱无雨的灾情即将降临了。
    动物们之所以不要幼儿,是因为它们懂得,没有雨水,牧草就长不起来,它们也就无法将幼儿掩护起来而免遭敌人的袭击。
     这些事例都向我们证实,在这个世界上,动物的气候预测器官是如何的准确、无可比拟。
     龙的身上可能正具备这样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对于远方正在 形成的云团,尤其是大面积的积雨云,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应能力一旦当龙暴露在某地之后,或早或迟总会有成团的阴云涌动而来。
    因此在古人的整体经验中,“云从龙”、“龙致雨”乃是看得见的真理,尽管有幸目睹此类奇景的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极少数。
    且以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的记载为例:那个“牛首鼍身”的怪物坠落在潘氏墓地,时方“赤日杲杲”,绝无阴雨迹象。
    可是到了第二天,风云突变,“风雷交作,大雨如注”,怪物即在雨中奋身一跃而远去了。
    类似这样的观察圮录,经过不断的积累,最终上升凝结为一种经验。
    光绪《重修五河县志》卷三风俗编,引述在当地流传的物候占经验谈: 龙见鱼跃,必有雨。
     天气转阴时,随着气压的急剧降低,水中溶解氧量减少,鱼类便感到呼吸困难,因而焦躁不宁,时常跃出水面,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龙见”和“鱼跃”并举,此明两者同属生物现象。
    不言而喻,“龙见兆雨”原本也是一种直观经验,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后来衍变为“龙主行雨”,则成了神话和迷信了。
     古代居民在无法掌握自然力的情势下,对动物界存在的“自然冥感”现象大为惊奇,因而将过高的期望投注到了某些所谓“神异动物”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古代祈雨术模拟龙的形象来呼风唤雨,现代仿生学模拟蛙眼的构造来研制图像识別机。
    前者是蒙昧的表面化的模仿,后者是科学的本质意义上的模仿。
    两者性质虽然有别,取动物之长为己用的意图却是一脉相通的。
    平心而论,“龙致雨”之说确实含有真理的成分。
    不过那是一种被曲解的真理。
    龙和云雨之间的“冥感”,并不是龙主动招致了云雨,而是即将到来的云雨刺激龙进入兴奋状态,即王充所说的“云雨感龙”。
    从感应的超前性来看,龙远在泥鳅之上,往往能提前好几天;但是就兆雨的准确率而言,似乎又不尽如人意。
    因为龙只能感知远处袭来的云团,却不能控制云团的走向,更不能随意制造大雨,而在某一地区能否出现降雨,除了须有富含水汽的云层以外,还要受到其它条件的制约。
    所以在甲地形成的云团,是否会经过乙地,经过时又是否会降而为雨,这里面有相当大的未知数,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也。
    在古籍记载中,我们不是也曾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吗?某些倒霉的龙坠地后,十天半月不见一滴雨,结果把一条“神灵之精”给活活憋死了! 这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很值得一议。
    生物进化的法则告诉我们,生物的每一个特点,如果对自身有实际价值的话,可以由自然选择一直引导到最完善的程度。
    换言之,生物的每一项特殊技能的高度完善,无不是它与某一特定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对照该项法则,再看一看龙坠地后的那种尴尬情形,现实的疑问便来在了:旱地面积成片扩大、湖泊河塘日益缩小、潮湿空气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龙为什么仍要屡次三番地往陆地上蹿呢?假如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后来一样,龙向陆地所作的每一次腾跃都面临着失水的危险,那又怎么可能卓有成效地演化出一套“乘于水则神立”的特异本领来呢?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某些鱼类经常向空中冲跃、滑翔,其实就是在作离水的尝试。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在三亿五千万年前的登陆大革命中,那些爬上岸来的先锋战士,不见得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挪动的。
    其中有些成员,原先就已经具备了在水面腾跃的技能,它们为什么不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技能,向陆地上发起冲击,以尽量缩短从一个水塘转移到另一个水塘的时间呢?而最有利于它们在水陆之间自由腾跃的,也应当是另外一种气候条件和地貌环境--终年降雨量异常丰沛,陆地上遍布池塘沼泽。
    最符合这些条件并具有典型意义的,恐怕要数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石炭纪了。
     在地球的气候变迁史上,石炭纪的暖湿多雨是毋庸置疑的。
    形态各异的蕨类植物覆盖着广大的陆地,完全裸露的旱地几乎是没有的。
    通过对石炭纪煤层的取样分析,发现已经炭化的植物茎干上普遍缺少年轮,这说明当时没有寒冷气候和干旱季节,树木终年都能均匀生长。
    大批植物倒地沉积而没有被空气氧化,亦可证明当时不仅降雨丰沛,而且在植物林区内排水不良,即存在着众多的沼泽。
    正如古气候学家L·A·弗雷克斯所说:“石炭纪明显的气候特征是高湿度。
    ”倘若我们能够骑上英国小说家威尔斯设想的那种“时间旅行机”,回到石炭纪的世界中去转一转,我们也许会感到很不舒服的。
    因为在那样潮湿的空气中,人体的汗液很难得到散发。
    可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在古代两栖类动物的感觉上,却是优哉游哉的极乐世界。
     如上一章所述,龙很可能是在隔离或半隔离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某一古老物种的孑遗。
    这种动物鱼性未泯,颇具古代两栖类的特征:它对于水的依赖性,更是明显超过了后世常见的爬行纲动物。
    尽管地质史上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它却无法像后来兴起的物种那样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它的肌体组织包括神经系统内仍旧保留着对于那个美好盛世的顽强“记忆”。
    所以每当地面空气的湿度急剧上升时,它便会本能地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可惜的是,它所追逐的只是一个短暂的梦境而已。
    整个地表层的实际状况,对于这种阅尽沧桑的动物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糟,“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看来,这种曾经被人们奉为神祗、因而附会出了无数传说的“鳞虫之长”,其实不过是一种明显背了时的动物。
    它所以受到人们特别的珍视,乃是因为它太古老,又太稀少了。
    
    @天行211 2018-07-12 10:18:19

    第三章

    从1991年11月起,我同任青春建立了通信联系,至今已进行了数十次通信,从各个方面了解了任氏父子的情况。
    那篇投向《中外书摘》的征文稿,其细节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
    1992年5月,按照我拟定的提纲,任青春又同他的已经75岁高龄的父亲任殿元进行了一次长谈,并作了详细的谈话记录。
    这篇谈话记录稿,不仅在细节,上更加具体、真实,而且还订正了那篇发表在《中外文摘》上的回忆文章中的若千失实......


    —————————————————
    @picay 35楼 2018-07-12 18:21:00

    我是相信有龙的 但是我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近代再没有人能看到龙呢 ?为什么目击都出现的古代 现代龙知道人太可怕了 不会出来了么
    —————————————————
    在书里有记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多次发生坠龙事件,并且有人多次组织浇水,盖席子。
    营口坠龙是里面最出名的一个。
    
    “图腾说”来自于1942年 闻一多先生发表的《伏羲考》一文,来自于《伏羲考》中百十个字的简短论述。
    
    《伏羲考》关于龙图腾的原话是:“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
    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
     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
    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

    但: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中华第一龙”的发现,真实见证了6000年龙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为龙的子孙的事实。
    ?
    1988年,在濮阳县城西南,发现一处早期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南边,是五代后梁修筑的濮阳古城墙。
    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经国家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科学发掘,在仰韶文化第四层下,发现了三组蚌壳砌塑的龙虎图案,其图案生动,姿态传神,对于这些图案的寓意、其所在墓葬主人的身份,引起了考古界的种种猜测,在当时的考古界掀起了研究龙的热潮。
    它的发现,把华夏龙崇拜的宗教活动现象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意义重大。
    ?
    第一组龙虎图案,墓主人为一壮年男性,头南足北,身长1.84米。
    在其两侧分别为蚌壳龙虎图案。
    龙在东侧, 虎在西侧, 此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
    第一组龙虎图案已经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组龙虎图案
    第二组龙虎图案,是蚌壳砌塑的“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龙虎呈首尾相反的蝉联体…。
    ”该遗址龙虎图案,与奇石“虎踞龙盘”的形态神奇般的一致。
    
    ?第二组龙虎图案,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龙虎呈首尾相反的蝉联体
    第三组龙虎图案,是人骑龙图案。
    内容为一只奔虎,作跷尾奔跑状。
    龙昂首作腾飞状,龙背骑一人。
    龙旁为一虎。
     这与传说“黄帝骑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相符 。
    ?
    ?第三组龙虎图案:人骑龙图案

    三组龙虎蚌图,造形独特、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仰韵文化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专家们一致认为,蚌龙在考古断代上属仰韵文化早期的遗迹无误,在形态上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的正宗祖先。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该遗迹的蚌壳标本作碳十四科学测定,在距今6460±135年前,目前在全国考古发现的龙图案中年代最早,故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
    
    此次重大发现,轰动了海内外。
    国内外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考古学家邹衡题词:“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龙其深刻的内涵正在被揭示,而蚌龙本身的现实意义已超出了学术研究本身。
    1988年《人民画报》曾用19种文版发行120个国家。
    国内主要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文物》、《华夏考古》等都先后作了报道。
    ?
    考古学家邹衡题词:“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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